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思想——從起源看演變與影響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五行學說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國人的世界觀，是思想家們賴以分析世界的理論武器。這理論大廈奠基於以定居農業為主要生活方式的華夏大地，它不僅滲透到諸子百家，而且深入社會生活各領域。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學術界對於五行學說的起源、演變及影響尚未能有較為一致的認識。

一、起源

不少學者認為「五行」起源於「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這是一種誤解。五行源遠流長。在它的源頭上，「樸素的唯物主義」還沒有誕生。五行起源於上古時代「萬物有靈」、圖騰觀念和祖先崇拜。原始人起初不能把自己與群體、把人類和朦朧一片的自然界區分開來。他們認為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的山林川澤動物植物，都像他們一樣可以思考，可以互相感受。《莊子》說那時的人「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應帝王》)，真心誠意地以為自己與馬牛無差別。原始思維的這個階段可以稱作「萬物有靈」論。後來，當人們逐漸把人與自然界，把個體與群體區別開來時，人們發現了自己的渺小。在這個階段，萬物有靈論就發展為自然神崇拜和圖騰——祖先崇拜。

認為自然物有靈並把這「靈」當作崇拜對象，這在古代文獻中有豐富記載。《史記·封禪書》說封禪(在山泰築壇祭天地)儀式「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說明後世「封禪」是從原始人對山嶽神靈的崇拜發展而來的。《禮記·祭法》匯抄古代祭祀之大略，講到天、地、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四方、山林川穀丘陵，「皆曰神」，統治人民的人應該「祭百神」。

在諸多自然神中，關係到農業民族生存因而最受重視的，是土地神和農作物神，即古文獻中的「社」和「稷」神。社、稷二神合在一起，成為國家的代詞，足見其地位的重要。

在中原，與農作物關係最密切的自然因素首推雨水。雨神的名稱又與「龍」聯繫在一起。龍最初的原形大約是蛇。蛇在降雨前因氣壓低難以蟄居洞內，所以有「蛇過道，雨來到」的農諺。《山海經·大荒東經》：「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應龍是黃帝族的雨神。東方夷族蚩尤部則有「風伯」、「雨師」神。雨神之外，還有河神;神名隨河流而異。從甲骨文中可知殷商常祭的河神有「河」、「洹」等。

原始的自然神崇拜，其對象無所不包，而且上古氏族所祭自然神往往是具體的某山、某河、某樹、某石、某火塘等，還不是抽象的物質大類概念，如金、木、水、火、土等。

以上說的是從萬物有靈到自然神崇拜。與此同時，原始觀念發展的另一條線索是從圖騰觀念到祖先崇拜。由於祖先與圖騰物有特殊的關係，為了抬高祖先的地位，圖騰物所屬自然物原先的自然神就逐漸被祖先神取代。例如原屬自然神的稷，被善於種植穀物的祖先取代，稱「后稷」;土地神「社」，又被善於治水平土的祖先取代，稱「后土」。具體的自然物神被較抽象的祖先神取代之後，祖先的神性又幫助原始人形成較抽象的物質大類概念。金、木、水、火等自然物，原都各有許多具體的神的，其後都被相應圖騰或擅長該職的氏族祖先取代。由圖騰向祖先崇拜轉化的最好證據，是《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關於上古官名的一段話。在介紹了黃帝、炎帝、共工、太昊、少昊氏的圖騰觀念之後，郯子說：「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所謂「紀遠」，即圖騰名稱，「紀近」即用祖先所任「民師」、「民事」作為官名。這裡提到顓頊時的一場變革。顓頊「絕地天通」，禁止了民間巫術，同時又整理了諸神靈的「處位次主」，不再用圖騰作為官員名稱。但是顓頊也保留了一部分「類物之官」，掌管物質大類的祭祀。從夏人的《九歌》列舉的神來看，顓頊氏保留的「類物之官」大約就是金、木、水、火、土、谷六大類。

這六大類(夏人稱之為「六府」)到了周代，就成了「五祀」。這是因為其中的穀神——后稷，是周人的祖先。周人既然成為「天子」，他們的祖先也就不能與其餘五官平列。於是夏代的「六府」之官成了周代的「五祀」之官，由五個氏族「世守其職」，世世代代負責祭祀這五類物質，稱為「五正」。木正叫句芒氏，火正叫祝融氏，金正叫蓐收氏，水正叫玄冥氏，土正叫后土氏。金、木、水三正由東夷少昊氏的後代重、該、修、熙擔任(修與熙前後代替為水正)，火正由顓頊氏之子犁擔任，土正由共工氏後代句龍擔任。這些屬於不同部族的、與自然神合而為一的祖先神，在中原政治生活中起著互相制約的作用。這種互相制約，又反映了農業民族要求定居、要求共生共存的願望。這是後代五行之間「相生相剋」功能的濫觴。

西周后期，社會矛盾加劇，王室日漸腐朽，於是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疑天、不信天的思潮，見於《詩經》中的「變風」，「變雅」。公元前841年，國人暴動，把天子周厲王趕走。十四年後， 他的飽經憂患的兒子宣王上台。宣王不再重視祭祀活動，廢棄了「籍田」儀式，使那批靠祭天祭地祭百神吃飯、「世守其職」的神職人員「失其官守」，流落民間。在這同時，「五正」所反映的事物互相制約、互相影響的思想也就從神學軀殼中擺脫出來，成為一種哲理。原先，人們談事物間互相制約，就說「五祀」如何如何;現在不祭祀了，就改口說「五材」如何如何;到了春秋中後期，人們覺得稱「五材」不如稱「五行」能反映事物運動、變化的特點，就選定說「五行」如何如何了。

二、演變

1.儒家《洪範》五行 是儒家首先把五行作為理論武器。戰國儒家整理的《尚書·洪範》篇說，周武王找到商朝遺老、商紂王的叔叔箕子，向他請教治國大計。箕子說：「我聽說帝堯時鯀治洪水，把那五行之官擺錯了位置，結果洪水泛濫得更凶。帝堯大怒，不把治國大法傳給他。正常秩序遭到破壞，帝堯處死了鯀。大禹接著治水。禹疏導了洪水，天把治國大法傳給了禹，社會秩序也就恢復了正常。」這治國大法一共有九條，第一條即總綱領，就是「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水、火、木、金、土這個順序，唐人孔穎達說是按照萬物生成由微小到顯著的規律排列的：「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五行又各有「自然之常性」。水流向濕處、低處，其性「潤下」;火燃向干處、高處，其性「炎上」;木料任人揉作為輪為轅，其性「曲直」;金可熔鑄為器物，其性「從革」;土可耕種收穫，其性「稼穡」。五行又與咸、苦、酸、辛、甘五種味道相聯繫。這是有點牽強的，但也還是有線索可尋的。

《洪範》其他各條，可以說都由五行推而廣之得來。人應該注意的五件事是：貌、言、視、聽、思;人應有的五種態度，便是恭、從、明、聰、睿;由此就能達到五種思想境界：肅、乂、哲、謀、聖。在治理國家時，要重視五件大事：食，貨，祀，賓，師，如此等等。

戰國末年大思想家荀子在總結戰國學術時，這樣評價儒家代表人物子思和孟子：

聞見雜博，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荀子·非十二子》)

在荀子看來，思、孟所講的「五行」東拉西扯不合類別，說不清楚，解釋不通。可惜我們不知道思、孟五行的詳細內容，否則可以看看荀子的評價公道不公道。不過思、孟既然是儒家，那麼當時儒家整理的《洪範》大約也反映出他們的思想。當時齊國「稷下」學宮的學者整理了一部書，名叫《管子》，那裡面對五行學說有比《洪範》更為系統的闡釋。

2.道家——《管子》五行 《管子》五行的順序是木、火、土、金、水。這順序反映的是事物「相生」的關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這比《洪範》五行「由微至著」的順序更有道理，更有哲學意味。《管子》把這五行與許多事物相聯繫，成為指導具體行動的龐大體系和高層理論。這些搭配作為古人的基本常識得到社會公認。與木、火、土、金、水相應，五方：東、南、中、西、北;五色：青、赤、黃、白、黑;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聲：角、羽、宮、商、徵;五數：八、七、五、九、六;五時：春、夏、夏秋之交、秋、冬……

《管子·幼官(玄宮)》篇為齊國統治者設計了符合五行原則的「明堂」，要求國君居於明堂，按照五行原則衣食住行。如：夏秋之交，「五和時節」，穿黃色衣服，多吃甜食，聽宮聲(C調)音樂， 數字以用五為宜，飲中央黃後(帝)井中的水，如此等等。

《管子·五行》以黃帝時代為理想境界，說黃帝時「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由於人與天協調，所以「天地之美」都充分顯示出來了。毫無疑問，後世天子也應按五行原則執政。

這五行指導下的政治，注意運用了五行特點：木德行，貴在生長;火德行，貴在發散;土德行，重視農事;金德行，重視武備;水德行，重在孕育。同時，它又暗合了自然季節的客觀規律。儘管用現代曆法來衡量，它還不很準確，然而總算與科學思想有些接近了。

《管子》一書，《漢書·藝文志》將其歸入道家;清《四庫全書總目》歸入法家。當代有學者認為應屬黃老學派。筆者亦表贊同。這就是說，五行思想滲入道家，成為黃老學派的理論武器。《管子》把五行說引向獨立發展，又促成了陰陽五行家的誕生。

3.陰陽家——鄒衍五行 把陰陽與五行結合起來，在地理概念上推衍宇宙，在歷史領域內囊括古今，企圖解釋宇宙生成和歷史運轉的一切秘密的大思想家，是齊國人鄒衍。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鄒衍看見統治者日益淫侈，不能崇尚德性、給黎民做出榜樣，於是「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他講道理，從「先驗小物」開始，推及宏觀宇宙，到達無邊無際的境界。他又講到天地剖判以來，五行之間如何轉移，及各時代的政治特點。鄒子的「五行」，用的是「相剋」或者叫「相勝」的順序：水、火、金、木、土。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這個順序不是鄒衍的發明，在他以前，春秋時已經有人談了。鄒衍的創造在於他把五行相剋用到歷史上，講「五德終始」：

大凡一個王朝將興，便有自然現象顯現。黃帝時，天讓大蚯蚓大螻蛄從土中爬出來;黃帝見了說：啊，土氣旺盛了!土氣勝於其他氣，所以黃帝時色尚黃，事尚土。到大禹時，天讓草木旺盛得秋冬不凋;禹見了說：啊，木氣旺盛了!所以夏代便尚青色，尚木德。到商湯時，天讓金刃從水中冒出;湯見了說：啊，金氣旺盛了!所以商代崇尚白色，尚金德。到周文王時，天讓火紅的烏鴉銜著丹書聚集在周廟;文王見了說：啊，火氣旺盛了!因此，周代便尚赤色，尚火德。現在周室已衰，代替它的必定是奉行水德的，天將要以「水氣勝」的兆頭顯示給下界帝王。在道家看來，水的特點是「至柔」的、潤澤萬物的。所以，要想取周而代之，辦事必須效法水德。

鄒衍講這些道理的目的，是要讓人們從蒙昧狀態覺悟過來，要帝王們懂得謹慎從事，施仁義、行節儉。王公大人們初聽了他的這番啟蒙，如夢初醒，很被他吸引，衷心嚮往著去取代火德;然而過後又回復故態，不能效法水德，不能改正自己的淫侈的毛病。

三、影響

戰國時期，七雄相爭，五行思想便成為思想家們的哲學武器。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啟超所說，五行思想形成之後，「建以萬斛狂潤之勢，橫領思想界之全部」(《古史辨》五冊353頁)。西漢武帝以後， 在遼闊的中原大地上，帝國政治一直由極重現實的儒家思想支配。與此同時，五行思想則在民間發展。顧頡剛先生說：「五行是中國人的思想律，是中國人對於宇宙系統的信仰，二千餘年來，它有極強固的勢力。」(同上，404頁)這無疑是很正確的。要對這影響深遠的思潮作總體評價， 不能簡單化。由於沒有溯到它的源頭，沒有注意它產生的背景。五四時期的學者們採取了比較簡單的辦法。如梁啟超就總稱其為「妖言」，范文瀾先生稱之為「五行老妖物」(同上641頁)。 我們了解了五行思想的起源，就認識到它從上古神學體系中掙脫出來，是西周春秋時期一系列傑出思想家們共同努力的結果。五行思想的形成，是上古世俗思想對官方神學思想的勝利。它成為古代思想史上一股清冽的源頭。用五行思想武裝了頭腦的春秋後期思想家子產、晏嬰、史墨、醫和等人，他們面前的世界不再是朦朧神秘，而是清晰的、有序化的現實世界，五行思想的形成，是中華民族思維能力的一次飛躍。

漫長的中世紀，陰陽五行像生命力極強的灌木叢，蔓延在華夏大地。舉凡人民生活相關的問題：衣食住行、生喪嫁娶、吉凶禍福、貴賤窮通，無不用它進行解釋。梁啟超說它是「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不算誇張。但迷信是中國外國、東方西方中世紀的共同特徵。沒有對陰陽五行的迷信，便有宗教狂熱。陰陽五行吸引人們去了解那取決於五行規律的命運，允許人們靠自己的努力去掌握命運。就這點說，它比宗教接近科學。兩千年間，這土生土長的思想體系頑強地抵制或改造著外來的宗教，也淡化了本土的神學。同時，它的五德終始、五行災異、天人感應之類，也是思想家們同君主暴虐進行鬥爭的武器。在歷史上，當天下大亂，儒學被統治拋棄的時代，它立刻泛濫起來，填補精神真空，用它特有的自信，特有的大無畏，調動起人們的激情，去迎接現實中的各種困難。

在那春耕、夏耨、秋收、冬藏便是整個生活的環境中，陰陽五行是農夫們可以達到的最高哲理思維。由此我們想到，任何一種學說，若不深深植根於人們生活的現實之中，它終究會被拋棄。同樣的，要想讓一種好的學說為人民所掌握，首先應著力於改變人們物質生活的現狀。

（作者 臧振 原載《陝西師範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