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天啟的意義在於塔的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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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學者、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主編的《現代中國新文學史》將於今年3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提出了另外一種看待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方式。書中包括從19世紀初開始的各類文學現象和事件,比如晚清的東洋派、魏源的《海國圖志》、太平天國的各種詔書,一直到科幻小說。
王德威
本文選自王德威教授對張愛玲小說《雷峰塔》和《已經》的評價,從他的眼中解讀張愛玲的思想。
《雷峰塔》中投射出一種內傾性的迴旋話語,通過對思想、慾望和行為的現存模式的深化、重複、扭曲來展現前所未見的意義。這樣的傾向可以視為保守甚至頹廢。但張愛玲未嘗不以此提供了一個警醒的視角,讓我們一窺歷史上每一座人造的巨塔之下,都潛伏著幽靈――白蛇似的幽靈?
《雷峰塔》原是《易經》的第一部分,後來卻被張愛玲取出獨立成書。至於小說的標題《雷峰塔》(The Fallof the Pagoda),張愛玲在她給宋淇的信中說得很清楚,「塔」指的就是《白蛇傳》里「永鎮白娘子」的雷峰塔。年幼的琵琶從奶媽那裡第一次聽到了這個故事,深受魅惑。這一章寫《白蛇傳》的內容在張愛玲自傳性質的中文散文和創作中都未曾出現過。張在此援引一個具有鮮明的異國情調的傳說,也許是為了迎合英語世界的讀者。除此,對雷峰塔的指涉也為張愛玲自己那段遭到禁錮和僥倖逃脫的經歷,提供了一個有神話意味的潛文本。
更意味深長的是,「雷峰塔」把我們帶入了中國現代文學的互文世界。我們最容易想到的大概就是魯迅著名的雜文《論雷峰塔的倒掉》。在這篇文章中,魯迅猛烈抨擊中國社會令人窒息的道德教條,認為不僅扼殺了人間對真愛的追求,而且養成一種虛情假意的文化。魯迅因此樂見雷峰塔的倒掉,並嘲笑那些依舊抱殘守缺的人們。張愛玲在創作《雷峰塔》時,也許想到了魯迅的這篇文章,也許沒有。重點在於張愛玲和魯迅一樣,就著「雷峰塔的倒掉」這個事件產生了一系列聯想――從陽具崇拜的瓦解到父權的坍塌,從傳統封建制度的壓迫到現代民族主義的霸權。小說中幾乎所有男性角色都被賦予了負面色彩。這些男性色厲內荏,其實和傳統家庭體系一樣千瘡百孔。我們還可以注意,魯迅的文章最初發表於1924年,正是那一年張愛玲的母親和姑姑離家出洋。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裡,她們的決定不啻是對高高在上的男性威嚴的迎頭痛擊。
中國新文學中至少還有三個文本以塔為象徵:殷夫(1909-1931)的詩歌《孩兒塔》;白薇(1893-1981)的劇本《打出幽靈塔》;台靜農(1903-1990)的小說集《建塔者》。孩兒塔存放夭折孩童的骸骨,用以紀念過早被摧毀的靈魂。作為魯迅的追隨者,殷夫的詩歌迴響著魯迅筆下狂人的呼號:「救救孩子!」而在「左聯五烈士」事件中,殷夫是被國民黨殺害的五位左翼作家中最年輕的一位。白薇是「五四」以後最具爭議性的女作家之一。在她的劇作中,幽靈塔是囚禁處女以滿足地主惡霸性需求的牢籠。劇中的孤女被迫嫁給地主,卻在最後關頭髮現自己竟是地主的私生女;與此同時,她也與自己同父異母的哥哥墜入情網。當革命分子趕來營救這個女孩時,一切為時已晚。亂倫的禁忌與革命的圖騰在這部劇作中相互糾纏,最終以女孩的生命作為獻祭。
在這樣的閱讀脈絡里,我們要說現代中國文學裡以「塔」形成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其來有自,張愛玲的《雷峰塔》只是一個遲到的版本。然而對於雷峰塔的倒塌,張愛玲畢竟別有感悟。魯迅、白薇和殷夫等人都是革命陣營的作家,他們有多期待推倒代表封建中國的雷鋒塔,就有多期待看到一座新的、現代巨塔在原地建起。這座現代之塔可以名為革命、政黨、或民族國家。他們也是建塔者,正如魯迅的密友、北方左聯的奠基人台靜農的小說集《建塔者》中的那些革命人物一樣。
張愛玲則不在建塔者之列。作為一個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者和極端的諷世者,她對一切以崇高(sublime)為名的主張和架構永遠充滿懷疑。如果「雷峰塔的倒掉」在中國文化的想像圖景中代表一個天啟般的瞬間,那麼對於張愛玲來說,這天啟的意義就在於塔的傾頹,而非任何重建的可能。在雷峰塔倒以後寫作,意味著反省原初建塔的虛妄和野心,觀察遊盪在斷壁殘垣間的幽靈。
操持革命話語的作家和批評者當然不會認同張愛玲的觀點。但我們必須正視面對當代「歷史」與「進步」話語,張愛玲的寫作內蘊一種「否定的辯證」力量,因此不該僅僅被視為一個反動例證。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裡,已經有太多論述根據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歷史的天使」來討論現代性的可疑之處;歷史的天使如何面對著過去的廢墟,被現代的狂飆吹著背向未來前進,等等,早已成為老生常談。如果我們以張愛玲筆下的白蛇代替本雅明的天使,或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美麗的蛇妖為人間的慾望所痴迷,卻也為人類的脆弱和殘忍而犧牲,永遠被幽禁到雷峰塔下。古老的傳說記憶荒誕邈遠,卻始終與我們若即若離,儘管到了啟蒙以後的現代,千迴百轉,它還是幽幽地盤桓在那裡。就此張愛玲重述了她在《自己的文章》(1944)中的觀點:
人是生活於一個時代里的,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不能不求助於古老的記憶,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過的記憶,這比?望將來要更明晰、親切。於是他對於周圍的現實發生了一種奇異的感覺,疑心這是個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陰暗而明亮的。
我由此認為張愛玲的《雷峰塔》中投射出一種內傾性的迴旋話語( involutionary discourse)。與革命話語(revolutionary discourse)不同,「迴旋」的展開並不依靠新的元素的注入或運作,而是通過對思想、慾望和行為的現存模式的深化、重複、扭曲來展現前所未見的意義。它就這樣盤旋著,卷向自身內部。這樣的傾向可以視為保守甚至頹廢。但張愛玲未嘗不以此提供了一個警醒的視角,讓我們一窺歷史上每一座人造的巨塔之下,都潛伏著幽靈――白蛇似的幽靈?
在20世紀50年代,張愛玲離開祖國,退居到自己所發掘的記憶洞穴中。在那潮濕陰暗的所在,她默默探究中國――社會,文明,人性――最曲折扭曲的面向。她回到那「荒唐的,古代的世界」,反而揭露了「陰暗而明亮」的現實。50年代後期,張愛玲以最離經叛道的方式為中國招魂,也同時為中國祛魅。她寫的不是奉任何名義的塔的高高崛起,而是塔的倒掉。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243期第6版,作者王德威,復旦大學王宇平譯《天啟的意義在於塔的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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