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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詩詞大會》帶火了中國傳統文化 下一個火的或許是這個古老的劇種哦

佛教與道教在不斷地影響著信仰者的基礎上,還將「佛道融通」的主張擴散並根植於中國傳統文人的心中,對其思維與創作打下深刻的文化烙印。


作者簡介


九丟,女,1989年生人,籍貫山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在讀

摘 要


道教與佛教自漢時起,就一直處於一種對立互補的狀態中,而隨著這種關係的不斷推演進化,發展至宋時就已呈現出「三教融合」的包容並進的態勢。本文即藉由分析「度脫劇」這種融合了宗教文化的元雜劇劇種以展現當時大背景下的佛道教發展現狀。


北宋元雜劇(資料圖)


元雜劇作為元代代表性文學,其題材選取涉獵廣泛,包括英雄豪傑、國家政治和倫理道德等等,在這其中,以神仙度脫為選材的劇目佔有很高的比例。在分析這一劇種時可以發現,其中佛教與道教因素呈現出雜糅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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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度脫劇」?


關於「度脫劇」的定義和內容,最早見於日本學者青木正兒的《元人雜劇序說》:「神仙道化不外取材於道教傳統,現存作品有兩種,一種是神仙向凡人說法使他解脫,引導他入仙道,稱為度脫劇;一種是原本為神仙,因犯罪而降生人間,既至悟道以後,又回歸仙界,稱為謫仙投胎劇」。之後又有胡可立的《劉翠劇的兩種類型》、台灣學者羅錦堂的《現存元人雜劇本事考》、幺書儀的《元人雜劇與元代社會》等文章都有對於「度脫劇」的概念分析。在分析比較前人觀點的基礎上,依託《元曲選》和《元曲選外編》,筆者將「度脫劇」界定為所有通過宗教理想境界反觀現實社會的黑暗與醜陋,最終實現了悟佛道義理,弘揚其有關度人、度己、度世主張,故事情節安排多為「舍離——啟悟——回歸」即「仙——凡——仙」模式的劇目都納入到「度脫劇」的範疇之中。因為這些劇目中都透露出甚至宣揚了佛教、道教的度世思想,所反映的宗教功能和主旨是相似的,因此都可以稱為廣義上的「度脫劇」。


2


「度脫劇」中呈現佛道雜糅現象的原因

在之前學者的研究中,大多是涉及對於元代宗教戲劇盛行的原因分析。例如楊毅在《宗教與戲劇的文化融通》一文中,從宏觀角度將元代宗教劇興盛的主要原因概括為元代宗教文化的繁盛、迷信之風的盛行、元代文人的潦倒及文人們對宗教文化的青睞三者的共同作用。或單純討論佛教劇或道教劇的盛行原因,例如李學清的《論元雜劇中的佛教劇》對於元代佛教劇產生的原因提出元統治者對佛教的支持、元統治者對雜劇的限制和元代法律與雜劇間矛盾的調和不公三方面因素考慮。但是以上這些原因都不足以說明為何元雜劇,特別是「度脫劇」中會呈現「佛道融通」的現象。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度脫劇」中呈現「佛道融通」的原因歸納為三教融合的歷史背景、實用主義引導下的多神崇拜傳統和創作者與觀眾的群體性特徵三方面。


(一) 三教融合的歷史背景


自東漢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後人多有從各自立場倡導三教合一。至唐朝,敬宗主持麟德殿論三教並將《三教論衡》公諸於世,明確表示統治者對三角的態度,促使三教合一思潮高漲。終於在宋元時期這股思潮進一步深化並且實現了高度融合。


1、統治者實行「三教並重」策略


元朝是由蒙古貴族所建立,包括藩國蒙古朮赤汗國、蒙古察合台汗國、蒙古伊兒汗國橫跨歐亞大陸,幅員遼闊的大帝國,其疆土內的種族也十分繁多,這些因素都使得元朝的宗教呈現多元化。為了管理社會和穩定政權,元朝統治者採取承認現狀和兼容並包的宗教政策。從成吉思汗開始,元朝的歷代統治者對於其境內流傳的道教、佛教、伊斯蘭教、也里可溫教(基督教)等所有宗教基本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甚且「優容禮遇之」,給予寬容和優待:減免各種各種宗教僧侶的賦稅雜役,並且部分僧侶能夠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正是由於元朝統治者所採取的包容政策,促成了元朝各種宗教文化並行不悖的繁榮局面。

《中國詩詞大會》帶火了中國傳統文化 下一個火的或許是這個古老的劇種哦



繪畫中的蒙古貴族生活(資料圖)


在三教問題上,元朝統治者採取「三教並重」的策略——在思想上,推崇儒學,並以程朱理學作為官方哲學,承襲宋朝國家祭典儀式。同時,鼓勵佛教的發展,使當時以臨濟、曹洞二宗最盛的禪宗為主流的漢地佛教和藏傳佛教頗為興盛。由於蒙古族也同樣信仰藏傳佛教,因此元代最高統治者極為重視扶持藏傳佛教,元代設有帝師一職,領宣政院事,既是吐蕃地區的政、教首領,也是全國佛教的最高統領。帝師的法旨行於全國各地僧寺。

金元之際,全真道達到其鼎盛時期。以丘處機奉成吉思汗召請,遠赴中亞與其會見為契機,全真道於北方地區呈大勢之姿,人才輩出,尤以全真內丹學理論最為繁榮。而江南符籙舊派也同樣呈現興旺氣象,並與北方全真道成對峙並行之勢。


(1)統治者對佛教的支持


《元史·釋老傳》開篇便提出:「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時君之好惡。」元代佛教的興盛與當時統治者的態度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據記載,成吉思汗在行軍攻打山西之時就曾召見過臨濟宗的海雲法師。而元世祖忽必烈更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在他一生的戎馬征戰中,仍然堅持「萬機之暇,自持數珠,課誦、施食」。在統一了大部分地區之後,忽必烈採取 「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一方面推行儒學,以穩定漢地文人情緒;同時積極推動佛教的傳播,並採取一系列扶惠政策以幫助中原佛教迅速恢復,用以安撫下層百姓。「故自有天下,寺院田產二稅盡蠲免之,並令緇侶安心辦道」。


同時,在朝廷機構設置中,元朝統治者最初設總制院,即以國師為領導。後又設功德使司(簡稱功德司)。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總制院改稱宣政院,擴大管理職權,且在各路設行宣政院,代替了功德司的事務。僧官如僧錄、僧正、僧綱等,也都由宣政院管轄。後來到至順二年(1331)撤銷行宣政院,另於全國設立廣教總管府十六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務。元統二年(1334),又罷廣教總管府,復立行宣政院。「宣政院」的設立,從政治、經濟上保證佛教傳播活動正常、順利地進行。依據《元史·仁宗紀》中的記載,於仁宗延佑六年(公元1039年)「特授僧人從吉祥榮祿大夫、大司空,加榮祿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開府儀同三司」。


正是由於統治者的推崇,使得元朝漢地佛教迅速從宋末戰亂的低谷中恢復到了相當規模。據《元史·世祖紀十三》中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統計,當時「寺宇四萬兩千三百一十八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所建的壽安山佛寺,鑄一佛像曾冶銅五十萬斤(即今北京西山卧佛寺的卧佛)。世祖還曾「命僧子聰同議樞密院事。詔子聰復其姓劉氏,易名秉忠,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不僅於此,元朝統治者從經濟方面為漢地佛教的恢復與傳播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國家承擔了幾乎所有的經費支出,包括舉行法會、念經、祈禱、印經、齋僧、修建寺院等等,無一例外,使得僧人處於完全不需要為衣食住行而擔憂的環境下。


據史料記載,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四月,「萬安寺成,佛象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四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成宗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賜昭應官,興教寺地各百頃,興教寺仍賜鈔萬五千錠。上都干元寺地九十頃,鈔皆如興教之數。萬安寺地六百頃,鈔萬錠。南寺地百二十頃,鈔如萬安之數」。由此可以看出當時元朝統治者對於佛教傳播事業的慷慨程度。《青衫淚》當中就描寫到:「我則道蒙山茶有價例,金山寺里說交易」,可見當時佛院寺廟幾乎壟斷了部分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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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佛造像(資料圖)


元朝統治者施行的扶惠政策使當時的僧人享有遠遠高於普通百姓的特權,一躍成為社會的特權階層。佛教思想晉陞為元朝社會的一種主流思想,並作為元朝統治者對普通百姓進行思想教化的主要手段。


(2)統治者對道教的禮遇


伴隨新興道教教派在宋元過渡時期紛紛湧現,道教的整體發展格局也隨之產生重大變革。全真教是當時影響最大的道教教派,由王重陽於金大定七年(1167年)創立,其發揚光大則是依靠丘處機。1219年,成吉思汗派使者劉仲祿等人攜帶詔書前往山東邀請丘處機前往蒙古帝國相見,丘處機應邀西行,出居庸關,途經漠南和中亞地區,於1222年才抵達「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八魯灣行宮覲見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最初是希望丘處機為其煉製長生不老葯,儘管這個要求未能付諸於現實,但是卻讓成吉思汗對於全真教有了全新的了解,並接受了丘處機「敬天愛民、減少屠殺、清心寡欲」的建議。正是這次會見,令成吉思汗賜丘處機以「神仙」之名,並開始扶持全真教。以此為契機,全真教的影響力愈加深遠,教派發展也愈加興盛,全真教由此達到極盛時期。成吉思汗元光二年下詔書豁免全真道的賦役:「丘神仙應有底修行院舍等……所據大小差發賦稅,都休教著者」,足以見得元朝統治者對於全真教的禮遇支持。


轉視江南道教,由於其符篆作法之術與薩滿教有了絲縷的相似,江南正一、上清、靈寶等舊道教教派也獲得了了信仰薩滿教的蒙古統治者的承認。在滅南宋後,忽必烈於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召見可大之子第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命其主領江南道教,賜銀印。之後又特許張宗演向道士發放度牒。此後,正一教成為江南道教之首,正一天師皆為「真人」,襲掌三山符籙、江南諸路道教事。至元成宗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上清、靈寶兩派正式歸併於正一道,藉此傳統正一教達到了空前的繁榮時期。


2、佛道教自身的互融互攝


宋元時期儒佛道三教實現的所謂「三教合一」,「並非是三個教派的合而為一,從而誕生出一種新的宗教或哲學流派,也不是三教各自思想的消解、泯滅,從而產生一種新的思想,而是指在儒、佛、道三教並行、各自基本特質不變格局下的三教思想的相互融攝與相互補充」元陶宗儀《轅耕錄》卷三十載有《三教一源圖》,概括儒家要旨為「理、性、命」;釋家為「戒、定、慧」;道家為「精、氣、神」。在當時佛教、道教教派中,以全真道融攝三教最為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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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七子(資料圖)


全真教興於金,盛於元,其創始人為王重陽。王重陽自創立教派便主張三教平等、三教合一,以《道德經》、《般若經》、《孝經》為教徒必修經典,不尚符籙,不煉黃白,不講白日飛升、長生不死,而以修鍊內丹、專主清靜返樸歸真為宗旨。至全真道全盛時期領軍人物丘處機,繼承王重陽和馬枉的思想並進一步發展,力主三教合一,如其詩稱「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他仿效佛教「眾生皆有佛性」之說,宣揚有情皆有道性,他說:「凡有七竅者,皆可成真」,「畜生餓鬼,皆堪成佛」。


(二) 實用主義引導下的多神崇拜傳統


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宗教界沒有信仰,只有實用。這種理解有失偏頗,應當說,中國既有懷著真誠信仰投身空門的人,也有借空門之地行實用之事的人。在佛教道教之中,都有對於宗教哲理的探索者、追尋者——渡流沙凌滄海西行取經的東晉僧人法顯、中國佛教三大翻譯家之一的唐僧三藏法師玄奘、日本律宗的創始者唐代鑒真和尚等等都為佛教的研究和弘教事業做出過貢獻;編寫《抱朴子》的東晉葛洪、齊梁時期著名道教思想家陶弘景、著有《無極圖》的五代道士陳摶等,也都為道教的理論建樹做出過努力。這些人都是宗教哲理的真正信仰者。


但是,當宗教落回到世俗社會中,下層僧侶常因衣食所迫遁入空門,普通百姓也難免在虔誠之中摻雜功利因素。耶律楚材在《西遊錄》中記敘: 「今之出家人率多避役苟食者,若削鬟刖鞋於蹄俗,故焉僧者少,人道者多」。出家並非是出於對於佛法精深的信仰和追求,而僅僅是為果腹蔽體,可見當時的一些僧道確實是懷抱有明確的實用性目的而選擇進入空門的。不僅僅是百姓的信仰中含有功利因素,統治階層也多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宗教。


元朝開國君主忽必烈曾表示:「基督教徒,把耶穌作為他們的神;撒拉遜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們的神;猶太人,把摩西當成他們的神;而佛教徒則把釋迦摩尼當作他們的偶像中最為傑出的神來崇拜。我對四大先知都表示敬仰,懇求他們中間真正在天上的一個尊者給我幫助」,並在與馬可·波羅的叔父及父親談話時提到他尊崇番僧,也是出於「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鬥,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權宜考慮。而對於那些精研道意佛理的士大夫,只不過採用更為雅緻的表現方法,他們所企望的也不再是現實利益的得失,而是寄希望通過宗教來獲得一種環境的寧靜和淡泊,尋找得以安身立命之處,體味人生的情味和樂趣,實現所謂「味佛法以養神」、「以沖靜為心」。


在民間,百姓的信仰呈現出一種「以不系統為特徵的隨意性」。在這種隨意性的驅動下,百姓不會花太多時間來區分佛教、道教的理論差異和各派的不同主張,而是擇其方便信仰。自唐代起,中國老百姓在信仰的偶像上就常常處於混雜的狀態。孔子、釋迦、老子同龕而居,在中國毫不為怪,和尚和道士在同一個廟宇里混飯吃,也不以為恥。道士設齋,可以念佛經。和尚也會煉丹和降魔驅鬼。反正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關雲長、土地爺、王母娘娘、玉皇大帝,甚至孔聖人都能給人消災賜福。因此,老百姓認為各教神聖可以在—起享受供養,在一起進行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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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信仰十分隨意(資料圖)


正是由於中國世俗社會在這種實用主義的引導下產生的具有雜燴觀念的多神崇拜傳統,進一步推動了佛教道教的互融互攝。特別是在市民階級的傳播過程中,市民百姓以自己獨特的「隨意性」的思想方式去認識和理解宗教,將宗教自下而上地雜糅在一起。儘管難免遠離正統佛教、道教教義,被視為旁門左道,但這並不妨礙其擴散和傳播,這種宗教雜糅恰恰在「度脫劇」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三) 創作者與觀眾的群體特徵


1、創作者群體——落魄的文人階層


處於同一歷史階段的文人士子,即使他們各自的生活環境和經歷有著不同程度的差異,但他們所關心的核心問題都是當世社會共同體的構建和社會文明模式的維繫與傳承,而作為時代代表文學的作家群體更是以其基本思想最充分地展示時代思想的特徵。大多數處於儒吏的社會地位的元雜劇作家也是如此。


由於金、元奴隸貴族的入侵,在嚴酷的民族壓迫政策下,中原文明遭受踐踏,元代文人階層的社會地位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兩方面:政治方面,晉陞之路坎坷,政治抱負難以實現;經濟方面,經濟來源被切斷,生活無法保障。


在中國,自隋朝開始實行,科舉制度就成為了中國文人階層的主要晉身之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成為當時以致之後幾千年中國文人的主流思想,「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已然成為社會共識。宋代的科舉制度趨於成熟完善,這時,科舉的掌控權回到帝王手中,考生不再對考官自稱門生,而是一躍為「天子門生」。《宋史·選舉志一》中記載宋太祖曾說:「昔者科舉多為勢家所取,朕親臨殿試,盡革其弊矣」。到南宋時,開設皇帝宣布登科進士名單的儀式,並賜瓊林宴,之後成為定製。「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蕃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不可及也」,一時之間讀書人所能得到的榮寵達到了極致。


然而,自元世祖統一中國後,元朝文人士子的境遇出現了鮮明的反差。元朝統治者將全國人民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並且在法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都規定了不同的待遇,據《元史·選舉志一》記載,元朝科舉考試「每三歲一次開試」,並在考試程序和錄取規則、授管等級等方面對漢人和南人極盡苛刻。


種種不同待遇使得直至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元代最後一次科舉,元朝官員中由科舉出身者仍屬寥寥,「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對科舉制度的不重視導致當時文人階級社會地位低下,文人士子斷卻了一條重要的晉陞之路。明代政治家胡侍指出,元代文人大多「沉抑下僚,志不獲展」。


同時,由於前代科舉自身流弊日甚,尤其是宋朝作為錄入大量科舉人才的科舉制度發展成熟時期,這些飽讀之士卻未能顯現出保衛邊疆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鐵騎的侵害的才能。元滅南宋後,愛國詩人謝枋得曾痛呼:「以學術誤天下者,皆科舉程文之士,儒亦無辭以自解炙!」


種種矛盾困苦使得眾多文人士子懷著對人生、社會悖逆的心理,反其道而行之,走向勾欄瓦舍,試圖在元雜劇中展示其我行我素,心胸曠達的性格,使自己的價值重新得到世人的認識,把內心世界的極度矛盾掩藏在狂放自由的生活外殼下。比如,在《東坡夢》中,一方面,元劇作家在內心深處標榜蘇東坡那種洒脫自如的風格,但另一方面,也通過蘇東坡表達出對社會高壓束縛不滿情緒的宣洩。以蘇東坡與佛印關於為官和出家優劣的一段對話最為典型:


(東坡雲)……這為官的,吃堂食,飲御酒,你那出家的,只在深山古剎,食酸餡,捱淡虀,有什麼好處?〔正末唱〕雖然是食酸餡,捱淡虀,淡只淡淡中有味,想足下縱有才思十分,到今日送的你前程萬里。(東坡雲)舌為安國劍,詩作上天梯。(正末雲)蚤難道舌為安國劍,詩作上天梯。你受了青燈十年苦,可憐送得你黃州三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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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中的蘇東坡形象(資料圖)


這就是出世與入世矛盾碰撞的產物,帶有對黑暗社會否定和批判的性質。


還有一部分文人則寄情于山水,築起心防,試圖通過克制、和諧的方式以實現內心世界的平衡,從而獲得內心安身立命之處,達到精神上的解脫。因此,在精神氣質方面與文人階級生活情趣相契合的禪宗和全真教的興盛,就使得元代文人對待宗教的態度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他們積極地吸收佛教關於人生無常、善惡報應的故事,道教關於成仙飛升、仙凡殊途、修道服食的故事以及佛道庄禪逍遙無憂、清靜恬淡的思想,並且當信仰者從宗教思想、儀式、方法中獲得寫作靈感及題材時,就直接將那些宗教經典中的主題內容、詞語典故、神話系統挪移到雜劇中去,並主動地對其進行調和使之符合自己的氣質主張。


2、觀眾群體——下層市民


在中國幾千年朝代更迭、戰火未息的歷史中,最終承受這些災難的始終是作為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他們本身就處於受剝削的位置, 更兼有卑劣官吏的欺壓而無處喊冤訴苦,而恰恰就是這些只有忍耐和等待的普通百姓構成了元雜劇演出時的觀眾群體主要力量。所以元雜劇作家為人們解決人生問題,實現人生理想提供了包括清官、豪傑、度脫等方向。其中以包拯為代表的清官是最正統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他與元朝當時的貪官污吏形成鮮明對比;其次是下層百姓自己的反抗勢力江湖豪傑,這可謂是當時百姓的心聲代表;最後,當前面集中方法都難以實現時,人們只能選擇最後一種途徑——神仙度脫,以尋求超常人能力的方式得以解脫,這促使他們一部分人選擇寄情於宗教。


就如在前文中我們已經分析過的那樣,下層民眾的信仰呈現出一種表現為「以不系統為特徵的隨意性」的狀態。在這種狀態的驅動下,各個宗教派別不論外來本土,皆可同廟而居,一起受到百姓的供奉,不論佛教的節日還是道教的慶典百姓都積極地參加融入,不論王母娘娘還是文殊菩薩都被百姓祈求。百姓儘管難以區別各個教派深奧的義理以及其中差異,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從宗教中尋求安慰,將宗教視為緩解現實創傷的鎮痛劑。如周育德在《中國戲曲與中國宗教》一書中所言:


「百姓有求於宗教的只是精神上的慰藉與感情上的共鳴,只希望在『被壓迫生靈的嘆息』中得到情緒上的鬆弛。他們只求衣食溫飽,五穀豐登,六畜興旺。不管什麼樣的宗教,什麼樣的儀式,什麼樣的方法對老百姓來說效果都是一樣的。」


因此,佛教所弘揚的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等學說,道教所主張的長生思想、修道成仙以及民間宗教中原始鬼神信仰和巫儀方術繼承過來的齋蘸祈禳和符籙印劍,迎合了中國百姓傳統的懲惡揚善、喜生惡死的倫理取向,滿足了下層百姓希冀與苦難現實決裂的心理需求,並以最為生動的形式、最為強烈的刺激性和吸引力,為在痛苦沼澤中掙扎的元朝下層百姓指出了一條精神解脫之路。


3


結 語

《中國詩詞大會》帶火了中國傳統文化 下一個火的或許是這個古老的劇種哦



元雜劇《竇娥冤》劇照(資料圖)


自東漢起「三教合一」的主張在中國哲學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就一直不絕於書,發展至元朝時,「三教融合」的基本格局已初步架構完成,佛教與道教開始進一步從各方面尋求二者的契合點。與此同時,佛教與道教在不斷地影響著信仰者的基礎上,還將「佛道融通」的主張擴散並根植於中國傳統文人的心中,對其思維與創作打下深刻的文化烙印,使得作為不同的文化形式,宗教文化與元雜劇之間的關係自出現伊始便呈現出雙向的互動關係:元雜劇在受到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的同時,也對於宗教文化的傳播和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正是這種對宗教文化的傳播給我們留下了思考的餘地,啟發我們進一步去研究其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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