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史學各有優缺，何必對撕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子實】

在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阿波羅神在總結眾神關於懲罰阿喀琉斯的決議時是這麼說的，「讓他知道我們對他的憤怒，雖然他是好的。」這一點和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學前呼後應，但也是眾多讀者——尤其是中國讀者——沒法明白的一點。

《伊利亞特》的這一情節很形象地體現了中外文化不同造成的意見分歧，以及互相理解對方歷史的困難。中國和西方（本文專指歐洲）對於歷史的研究方向、方法和目的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通過問題對比，能促進文化交流和雙方的互相理解。

在史學界，對西方歷史有兩種最常見的批評：其一，西方史屆對歷史有關資料記錄不全、不細緻；其二，西方史學界在歷史上缺乏諸如《二十四史》之類的貫穿文明史的「正史」。其實，對於這兩點，我們都不難找出支持相反理論的證據。

即使在羅馬帝國最動亂的蠻族入侵時期，西方都保存了大量詳細的歷史記載，比如史學家普利斯庫斯（Priscus）的故事。

出生於希臘行省的羅馬歷史學家普利斯庫斯曾跟隨馬克西米努斯的使團拜訪匈奴帝國，並在宮殿面見其王阿提拉。在他的著作中，他提出了與羅馬著名歷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筆下殘酷暴虐的阿提拉不一樣的一面。

匈牙利阿提拉博物館中的阿提拉像

普利斯庫斯先是記載了他們從康斯坦丁堡（東羅馬帝國首府）到位於下多瑙河流域的西徐亞地帶（阿提拉的營地所在地和實際控制區）的過程。在經歷了一些困難之後，普利斯庫斯終於見上了阿提拉王。當時，阿提拉王和匈奴部隊正打算向北進軍，普利斯庫斯及其使團決定跟隨阿提拉移動。在抵達一個城鎮時，普利斯庫斯如下描寫道：

據傳聞，阿提拉在此處的行宮要比他擁有的其他任何行宮都要輝煌。行宮的設計用到了打磨後的木板，用木板搭建起多間隔間，而這些並不是為了防禦和保護，更多是為了滿足審美的需要。匈人酋長Onegesius（註：阿提拉的二把手）的行宮僅次於阿提拉的，也是由木頭房間組成，但沒像阿提拉一樣配備了瞭望塔。在距Onegesius行宮不遠的地方，是由從Pannonia運來的石頭建成的浴池（bath）——因匈奴所在地沒有這些精緻的材料，所以他們搭建建築時都需從外地調度。

從記錄的史料來看，普利斯庫斯不但詳細記錄了匈奴的行程，還記載了匈奴的建築、官職、長官的名稱、行宮的建築風格等等。最引人注目的，即他提出的帶有全新意義的兩點：

一、匈奴有打磨、拋光木板的技術；

二、匈奴有公共浴室。

這兩點乍看上去可能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但如果我們結合當時羅馬帝國的歷史知識細細品味，不難看出以下兩點：

一、匈奴有審美觀，對文化藝術有追求。這一點和我們還有西方人傳統意義上——至少是當時社會——對匈奴「野蠻人」的理解來說，是背道而馳的。從匈奴對於建築材料挑剔的眼光來看，還有對建築風格是為了舒適審美而不是為了防禦的目的來講，都能證明當時匈奴自有一套美學。

二、匈奴已被羅馬化、「文明化」了。當時羅馬帝國區分階層的一個指標就是個人衛生——貴族階級有私人浴室，中產階級經常去公共浴室，而平民階級只能時不時地去一些設施沒有那麼全面的浴室。匈奴引進了羅馬的概念與意識，被羅馬文明所同化。這就如同當年五代十國時期，鮮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權實行漢化改革：北魏孝文帝先整頓吏治，立三長法，實行均田制；之後遷都洛陽，全面改革鮮卑舊俗。

之後，普利斯庫斯還敘述了阿提拉王邀請他赴宴，書中詳細記載了阿提拉王的家室（包括妻兒的名字）、匈奴的儀式、禮節及其服飾等各方面。

由此可看出，中外史學之間在概論上較少存在一個細緻的區分，恰恰相反，兩者都追求對歷史事件的詳細記載，爭取通過社會文化、習俗等方面來反射當時的歷史背景。

對於第二個中外史學的分歧，筆者既有贊同，也有一點相反的意見。

歐洲沒有「史官」，這點我是贊同的，因為除了羅馬帝國和納粹帝國之外，歐洲從來沒有被統一過。這一說法放在亞洲也成立。但是，歐洲各國都有史官，這些史官也撰寫了大量的正史。比如，當年英國國王威廉下令著作的《末日審判書》；法國除了皇家史官，還有皇家詩人、皇家畫師等等。這點和我國很相似。

當年英國紅白玫瑰戰爭的時候，王位更替頻繁，有時甚至會出現兩王現象——蘭開斯特和約克家族同時聲稱對王位有正統權。這時，雙方的史官就會以偏向自家的立場來粉飾歷史，這一點和我國歷史上幾段政權更換頻繁的時期都很相似。如對「堯舜禹禪讓」的記載，也有諸多異同聲。李白《遠別離》的詩句「堯幽囚，舜野死」、《竹書紀年》里的「堯年老德衰為舜所囚」、《國語·魯語》中的「舜勤民事而野死」都提出了「不和諧」的說法，即堯舜禹不是大家浪漫化了的禪讓於賢者，之間其實存在著殘酷的政治鬥爭。

對「正史」的定義，也是影響這一觀點形成的因素。很多人認為，希臘羅馬時期之前沒有成型的歷史。對此，我並不贊同。《奧德賽》雖是希臘傳唱的史詩，但它能夠反映希臘當時的歷史和社會，這種價值並不少于于其他專業的史書。

譬如，「長著翅膀的話語」這個修辭短語在《奧德賽》中出現69次，在《伊利亞特》中出現55次，古希臘語原文是「?πεα πτερ?εντα」。這種修辭方法能體現出當時古希臘社會的文化、禮節和風俗。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對於人還是事物的主語，荷馬總是喜歡用很多形容詞加以修飾：例如在第十一章《The Book of the Dead》，奧德賽穿越到了地下世界（冥界），遇到了自己先前的手下Elpenor，他是這麼稱呼奧德賽的：「宙斯最喜愛的英雄，Laetes的兒子，充滿智慧的奧德賽啊！是什麼把你領到了冥界，你這不幸的人兒！」。

荷馬筆下的人物不論是自我介紹還是提及他人時，都會通過以下的形式來表達出來：「我是XX，我是XX的兒子，我來自/我的家鄉是XX，我被世人以XX所稱。」第一順序是姓名，第二是家室，第三是家園，第四是名聲。

荷馬雕像

最經典的例子是當Alcinous王請他講述自己的經歷時，奧德賽是這麼開場的：「我是奧德賽，Laertes的兒子。整個世界都在談論我出色的戰略（註：奧德賽在特洛伊戰爭中為希臘聯軍出謀畫策，立下汗馬功勞），我的名聲已經傳達到了遙遠的天堂。我的家鄉是在萬里無雲天空下的Ithaca。」

對希臘人來說，名字、家室、家園和名聲是從最重要到較為重要的概念來排序。為什麼名字最重要？因為他可以第一時間體現你是不是在精神生活、文化修養和世界觀上「夠希臘」；家室第二重要，你有沒有希臘人的血統，還是差一點的混血，還是純野蠻人；家園第三重要，你是不是從物質上的「希臘」來的；名聲第四重要，你為希臘幹了什麼，做了什麼貢獻。希臘人以希臘文化為榮，認為只有希臘才是世界，除了他們，其餘都是野蠻人。所以，會說希臘語也很重要。

這一點和我們當年很多的歷史作品很像，史書中立傳時，會介紹人物的名字、字、號、哪裡人、什麼官職、以什麼事迹出名等等。例如，《漢書卷三十一·陳勝項籍傳第一》：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勝少時，嘗與人佣耕。輟耕之壟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佣者笑而應曰：「若為佣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鴻鵲之志哉！」

《奧德賽》中，荷馬纖細的文筆不知不覺中還影射了希臘社會的其他方面，包括禮節、文化等。他謙虛的態度讓這些細節都埋沒在了波瀾壯闊的奧德賽的歸程中。除了上面說到的這一點，還有希臘人熱情好客的禮節、傳統。其中的一個禮節就是款待（hospitality）。熱情招待陌生人是希臘文化中一個重要理念，希臘語里是xenos。

第五章《Calypso》第92至93行，把奧德賽囚禁在她的海島上的Calypso，盛情款待前來傳達宙斯讓她放奧德賽走的旨意的赫耳墨斯：「女神Calypso把ambrosia麵包（註：一種只有神可以吃的麵包，希臘語的名字直譯是長生不老的意思）放到了桌子上，推到靠近他一邊的桌檐，又調配了一杯nectar酒。」（註：希臘人飲用葡萄酒都是兌水喝的）

再例如，化身為普通女孩的雅典娜告訴奧德賽衝到宮殿里，跪在地上，雙手環抱王后的膝蓋，尋求幫助，這是一種希臘式最能表達尊敬的求救方式——「他衝到了王后Arete和國王Alcinous面前，兩臂環抱住了王后Arete的膝蓋。」

我們和西方對歷史的態度及目的理解不同。

個人認為，中國的歷史，講究的是一個「正」字。「正」，代表了正史，也代表了「正氣」、「公正」這樣的概念。歷史本身是有一種不可侵犯的尊嚴的。諸如《左傳》記載「大史書曰：『崔杼弒庄公。』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持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杼連殺三個史官，都沒法阻止他們想要寫下崔杼殺齊莊公的歷史事實。

而西方歷史，雖然和我國一樣求「真」，撰寫歷史必須要有理有據，但西方歷史更注意辯論和分析，產生自己的結論，講究多元性、多樣性，允許史官加入大量的個人分析。舉個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如果有三個史官，他們都會將奧匈帝國皇太子費德勒大公被刺殺作為導火索，但他們可能也會爭論到底什麼原因影響最大：甲可能說是德國民族意識的崛起，乙可能說是各國之間締結了太多攻守同盟，丙可能說是歐洲列強想要徹底瓜分世界上的殖民地但卻不能達成一致意見。

這樣來看，因為學術紀律不一樣，所以目的不同、特徵不同。歐洲歷史不是沒有90%以上的歷史學家可以達成一致的地方，不但有，還有很多，但即使對歷史事實達成一致，也會對原因和影響等爭論上千年。直到現在，羅馬希臘史學家還在爭論荷馬史詩裡面的細節想要表達的意思，也不停探討裡面的歷史事件。

因為不同產生的分歧還是很有學術價值的。我們可以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討論到底是中國歷史的「正」更好，還是歐洲歷史的尊重史官的個人主義更好。我們還可以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台階，承認兩種記錄歷史的方法雖然不同但並不矛盾，是平等的且各有特色，以互相學習的精神來互補。如我前面舉的例子，匈奴的羅馬化和北魏的漢化很相似，這都是很有意思的，只有在中國和西方歷史的對比下才能得出這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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