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羅茨基：自由，在於掌握了疏離的藝術

話劇《審判寄生蟲》劇照

年初的一個晚上，和幾個朋友在蓬蒿劇場看了一出話劇《審判寄生蟲》。話劇改編自俄語詩人布羅茨基在1964年被蘇聯當局以「寄生蟲」名義加以審判的一段史實。當時的布羅茨基只有22歲，寫作並翻譯了少量詩歌，然而這場卡夫卡式的審判，卻讓他在全世界聲名大噪。聲援來自對集權體制的共同惡感，起初是阿赫馬托娃及彼得堡詩人圈裡的朋友，隨著記者維格多羅娃將受審實錄流傳到境外，BBC很快播放了據此改編的廣播劇，布羅茨基的事迹開始廣為人知。

兩個小時的話劇，雖以審判為主要線索，穿插其間的詩句、獨白，卻將時空推向布羅茨基一生中所有的重要節點。對像我一樣起初並不夠了解這位詩人的人來說，話劇簡直是一堂信息量密集的文學課。然而，交叉路徑的匯合處是反抗，是桀驁的青年詩人面對庭審時的那份不羈還有無奈。不妨看看下面這段記錄：

法官：您的職業是什麼？

布羅茨基：詩人。詩歌譯者。

法官：是誰承認您是詩人的？是誰把您列入詩人行列的？

布羅茨基：沒有人。（並非挑釁地）那麼是誰把我列為人類的呢？

法官：那您學過這個嗎？

布羅茨基：什麼？

法官：學過怎樣成為詩人嗎？您沒有上過大學，那裡培養……那裡教出……

布羅茨基：我不認為詩人是教育出來的。

我們或許該慶幸解凍之初的蘇聯還留下了這樣一份詩歌檔案，供我們辨認一位詩人的成長線索。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段布羅茨基的獨白：「對抗惡的最切實的辦法是極端的個人主義、獨創性的思想、異想天開，甚至——如果你願意——怪癖。即是說，某種難以虛假、偽裝、模仿的東西；某種甚至連老練的江湖騙子也會不高興看到的東西。換句話說，即是某種像你自己的皮膚般不能分享的東西：甚至不能被少數人分享。」

話劇《審判寄生蟲》劇照

不論如何，詩人因為缺乏穩定的工作，被認為是不勞而獲的社會寄生蟲，最終被判決勞教5年，雖然在各方努力下，他最終在流放地，一個叫諾連斯卡亞村的集體農莊里待了18個月。在傳記作者謝洛夫筆下，那是布羅茨基沉潛於詩學的一段時光，布羅茨基本人在一次談話的回憶也頗有意味：「我一生中最好的時期之一。沒有比它更糟的時候，但比它更好的時期似乎也沒有。」

儘管如此，布羅茨基後來很少回憶這段經歷，部分原因在於，他與波蘭詩人米沃什一樣，拒絕將自己放在受害人的位置上，做廉價的哀悼；部分原因也在於，他有意疏離於這段經驗，因為一些不公正的言論指出，布羅茨基的世界聲望並非來自他的詩作，而是來自他的受審。

當然，布羅茨基本人肯定不屑如此作想。關鍵詞在於疏離，在於他早在幼年便養成的人生態度，後來不過是越走越遠罷了。我有時想，拋開布羅茨基的那些詩篇，他的那種去意識形態化的哲學識見無疑走得更遠。在為詩一辯的偉大傳統中，布羅茨基的聲音震耳發聵：詩歌，在難言的激情中發明與延續語言，美學先於倫理，而「個人的美學經驗愈豐富，他的趣味愈堅定，他的道德選擇就愈準確，他也就愈自由——儘管他有可能愈不幸。」

布羅茨基

美學經驗首先來源於對現實與存在的疏離。在那篇自傳體散文《小於一》中，布羅茨基記錄了少年時代的思想碎片：「我記得，在我十歲或十一歲的時候，想到馬克思的名言『存在決定意識』，覺得只有在意識學習掌握疏離的藝術時，這個說法才是真的；之後，意識便獨立自主，並可以決定和忽略存在。」

布羅茨基嘗試疏離的第一步是，主動忽略掉課堂內外無處不在的領袖畫像：有金黃色鬃發像天使一樣的嬰孩列寧；禿頭、緊張的二三十歲的列寧，以及一些變體，帶著工作帽的，別著康乃馨的，穿著馬甲的列寧；後來是斯大林，活著的尚且沒有得到歷史贊助的斯大林。布羅茨基坦言自己在這個方向上走得太遠，以至於他將任何表示重複的東西，便視為一種必須剷除的損害。「只要是大量的，我便立即把它視為宣傳。」而「基於某種理由，過去不像未來那樣輻射如此巨大的單調。未來因為其大量，所以是宣傳。雜草亦然。」

這當然是美學的態度，也是詩歌的態度，卻向我們透露出某種自由的奧秘，發現（對所有表達未表達出的詩歌尤為重要）的眼光需要對現實的某種陌生化，面對大量重複的沉悶，人們需要疏離，需要轉身，換言之，需要重新發明現實。

布羅茨基

或許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才能理解監獄中困守二十年的安迪，終生將自己囚禁於海上的鋼琴師，又或者，一輩子沒有走出過小鎮的康德。然而，這並非無所作為，並非一種自欺欺人的生活藝術化。布羅茨基的態度理性而進取，雖然美學經驗永遠擺在第一位。在1984年威廉斯學院的畢業典禮致辭上，布羅茨基以親身經歷，提供了一種身處極端環境中對抗惡行的作為——面對監獄看守無禮的規則，劈光放風場里的所有木材，否則沒飯吃。一名二十四歲的囚犯連續砍了12小時木材，讓看守最終變得迷惑而恐懼——「可以通過過量來使惡變得荒唐；它表明，通過你大幅度的順從來壓垮惡的要求，可使惡變得荒唐，使傷害失去價值。」

閱讀本身也是訓練疏離藝術的重要途徑，它讓一個人保有一張表情獨特的面龐。更重要的是，對文學的閱讀，本身就是對惡的抑制。在那篇著名的諾貝爾授獎詞中，布羅茨基說道：「我只想說——不是憑經驗，唉，只是從理論上講——我認為，與一個沒讀過狄更斯的人相比，一個讀過狄更斯的人就更難為著任何一種思想學說而向自己的同類開槍。我談的正是對狄更斯、司湯達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巴爾扎克、麥爾維爾等等的閱讀，也就是說是談對文學的閱讀，而不是談識字，不是談教育。識字的人也好，受過教育的人也好，完全可能一邊宣讀這樣或那樣的政治論文，一邊殺害自己的同類，甚至還能因此體驗到一種信仰的喜悅。……」

寫作當然也是。只是，正如布羅茨基在一首詩中所寫的那樣：「每樣事物都有其局限，包括憂傷」，僅僅累積沒有把握的寫作，面臨的局限更多。平庸與偉大，拘謹與自由之間的分野，似乎就在布羅茨基1965年6月13日寫給詩人雅科夫·戈爾丁的那封信中：

「看待自己的時候不要去與其他人作比較，而要天馬行空。要天馬行空，讓自己為所欲為。如果你憤怒了，那麼就別掩飾這一點，讓它粗魯下去好了；如果你開心，同樣不要掩飾，就讓這開心老套好了。要記住，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不是任何人的生活，即便是最崇高的規則，也不是為你而立的法律，這並非你的規則。它們至多不過像是你的規則。要獨立。獨立性，這在所有的語言中都是一種最好的素質。就算這一點會把你引向失敗，這也將僅僅是你的失敗。你自己去與自己算賬；否則的話，你就不得不去與鬼才知道的什麼人算賬。」

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1980年5月24日，在生日那天，布羅茨基以一首詩回顧了自己40歲的生活——

「由於缺乏野獸，我闖入鐵籠里充數，

把刑期和番號刻在鋪位和椽木上，

生活在海邊，在綠洲中玩紙牌，

跟那些魔鬼才知道是誰的人一起吃塊菌。

從冰川的高處我觀看半個世界，塵世的

寬度。兩次溺水，三次讓利刀刮我的本性。

放棄生我養我的國家。

那些忘記我的人足以建成一個城市。

我曾在騎馬的匈奴人叫嚷的乾草原上跋涉，

去哪裡都穿著現在又流行起來的衣服，

種植黑麥，給豬欄和馬廄頂塗焦油，

除了干水什麼沒喝過。

我讓獄卒的第三隻眼探入我潮濕又難聞的

夢中。猛嚼流亡的麵包：它走味又多瘤。

使我的肺充滿除了嗥叫以外的聲音；

調校至低語。現在我四十歲。

關於生活我該說些什麼？它漫長又憎惡透明。

破碎的雞蛋使我悲傷；然而蛋卷又使我作嘔。

但是除非我的喉嚨塞滿棕色黏土，

否則它湧出的只會是感激。」（黃燦然 譯）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