孔子：永續生命活力的知識分子

孔子的家鄉在山東曲阜，這裡原是神農氏活動的地方，是我國農業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是商部落前期的都城（奄）所在地，又是西周周公禮樂制度在魯的「試驗區」和「示範區」。正是這種文化血脈，滋養了孔子。

平民出身的孔子，年輕時「多能鄙事」，放過羊，守過倉庫，會算術，能駕馭四匹馬的馬車，走在街頭也像跳舞一般有節奏。他懂音樂，會彈琴，愛跳舞，精禮儀，喜賦詩，會射箭；他當過國家禮儀活動的主持人，還主持過別人的喪儀——這使他取得了「儒生」身份。他還是位出名的大力士，「力能扛關」，只是不善於種田、種萊，他自己承認「吾不如老農」。他也不會做生意賺大錢，但他的學生子貢卻是國際大商人，資助他周遊列國，打通各國當權者的門路，替他四處揚名，是他最得力的弟子。他對財富的用處是有切身體會的，所以《易傳·十翼》中說，「崇高莫大乎富貴」，這話當然有來頭。

孔子的生活態度很陽光。他編《詩經》，每首詩都有「樂譜」，可配樂演奏，這大家都知道，那麼孔子怎麼「念詩」，怎麼教學生「為詩」呢？北宋大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里說：「學詩者必自《二南》而入焉。故孔子於伯魚告之曰：『不學詩無以言。』既而又告之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這是說：人如果只會空口念古詩，不懂得演唱《周南》與《召南》這樣的配舞樂章，就等於朝著高牆呆站著，當「木雞」，做「獃頭鵝」，太沒意思了。

這裡說的《周南》《召南》，指周代流行於中原一帶的民間樂曲。按古代青少年入學讀書的次序，念《詩經》時正是12歲到20歲的「青春期」。孔子讓他的學生放聲高歌「君子好逑」，還要舞著跳著彈奏著唱它，這場面和氛圍跟今天的演唱會或街舞也許類似吧。

孔子從過政。他好不容易當上魯國管刑法的「司寇」，一上台就跟魯國炙手可熱的權勢人物過不去，很快丟了官。他便離開魯國，周遊列國去了。人在旅途很苦，但他自嘲說自己「惶惶如喪家之犬」。

當然，孔子最擅長的還是當老師教學生，在竹簡木片上刻寫文字，用牛皮繩兒編排書簡。他生活在晉楚吳越爭霸白熱化的年月，那個時代充滿了動亂，充滿了災難，他很希望社會安寧，人民樂業，君子守「禮」。他帶著弟子東奔西跑，總想找個地方施展才幹，親自去治國平天下；然而他沒有這個機會，人也一天天老了，只好回到家鄉，干他的教師行當。

他當教師，不光是用詩、書、禮、樂的文化知識來教學生，還用射、御、書、術的技能來培育他的生徒，德、智、體、美、勞樣樣都上，還有軍體訓練。就拿「馭」來說吧，上古交通運輸以至戰爭，都離不開「車馬」，這就得十分講求駕馭術。古代有一車四馬、一車八馬的，在大路上走，讓車馬協調好，已經不易了；在山原曠野駕馭車馬追逐禽獸，地上坎坷無路，更不易；有時還要與勁敵交戰，這可不是鬧著玩的，需要極高的駕技。

故有所謂「五御」之技，五項駕馭車馬的技藝，那是當時謀生的高級技能。其操作要領、考核標準是：鳴和鸞，「鳴」是安在軾上的鈴鐺，「鸞」是裝在衡上的鈴鐺。鸞鳴和應，以音響的節奏分明而動聽為佳，用於調節長途跋涉之單調，也用以通告前方「大車來了」以便及時避讓；逐水曲，要求在曲折的河道大堤上駕馭車馬，能平穩轉彎，不致翻車落水；過軍表，「軍表」之「表」，是在曠野豎起兩根標杆形成「門」，兩門柱之間豎置一短闑（音niè），用來限定車輪運行的方向，門柱之間的距離，比車軸兩頭各寬出一拳，門內遠處放置一目的物，馭手駕駟馬大車，從門外很遠處起步，向目的物疾馳，穿門而過，車馬不得撞擊門柱，可見它比今天駕校的考核要難很多；舞交衢，御車在交道口通行，車馬或直行，或轉向，都要像舞蹈一樣順暢有序地輕鬆通過，《周禮》要求「舟車擊互，敘而行之」；逐禽左，駕馭戰車，依禮「人君自左射」，為保證君主能始終向左方射箭，馭手必須隨時調節車馬的前進方向，這當然不易。

孔子不僅是用「詩書禮樂」之道教他的學生，還以「射御書術」的實用技能教他的生徒，真正是「傳道」而「授業」。他是古今中外較少見的「全知全能大教授」。據說他有三千弟子，七十二名學有所成者，子夏子張子思們還成了他編書傳道的得力助手。當年，孔子面前堆著大堆大堆的竹簡，一面整理「魯史」成《春秋》，一面把「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改寫壓縮成一本《尚書》，一面又刪削由600年前民間傳下來的詩歌，形成了《詩三百》。他本人很不喜歡「鄭衛之音」，然而恰恰是他辛苦地保存了這些新銳鮮活的民歌，否則，誰會知道「桑間濮上」是什麼呢？可見他當年整理舊籍時，並不以個人好惡作取捨，但也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個人的原則性態度。

作為宋國人的後裔，孔子對商文化情有獨鍾。商人好鬼，什麼都要占卜問卦，可是孔子整理《易經》時，寫了十篇專論，偏偏無一言涉及怪力亂神，卻把一本「占卜之書」轉化為中國學術之祖。作為一介平民知識分子，又育人，又編書，有理論，有實踐；到老了，還成就了那麼多文化事業，真的不容易。他的生命活力之光華，過去沒有滅，將來也不會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