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置信承諾、政黨政治與國家融資能力

本文為「量化歷史研究」第130篇推送

喬治一世國王

英國下議院

（圖片來源於網路）

權力制約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是政治經濟學中的核心命題，North與 Weingast於 1989年發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論文「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無疑是這一領域的經典著作。在這篇文章中，North等人提出1688年光榮革命後所確立的權力制約體制限制了英國王室的專斷權力，使得英王室能做出保護產權的可致信承諾，因此商人更加放心地將錢借給國王，違約風險的下降降低了英國王室的借債利率，這大大提高了英國王室的融資能力，為其在與法國的競爭中以及開拓海外殖民地等方面打下了堅實的金融基礎。

這篇文章啟發了後續一系列研究，同時也受到了廣泛的質疑（儘管大多數質疑並不為人所熟知）。比如，Epstein在其名著《自由與增長：1300-1750年歐洲國家與市場的興起》中就尖銳地指出，如果諾斯等人的推理是對的，那麼我們應該能觀察到，不同政治體制之間的融資能力會有持續性的差異。然而，在比較歐洲不同國家的國債利率後，Epstein發現儘管在初期，不同的國家的國債利率有差異，但是這一差異在不斷減小，並迅速趨同。因此，Epstein認為不是政治體制的差異，而是金融技術與財政能力的差異導致了不同國家之間融資能力的差異；由於金融技術可以在不同體制之間擴散，這解釋了為什麼歐洲不同國家的融資能力在不斷趨同。

圖1 1300-1750年利率與權力制約結構

Sussman 與Yafeh (2003)更是直接質疑權力制約與融資能力之間的因果關係，他們發現光榮革命後的一段時間裡，英國政府的國債利率實際上仍然相當高，直到18世紀早期，才開始逐漸下降。那麼，光榮革命後的這段時間裡到底發生了什麼導致英國國債利率降低？David Stasavage於2007年發表在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的論文「Partisan politics and public debt: The importance of the Whig Supremacy for Britain s financial revolution」認為權力制約體制對專斷王權的制約是影響政府融資能力的重要因素，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誰在控制政府，以及背後的政治基礎是什麼。Stasavag發現只有當代表商業利益的輝格黨在1715年全面控制議會後，英國的國債利率才真正開始下降。因此權力制約體制雖然重要，但是如果政治權力仍掌握在敵視商業利益的政黨手中，政府的融資能力也無法得到實質性提高。

1688年的光榮革命是英國歷史上劃時代的歷史事件，然而經常被人們所忽視的是1688年後還發生了另一個重要的歷史變化，那就是英國逐漸形成了輝格黨與托利黨。傳統上，輝格黨主張宗教寬容、有限王權、與法國進行爭霸以及進行海外擴張，而托利黨主張信奉英國國教、強調王室的傳統權力以及避免國外戰爭。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托利黨人大多是英國的大土地主，因而更關心國內利益；輝格黨人雖然很大比例上也是土地主，但有一部分是代表著金融利益的商業主，尤其是在1688年後購買了英國國債的倫敦金融家。因此，輝格黨人更加支持擴張與維持政府債務的政策，並以此為基礎積极參与軍事擴張，開闢海外市場。托利黨人卻認為英國的公共債務是對土地階層利益的剝削，因為這些債務最終還是要由財政支付，這無疑會加重國內的稅收負擔，而這些稅收最終落到了掌握著大量土地的地主身上，這等於是用地主的利益來補貼商人。因此，托利黨人極力反對擴張政府債務，他們甚至主張暫停償付政府債務，並限制英格蘭銀行的運作。

為此，在1688-1715年間，兩黨展開了激烈的政治競爭，尤其在是否對英格蘭銀行的特許經營證進行展期問題上，鬥爭尤為激烈。這種商業回報的不確定性直接體現在了金融市場上，比如在托利黨人把持下議院的1710年，英格蘭銀行的股價出現了明顯的下跌，而此時的托利政府也發現其借貸利率不斷高企。然而到1715年，英國政治出現急劇地變化，如下表所示，輝格黨人在政黨競爭中大獲全勝，完全控制了下議院。

表1 1690-1754年下議院黨派構成

而依靠輝格黨上台的喬治一世國王也順利加冕，因此輝格黨牢牢地掌握了政治權力。同時，依靠其政治勢力，輝格黨更是在1716年通過了任期法案，規定議會選舉七年一次，而非三年一次，這樣減少了議會選舉的次數以確保其在下議院的壟斷地位。輝格黨的最終勝利為商業利益掌握政治權力提供了制度基礎。由於商業利益得到了最高政治權力的保護，其向政府的貸款利率也顯著下降了。如下圖所示，英國的國債利率在1715年出現了一個斷點，此後國債利率不斷下降，而1715年正是輝格黨在下議院獲得勝利的年份。文章對此作了嚴格的計量檢驗，實證結果都支持作者所提出的政黨偏好假說。

圖2 1694-1759年英國政府借貸成本

從英格蘭銀行的股票價格中我們也能看出：1688-1715年間，股票價格波動頻仍；直到1715年以後，英格蘭銀行的股價才開始逐漸穩定並維持在高位。這間接反映了商業利益背後的政治鬥爭情況。

圖3 1698-1759年英格蘭銀行股票股價

關於權力制約、政府融資能力與經濟發展的研究仍是政治經濟學中最令人興奮的議題。Stasavage的這篇文章（及其一系列研究）表明，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制度與績效進行連接，而應更多地關注制度背後的政治權力運作。而這一點值得我們進一步地進行學術探索。

文章來源：David Stasavage, 2007, Partisan politics and public debt: The importance of the Whig Supremacy for Britain s financial revolution,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1, pp. 12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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