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平：道在何處？理解陽明心學有幾個可能誤區

王陽明心學是宋代以來整個理學傳統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以儒、釋、道三家為典範的中國古典文化的綜合。那麼，陽明心學究竟在中國傳統古典思想的整個脈絡當中處於一個怎樣的地位？如何走近王陽明，將他還原成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歷史人物呢？今日我們一起來看浙江大學董平教授解讀陽明心學的「真精神」。

王陽明繪像

一、勿變當代「雞湯」：陽明心學研究中的解構傾向

問：目前陽明心學在社會上的關注度有所增加，但是也存在一類趨向心靈雞湯化的對陽明心學的理解，或者是帶著功利的目的來研究陽明心學，您對這樣的情況怎麼看？

董平：陽明心學當前研究狀況的參差不齊，作為一種現象是存在的，我想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們整個中國的古典文化傳承，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多多少少是有斷層的，當我們現在重新回過頭去，試圖重新接續這個古典傳統的時候，實際上我們面臨著各種困難。

首先，舉例來講，比如陽明先生的心學，實際上它是宋代以來整個理學傳統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們現在對於整個理學傳統不甚了解，突然進入王陽明，首先吸引我們的可能會是陽明先生的傳奇人生，他那些許許多多的傳奇故事，並且伴隨著這些傳奇故事，總是有許多讓我們覺得神秘、玄妙的東西，而那些東西很吸引人。如果只是就陽明來講陽明，那麼我們可能會過多地去關注他的一些神秘的、玄妙的東西，並且把那些東西，經過我們今人的理解，進一步把它神秘化。

我們今天關於陽明學的研究，首先需要避免把它神秘化，更應該避免把陽明先生這個人本身神秘化，而應該把他還原成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真實的歷史人物，並且把他放回到我們古典思想的整個脈絡當中去。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真正領會到陽明先生心學的真精神，才有可能真正對我們今日民眾的日常生活有益。

第二，陽明先生的思想是非常寬泛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以儒、釋、道三家為典範的中國古典文化的綜合。在他的思想形成過程中，他的的確確吸納了佛教、道教的元素，還有別的不同思想形態的合理元素，包括二程、朱熹的理學思想在內，最後整合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也就是我們今天一般所說的陽明心學。

可是現在同樣也有一個情況，當我們在研究中關注到這些情況的時候，很可能覺得佛教、道教的東西很吸引人，有的人甚至認為佛教、道教的東西在陽明心學的思想核心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甚至不把陽明先生當儒家看，這顯然並不符合陽明學說的基本面貌。所以在研究陽明心學的時候，我個人仍然比較提倡把陽明先生的思想就作為一個整體來看，不要再過多解構。因為經過解構，很可能陽明心學也就失掉它自身原有的完整性了。

至於「心靈雞湯」的問題，我是這樣看，如果我們能正面地來看待「雞湯」，也沒什麼不好，「雞湯」補身，「心靈雞湯」應該「補心」。但是如果只把王陽明心學理解成所謂的「心靈雞湯」，那麼事實上就不僅會喪失陽明先生思想的真正精髓，並且還會導致理解上的片面化。會有一種誤讀，或者誤導。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類似於「雞湯」的東西，多少帶有某些個人的片面理解，而把它當作是陽明先生的思想，或者是心學思想的精髓，然後傳達給大眾，這是有問題的。

王陽明《傳習錄》

二、道在何處？陽明「心」說與朱熹「性」說

問：您覺得以心學為代表的王陽明先生的思想體系，在整個儒家思想文化裡面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董平：這個話題要講的話，是個很長的故事。我們今天實際上有許多歷史所形成的，或者我們在傳遞的過程當中，往往是口耳相傳所形成的一些印象。比如我們今天講儒家，儒家究竟是幹什麼的？它究竟在提倡一些什麼東西？我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忠君愛國」、「忠孝節義」等等，但這些東西是不是先秦孔孟所提倡的？是不是儒家思想的全部？恐怕都是大問題。毫無疑問，儒家思想當中容納了這些思想，但是它並不是儒家思想的全部。

從儒家思想的整體上來講，我同樣把孔子、孟子都看作是儒家思想傳統當中的一個傳遞者。當然，通常都說孔子是儒家的創立者，我一般也並不反對。但問題是，孔子說自己是「述而不作」。如果我們往前看，那麼在儒家思想當中居於核心地位的禮樂文明，卻的的確確是在周代形成的。孔子說「吾從周」，就表明他是周代禮樂文明制度的信奉者，是禮樂文明精神的體現者，是在一個特定時代當中這一文明精神的闡述者、傳遞者。傳述之功其實很偉大，正是在傳述當中，我們才形成「傳統」。

從大的方面說，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關注人的存在。人的存在首先是個體的，如何使個體能夠獲得更為良好的生存，是儒家最為切要的一個核心問題；但個體是在群體當中的，群體是個體的集群，所以如何使群體能夠在天地之間獲得更為良好的生存，同樣成為儒家關心的重大問題。什麼叫做良好的生存？如果理論一點來講，就是個體人的生命本質、他的現實生存狀態，包括所謂物質的與精神的，這些方面能夠最大限度地融合統一到一起，從而體現我們生命自身存在的完整性，尤其是生命存在本身的意義與價值。所以從整個社會共同體的公共層面來講，儒家真正所關心的是社會的公共制度建設，以形成良好的公共生活秩序；從個體的生存方面來說，它關心的是個體心身秩序的完整建立。個體的心身秩序與社會共同體的公共秩序，這兩者顯然是不能相互違離的，正因為如此，個體就有修身問題，而就社會公共制度來說，就有制度是否合理的問題，合理的制度是能夠確保個體人格完整統一的有序表達的，並且是能夠為共同體中的個體提供良好的生存保障的。

中國自身的文化是在歷史的傳遞過程中不斷豐富、不斷發展、不斷吸納新因素而自我更新的。但是並不是說它從來沒出現過問題。就歷史來講，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實際上就對儒學造成了強力挑戰。

大家都知道，經過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已經完全融入了中國的文化體系，並且獲得了它自身的獨特地位，到隋、唐時期，又達到了那樣一種巔峰狀態，正是佛教的繁榮，使部分儒家知識分子感到了儒學所面臨的危機。最早具有這種危機意識的應該是韓愈，他已經察覺到了佛教的過度發展可能潛藏著中國自身文化傳統斷裂的危險性。也正是韓愈開始提出儒學的「道統」問題，試圖重新追回孔孟之道。「道統」的提出，某種意義上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本根意識或說是「主體性」的重新覺醒。正是在這個意思上，我把宋代以後我們通常叫做「理學」的東西，把它看成是一個整體的思想文化運動，或者哲學文化運動，這個運動的起點實際上是應從唐代的韓愈算起的。面對佛教的繁榮，韓愈提出的是一種對抗性策略，而這個對抗性策略，實際上是被實踐過的。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韓愈應該是去世在公元824年，他去世20多年之後，也就是到了公元845年，唐武宗會昌五年，有了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滅佛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次滅佛運動就是對於韓愈所提出的對待佛教三大策略的一種實踐——「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但實踐表明，這種「簡單粗暴」的對抗策略並無成效。所以進入北宋之後，以周敦頤等「北宋五子」為典範的一批知識分子，他們接過了韓愈關於「道統」的問題意識，但摒棄了他的那種對抗性策略，而是深入佛學內部，取其精髓，重新詮釋。正是這一重新詮釋，實際上導致了先秦儒學理論面貌的全新改變，是即為宋代理學。

因此我一直認為，理學實際上原本就是為對治佛教這一外來文化而發生的一次哲學文化運動，但其根本目的則是儒學的重建。這一重建同樣歸結為兩大秩序的重建：一是社會生活的公共秩序，二是個體日常生活的心身秩序。因理學的目的原為對治佛教而實現儒學在宋代的時代更新，因此吸納佛教、道教的元素，所謂「取其精髓」，就是題中應有之義，所以理學原本就在一個更加寬泛的思想視域之內，吸納了不同思想形態的核心要素，它原本就是整合的。這一經過整合的理學，它的實質是什麼？是儒、道，還是佛？當然是儒，因為先秦孔孟儒學的基本觀念、概念、理念是統攝其他不同思想的基礎，雖然表達形式有所不同，但正因此而導致了先秦儒學基本面貌的時代更新，所以我們通常也稱之為「新儒學」。如果宋代以來的理學，我們一般意義上講的理學，仍然是儒學，這就代表著儒學歷史發展過程當中的一個新形態、新發展，既然是新形態和新發展，它發展的樣式可以有不同，這就有路，實際上還有浙東學派，以呂祖謙他們為代表的另外一派，我通常是把這三家，即朱熹、陸九淵、呂祖謙，看作是宋代以來理學運動所達成的三種思想形態，因為他們這三種不同的形態，解決了一個問題，或者說對同一個問題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朱熹、陸九淵、呂祖謙都回答了一個基本問題，那就是：道存在於什麼地方？對於道的自身存在境域的不同回答，導致了三種不同的理論形態，或者說思想體系。

從這個意思上面來講，陽明心學實際上就是宋代以來整個新儒學思想體系當中的一種形態。我們通常講「程朱、陸王」之辨，好像要把他們對立起來，其實是不對的。儘管他們的思想各有不同，但正是代表了對先秦儒學重新建構的不同方式，就他們自己的思想而言，都能自成體系，因此對立的想法我個人覺得是不可取的。既要真正了解他們之間的「同」，更要真正理解他們之間的「異」，這樣我們才有可能真正領會他們各自不同的思想要義。

就王陽明來說，他和朱熹的差別是什麼？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按照朱熹的觀點，我們人的本質，跟最高的、本原的、絕對的、永恆的、真實的那個「實在者」——也就是「天道」，是同一的。王陽明也同樣承認這一點。只不過在朱熹那裡，這種同一性的現實體現者，朱熹認為是「性」；而在王陽明那裡，則是「心」。在朱熹那裡，「性」原是靜而不動的，「心」則與人作為現象的形而下的層面相關聯，所以「性」向「心」的開展，中間便有許多曲折。而在王陽明那裡，「心」原本就是活潑潑的，是動而靜、靜而動的，是常覺常照的，所以就人的現實生存來講，他的最高任務，就是要確保自己的「本心」能夠按照它自己的本來真實樣子來呈現到日常生活當中，這就叫做「致良知」、「知行合一」。可是在朱熹那裡，這件事做起來卻比較費勁。朱熹認為「性」本身原是靜的，正因為它是靜的，所以要使它動起來落實到現實生活之中，就需要有一種「能動」的東西，這就是「心」。「心」之所以會動，是因為它總是能夠「感於物而動」，所以朱熹認為，「人心」原來是個危險的東西，因為它總是「感於物而動」的，那麼難道我們都能夠確保「人心」之動，在任何情況、任何境遇之下，都能夠保證它動得恰到好處、都能夠成為「性」的現實體現么？所以要使人心之動能夠成為「性」的現實表達，就需要「存天理，去人慾」，使「人心」不斷地實現它自身的純粹化，還原為「道心」，以至於純粹天理用事。你能說朱熹講得不對嗎？我看並沒有錯啊。

但按照陽明先生的觀點，事情卻不需要那麼複雜。「心」只是一個，心就是性，性就是天，天就是道，所以說「心即理」。現實世界中的人，本來就是「先天」、「後天」統一的個體，只要自覺地實現「心即理」的內在體認，主動地、自覺地把自己的本心建立起來，並且在生活的實踐過程中把這一本心具體地表達出來，我們就走在實現聖人境界的道路上，這就叫做「知行合一」，就叫做「致良知」，你看是不是更加簡單、直捷？那你說他錯嗎？我看當然也不錯。朱熹與王陽明的不同，不是學術根本目的上的不同，而是思維路向與實踐方式上的不同。

朱熹的思想從南宋以後，直到陽明心學誕生之前，一直是思想界的主流形式，傳播面是非常寬泛的。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格局當中，陽明先生以他十分廣泛的生活經驗與思想經驗為基礎，獨闢蹊徑，再次實現了儒學思想體系的更新，這個功勞當然很大，他的的確確改變了明代中葉之後整個中國思想發展的基本格局。這就是陽明先生的思想，或者說陽明心學在整個儒家發展歷史當中的重要地位。

三、「心外無物」是生命最宏大的境界， 「主觀唯心主義」的說法是個誤會

問：學習陽明先生的心學，用現代的話來說，教人關注內心、關注自我，那這個跟個人主義有沒有關係？如何防止我們走入誤區？

董平：這個問題很有趣，可能有人會把「關注內心」、「關注自我」理解為個人主義，我還真沒這麼想過。我先提一個問題，在大家所理解的一般意義上，一個只「關注自我」的人，他是「心外有物」還是「心外無物」？如果我是一個利己主義者，是一個個人主義者，那麼顯然我只關心我自己，那你是在我心外還是在我心內？應該是在外，這就叫做「心外有物」。我們絕大多數人，甚至可以說我們每一個人，實際上都是「心外有物」的；心裡只有自己、只有自己的利益，不管不顧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的利益，這樣的人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也是極端的「心外有物」者，由此就可以曉得，陽明先生所說的「心外無物」，恰好並不是個人主義，而是利他主義，以天下人民的利益為利益，心胸博大，包容天下萬物。他要求我們把自己的全部心身都呈現出來，呈現到凡和自己打交道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那裡，無分人我，直達天地，這叫做「心外無物」。他要對治、要反對的，恰好是利己主義，而要求實現個體自我的突破。我借用個莊子的通俗比喻：對我們普通人來講，我們生存的實際狀況，真好比是井底之蛙。我們都是有局限的，都是局限於我們自己的一個小小的生存世界裡面，並且還把這個小小的世界當作是世界的全部。如果你告訴井底之蛙：天不是只有井圈那麼點大，而是原本就很大，井底之蛙是不會相信的。它為什麼不信？因為它的生存世界本身就只有井底那麼點大。生存世界本身的局限性，必然體現為生命境界的局限性。而這種被局限的生命境界，在王陽明看來，並不是生命自身的本相，只有突破了自我，實現天下萬物一體之仁，才是生命自身所應有的本來真實。正好比井底之蛙某一天從井底跳出來了，它才會親身見證天的真相：原來天真的不是只有井圈那麼點大，原來天真的是如此地無限！這就叫做面對事情本身的真實。面對事情本身，就突破了我們自己原有的生存境界，也就實現了自我生命境界的突破性轉進。正是這種突破性的生命境界之轉進，才為我們帶來生命境域的無限開廓，實現天地萬物一體之仁。

問：可不可以這麼說，就是把心打開了，把我們的本心放大？

董平：不是本心放大，本心無法被放大，而是本心原本就那麼大。如果我們只享有一種類似於井底之蛙的自我生存，這恰好就並不是我們本心所應有的生活。本心原本那麼大，原本是無所不包、涵括天地的，結果你卻把它過得那麼小，那麼地受局限，甚至只有一個「我」了，那還是本心所應有的生活嗎？所以我們說要實現自我生命境界的突破，實際上也就是還原本心所應有的樣子而已，其中並沒有增添什麼別的東西。生存境界的不斷突破，最終才可能實現「心外無物」，所以嚴格地說，「心外無物」不僅僅只是一個關於存在的命題，更重要的，它還是一個關於個體生存境界的實踐命題。比如說我認識你之前，你作為一個「存在」，就是在我心外的。既然你在我的心外，那麼你「存在」也好，「不存在」也好，痛苦也好，歡喜也好，與我全都不「關心」，與我沒有什麼關係，那麼說句不好聽的，你的這個「存在」或「不存在」對我就全然沒有什麼意義。我們今天相互認識了，並且有了交往，那麼毫無疑問，我對你就有了一種「關心」的聯繫，你的種種存在狀態既與我相「關心」，那麼你快樂，我也會感到快樂，你悲傷，我也會感到悲傷，我們才會有一種交往意義上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同情和共感。所以按照陽明先生的觀點，如果我們要想成為聖人，那麼我們就需要不斷地實現自我生命境界的突破，要儘可能多地把天下事物納入到自己的心靈世界當中來。那通過什麼來突破呢？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要把一切所謂外在的、原本在我心之外的事物，通過自己的「知行合一」的實踐活動，把它們與我的心相互關聯起來，最後就是天下一切萬事萬物都在我的心裡。所以，「心外無物」是一種生命的實踐活動所導向的境界，是生命最為宏大的境界。達到那個境界，就是聖人，因為他實現了天下萬物一體之仁。

記者：這樣的境界，我們也可以心嚮往之。

董平：對，沒有問題，即便做不到，可以心嚮往之。但既然心嚮往之，就需要實在地去做，這也就是「知行合一」。我們過去把王陽明的「心外無物」理解為主觀唯心主義，那實在也是一個大誤會。

問：陽明先生曾說過「人人皆能成聖」，您覺得這是他的理想，還是確實可以實現的目標？

董平：這個問題很好，「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這一觀點其實也不只是王陽明在講，實際上它是儒家思想文化中的一種固有觀念。孟子講「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也講「塗之人可以為禹」。堯舜是聖人，禹也是聖人，那也就是說，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這裡大概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肯定了聖人的本質與我們普通人的本質是完全一致的。聖人之所以是聖人，只不過是聖人能夠把他自己的本質充分地、完全地、沒有遺餘地貫徹落實到了他的生活實踐當中，也就是對於天道所賦予的「性」，聖人能夠做到「盡」，而我們普通人沒有「盡心盡性」，並不是說聖人與普通人的本原實質有什麼不同。

第二個意思，既然我們普通人的本質與聖人原本一致，那麼聖人就是我們的人格典範，在實踐的意義上，我們應當把堯舜、把聖人作為自己的人格榜樣。聖人是通過「盡心盡性」來做到的，所以聖人也是我們生活的實踐榜樣。「人皆可以為堯舜」，我們也盡量地在生活實踐去「盡心盡性」，這就是「知行合一」，是實現高尚的人格理想、達成無限的生命境界的根本道路。

學者簡介

董平，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中國哲學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百家講壇》主講人。

◎本文轉載自「鳳凰國學」（作者董平，丁夢鈺），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