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俄國貴族是怎樣形成的

文/柯姍

1825年12月，俄羅斯聖彼得堡議會廣場，俄國貴族軍官發動反對農奴制度和沙皇專制制度的武裝起義

18世紀的俄羅斯，理性與浪漫、繁華與落後、智慧與愚昧、西方與東方、光明與黑暗錯綜交織在這片寒冷而廣袤的土地上。舊秩序的滅亡，新秩序的到來，給這個國家在文化、教育、社會、階層等各個方面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貴族處在這個時代變革的漩渦中心，既是皇權的附庸，又被皇權所奴役，既是特權階層，又幾無自由可言，近代俄國貴族是怎樣形成的呢？

官銜和職位又是如何成為了劃分貴族階層的標準？沙皇是如何教育官員的？19世紀初俄國貴族與政權之間決裂的原因是什麼？

國家意識的興起和官僚階層的建立

早在莫斯科公國時期有兩種主要的土地擁有者，世襲大貴族和封建領主。前者可以無條件地按照自己的意願將財產留給繼承人，後者則以服兵役為條件，由大公贈予部分土地，土地可供終身享用但不能世襲。

1701年，彼得大帝一紙詔令改變了這一切，為滿足其常年征戰、窮兵黷武的需求，彼得下令實行義務兵役制，自此人人都得服役，誰都不可以無故擁有土地。

1714年，彼得進一步通過《一子繼承法》削弱了世襲貴族的特權：全部不動產只能由一個兒子繼承；被繼承人可以在諸子中自主選擇繼承人；如果不做選擇，則由長子繼承。

這樣一來，世襲貴族其他沒有獲得遺產的兒子只能像英國貴族那樣，通過為國服役來謀取生存。這一舉措消弭了世襲貴族和封建領主之間的差異。

為了避免貴族逃役，當局進行了一次全國人口普查並對所有貴族進行強制性檢查，未按要求執行者一律處以罰款，或是面臨被沒收財產甚至受到刑罰的後果。

彼得並沒有局限於使用強制性的高壓手段，而是用「國家利益」的觀念以期得到貴族的支持。正如尼古拉?梁贊諾夫斯基所說，彼得與以往的莫斯科公國時期的沙皇們迥然不同，他對專制制度的理解及對統治者和臣民之間關係的界定，並非源自俄國傳統。

「皇帝」這個稱號在彼得時期，擁有了許多不同於「沙皇」的涵義和引申義。舉例來說，在改革軍隊時，他不同意把「沙皇殿下的利益」作為軍隊效忠的對象，而代之以「國家利益」。

實際上，彼得自己也正是這麼做的，他視自己為國家的第一僕人，畢生為了俄國的強大，身先士卒鞠躬盡瘁。

這片土地長久以來在蒙古鐵騎、韃靼人、波蘭人的欺凌下飽受苦難，金帳汗國後期更是一分為七，諸侯割據。外有強國窺伺，內有分裂危機，莫斯科公國的生存空間十分窘迫。

彼時，一個強大的可以抵禦外敵的國家顯得尤為重要，讓臣民上下團結是加強國家凝聚力的行之有效的手段,而能使這台國家機器高效運轉的方式就是建立起高度集權的官僚體系。

1722年，彼得正式頒布官階表。所有的官職都被明確地分為民事、軍事和內務三個系統，每個系統內又分為14級官職。晉陞的依據不再與門第出身相關，而是不拘一格、論功行賞。

通過這種方式，國家向所有服役者打開了向上流動的渠道，每個晉陞到文官8級，或是軍銜14級的非貴族出身的官員都可以成為世襲貴族（隨後這個標準又有提升）。

傳統的波雅爾貴族至此徹底消失，所有想獲得晉陞的人都必須從士兵或最低一級的小文員開始做起（在伊麗莎白女皇時期該項政策被廢除，部分貴族恢復了特權）。

獎勵體系主要通過三種途徑實現：其一，獎勵薪資，不再授予個人土地；其二，授予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等榮耀頭銜。設立聖安德烈勳章，後者被視為貴族的最高榮譽象徵，一直沿用至1917年；其三，官銜成為社會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標誌。除此以外，僕人及馬匹的數量、在教會的地位、公眾活動所獲得的邀請、配偶和子女的服飾也一同成為身份的象徵。

彼得時期，即使是貴族階層的識字率也都非常低，許多貴族根本無法勝任管理和行政崗位。彼得意識到唯有通過教育民眾，提高民眾的知識水平才能真正實現改革。因此，接受教育成為貴族家庭的子女們不容置疑的責任，同時也成為貴族的特權。

當職位成為個人最重要的向上流動方式時，只有通過教育獲得知識，貴族階層才能成為皇權最主要的利益相關者，也才能更好地為其服務。事實上，橫亘在貴族階層和底層平民之間巨大的知識鴻溝和文化鴻溝，從這時起就埋下了隱患。

絕對權力下的君臣關係

前面已經提到，彼得時期無論是貴族、軍隊還是執政者，都被稱作是服務國家的。「效忠於皇帝」則混雜了一種複雜而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

1721年北方戰爭取得勝利之後，彼得一世被加冕為全俄羅斯的皇帝、國父和大帝。這為皇帝的概念賦予了新的含義：皇帝是為國家的榮譽而戰的首領。這種皇權思想在隨後的十年內，逐漸在俄羅斯的上層階級得到了確立，並逐漸成為一種主流認識。

隨後接連出現的四位女皇則給「皇權」賦予了新精神：如果說彼得時期的主流價值觀是君主的絕對權力，統治的主要手段是鎮壓和書面的政治傳播，那麼到了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文件中出現更多的詞是「天賦人權」以及「慈母般的勸誡」。

皇權被賦予了女性的優雅和柔性力量。女皇如「一國之母」，是給子女帶來「幸福」和「福祉」的。同時她也有教育和訓誡臣民的責任，將其臣民馴化為符合秩序、原則、規範和禮儀的理性之人是君主的義務。

正如葉卡捷琳娜在《訓誡》中所稱，雖然她相信其國民是具有自主能力的「理性動物」，但同時，也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來主導和規範行為，以便達到最高利益的目的。

這種轉變與當時在歐洲佔據主流價值觀的啟蒙思想有關。18世紀初歐洲舞台上的世俗哲學強調的是應由理性、教育和開明的人推動社會的發展以實現普遍利益，提倡開明君主的重要性。

在這一點上，伏爾泰、孟德斯鳩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關係尤其緊密，在前二者心目中，葉卡捷琳娜二世符合他們對開明君主的完美想像。

正因如此，通過教育和藝術對民眾啟蒙成為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的主要任務。1783年她為私人出版社頒發了許可證，使得俄羅斯新聞業迎來了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

據統計，截至1770年，俄羅斯境內共有八種報刊聚焦俄羅斯和歐洲形勢，抨擊俄羅斯社會的弊病，女皇本人也是這些爭論的積极參与者。她希望通過全國討論和辯論，促使俄羅斯快步迎來啟蒙時代的巔峰。

值得一提的是，1762年彼得三世（葉卡捷琳娜的丈夫）執政時期，強制貴族服役的制度被廢除。彼得一世時期規定的人人都要服役——農奴為地主服務，地主為國家服務，按公平原則建立的社會結構被顛覆。

貴族從這個結構中被首先釋放出來，按自願原則服役，貴族出入國境不再需要許可證，獲得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身份的獨立。這是俄國在通往自由之路上的關鍵一步，變相促進了俄國近代知識分子階層的出現。

俄國貴族的反抗：知識分子階層的出現

18世紀60年代，歐洲停滯的空氣中吹來了一股不可遏制的浪漫主義之風。後者針對啟蒙思想強調的理性、秩序、進步、科學，提出了感性、自由、平等、浪漫等概念。

這股颶風驟然席捲入古典的18世紀，帶來了歌頌自由的浪漫抒情詩歌、音樂、藝術、哲學，還有騎士與激情。

起初，在俄羅斯，對精英階層持續進行西化的啟蒙效果十分明顯，受到良好教育的人逐漸成長為政府的決策階層。他們廣泛在政府的行政機構、地方管理機構和軍事教育體系身居要職，成為皇帝身邊的智囊團。

但裂紋逐漸開始顯現，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精通法語、德語，掌握幾門外語並熟讀西歐文化著作的貴族精英意識到：與多數西歐國家不同，在俄羅斯，貴族的利益被消解了，即貴族只能依靠對皇帝的忠誠才有可能得到晉陞。

最開始貴族們僅僅局限於口頭上的表達，大多是對傳統的陳規陋習的不滿和抱怨，沒有出現直接對政權和制度本身合法性的質疑和抨擊。歷史學家們通過對18世紀後半期貴族的私人信件的研究發現，仍有許多貴族與當時社會上言辭激烈的公眾輿論謹慎地保持界限。

但他們開始逐漸退居到遠離宮廷政治的私人空間中去，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羅斯貴族的莊園文化。他們隱居到郊區幽靜的莊園中，吟詩，寫文，撫琴，作畫，邀請三五好友暢談各種豐富有趣的話題，開始關注家庭生活、友誼與愛情。

隨著專制主義思想的進一步崩塌，在國家與貴族精英的私人生活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個公共空間的雛形——沙龍、劇院、咖啡館、社團和慈善活動。一方面，文化精英們開始進行個人靈性意義上的探索——既遠離宮廷生活，又遠離世俗環境，只為尋求片刻的心靈的平靜。

18世紀下半期的俄國貴族大體上依然留存了對偉大帝國的榮耀感，這種榮耀感與崇尚自由、對專制集權的世俗政權的批判糾葛在一起，形成獨特的官僚體系和知識分子階層相互重疊的現象。

具體表現就是在葉卡捷琳娜二世統治時期，貴族精英中出現了一批如著名軍事家亞歷山大?蘇沃洛夫、畫家尼基塔?列賓、作曲家尼古拉?切列普寧等各領域出類拔萃的人物。他們既服務於宮廷，又持有獨立的批判專制政權的自由主義思想。

在19世紀尚未到來之前，這些力量達到了某種程度上的平衡：職業官僚階層還沒有形成能與政權相抗衡的集團，貴族精英知識分子也還沒有公開走到皇權的對立面。

1789年，隨著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人類第一次大規模反抗偶像崇拜、貴族和宗教特權的運動使整個歐洲產生了天翻地覆的震蕩，一切傳統的、看似牢不可破的、固有的權威頃刻之間土崩瓦解。不久之後，俄羅斯迎來了本土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