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深處的懷念

（向上滑動啟閱）

心靈深處的懷念

鍾敬文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將近一年了，而我依然恍惚覺得先生還活著，依然活在我們中間。家裡的書架和冰箱上貼滿了我們夫婦和先生的各種合影：先生在我取得博士學位後和我的合影，先生正持扇微笑；先生在我們的婚禮上做主婚人，滿臉的慈愛和喜悅；我們陪先生參加各種會議的留影；在醫院裡探望先生時的合影，先生略顯疲憊但依然在談論工作；陪先生在北師大的校園裡散步時的合影，先生穿著一件白色的風衣，面前一大簇金黃的迎春花正燦爛地開著……每天在客廳里來來往往，都會看到先生熟悉的身影，看到先生善良、溫和、寬厚的微笑；每次抱著我們那剛剛「呀呀」學語的女兒在照片前駐足，都會指點著告訴她：「這是太爺爺，這是爸爸，這是媽媽……」

可是，每當我遇到學術上的問題需要討教、寫完文章後需要指教交流、遇到人生中的各種困擾需要傾訴與開導的時候，我才強烈地、真切地意識到如今那一片巨大的真空：先生不在了，先生永遠地離我而去了！

先生去了，我的求學生涯中少了一位良師，我的個人生活中少了一位親人。

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的文章中，曾經說白求恩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我以為先生也是這樣的一個人。

先生是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走上民間文化的學術研究之路的，從此畢生以民族民間文化的「發采揚輝」做為歷史賦予自己的神聖職責。正是這種超越了個人私利的高貴理想，使得他能夠輕視一切塵世間的蠅營狗苟，不為厚祿高官所誘惑，不為世易時移而動搖，雖清貧於斯，困頓於斯，但無怨無悔，奮勇向前。先生曾經教育我：對待學問要「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還親筆寫了一副小箋給我，告訴我「要具備堅忍不拔的志節，才能順利地度過人生與學藝的海洋」。每次見到先生，無論是在他狹小的書齋里，還是在他打著吊針的病房裡，他都會在簡單的寒暄之後，馬上把話題轉移到學問上來：我最近又寫了什麼文章，你覺得怎麼樣；最近出了什麼好書好文章，你應該找來看看；哪位著名的學者到北京來了，應該「藉機拔拔毛」，請他（她）來師大做個講座，聽聽近來學界有什麼新動態；應該組織個什麼會議，就近來國內民俗學界的一些關鍵問題，提出方向，引起討論；應該開個研討班，探討些問題、培養些人才……

每次與先生的會面和交談，都會使我如沐春風，耳目一新，感覺到一種超越了個人「小我」、向著一片清朗絕俗、純粹安詳、不斷進取的境界攀升的愉悅和快樂。記得在讀先生的博士生時，有一次看到一位地方學者寫了一篇關於先生的文章，明是在褒讚鍾老，實際上卻是在藉機吹捧自己，許多是不實之辭。我那時20多歲，少不更事，而且年輕氣盛，看了十分生氣，捲起報紙就去找先生，把這種做法大大批駁了一番。我預料先生會和我有同樣的感受。不想先生聽了，只是微微一笑，說：「這種事，別去理它。」我不解先生為什麼對這種不義之事這麼姑息。先生解釋說：「我告訴你，人的一生中會遇到很多這樣的事，如果你都去認真計較，那就別想干正事了。」如今，隨著我的年齡和閱歷的不斷增長，我越來越能夠理解先生當年的那分感慨，而且越來越覺得先生的偉大：身為社會中人，要想一直超越世俗生活的困頓和人際關係的困擾，始終保持寧靜清朗、不斷向上的心態，談何容易？！先生一生的際遇之坎坷，遠過於尋常人，而他取得的成功也遠高出於尋常人，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就在於他這種以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為己任的博大胸襟和為此鍥而不捨、頑強執著的精神吧。

我在先生身邊求學問道11年，其間有大量和先生密切接觸的機會，我得以從中直接觀察、學習先生的治學和為人處事之道，獲益良多。

我是1991年夏考入北師大攻讀民間文藝學的博士學位的，導師原本是張紫晨教授。張先生次年不幸因病去世，我被轉入鍾先生門下繼續讀書。我的畢業論文原打算寫女性信仰方面的問題，但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題目。正巧鍾先生一直想做一篇研究女媧神話的《女媧考》，而且他已為此準備了多年資料，可始終苦於沒有時間和精力撰寫。於是，先生就將這個題目推薦給了我。我查閱了一些資料，覺得這個題目很有意思，就接受下來。從此，「女媧」以及神話研究成為了先生和我的共同愛好。先生慷慨地把他多年積累起來的資料卡片借給我看，有時侯他在親筆抄錄的卡片上還特意夾上字條，提醒我閱讀時應該注意的問題。他看到了什麼新資料，也馬上交我複印閱讀。先生對我開玩笑說：「小楊，先生是你的資料員啊。」有時侯我寫論文正焦頭爛額時，忽聞樓下有人傳呼，跑下去一看，是先生拄著拐杖來看我了，於是師生二人一起，一邊在校園裡散步，一邊探討我的寫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先生的建議總是高屋建瓴，能使我茅塞頓開；先生的鼓勵總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使我能在艱苦的日子裡感到溫暖，並獲取不斷前行的勇氣和力量。

博士論文的草稿完成時，已經是四月末了。先生並不因為自己年高體弱而推卸做導師的職責（按說他有充分的理由這樣做），恰恰相反，他絲毫不肯放鬆對我的要求。在「五一」節休假的幾天里，我就在先生的書房中，一字一句地把論文念給先生聽。記得那幾天正下著雨，淅淅瀝瀝的雨聲伴著我的念誦聲，在狹小的書房裡顯得格外單調。然而先生聽得很認真，遇到他覺得錯誤或者需要斟酌的地方，他就會馬上打斷我說：「等一等，這裡有個問題……」於是我就停住、詢問、討論、補充、修改。有一次，在討論女媧的神格屬性的時候，我和先生的意見產生了分歧。我認為女媧神格的基點和中心是她的始母神的神格，先生有些不以為然。先生要我改改自己的意見。我死鑽牛角尖，執拗地堅持己見。先生說：「那你回去再想想，補充一些材料來證明你說的有道理。」我隨後又找了許多材料，對那一章做了補充。這次先生聽了，笑著說：「唔，你講的有道理。」

先生想寫的《女媧考》，原本打算從原始文化史的角度，通過女媧在神話中的各種活動，去論證這位女神及其神話所由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他期望我的博士論文能完成他的這種構想。但我因為自己的學術功力不逮，加上對於文化史的方法有些看法，所以沒有按照先生的意思去做，而是使用了田野調查的方法，把研究範圍擴展到女媧信仰的領地。我想先生心裡可能多少有些失望，但他並沒有勉強我照他的思路和設想發展。後來先生在為我的博士論文做的序言中，還誇我敢于堅持己見，「潔身自愛」，「不因人熱」。我很慚愧，覺得自己沒有完成先生交給的任務，反而得到先生的過獎；同時覺得自己很幸運，遇到這樣寬厚包容的導師。

記得一位名人說過：歷史是不計較細節的。我不知道歷史學家對此是否贊同，我以為此話有些偏頗：歷史不是由許多細節所築成，偉大不也體現在許多細小的事情上面么？每當我想起先生的時候，總會想起和他有關的許多細節，心中總是滿溢著親情和溫暖。從先生與我交往的許多點點滴滴的小事中，我感受到一個血肉豐滿的鐘敬文：一個善良正派的人，一個親切隨和的人，一個細膩豐富的人。

我自1994年夏博士畢業後，進入博士後流動站工作，導師依然是鍾先生。我那時常為家事煩心，悶悶不樂。先生探知我的情況後，常勸我要寬心，還寫詩安慰我說：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在爾兩難誠所苦

然誰一世免挑愁

先生門下的青年學生大約都知道先生的一個特殊要求：學習要集中精力，最好不要談朋友，以免牽扯精力。這話當然有它的道理，但聽去似乎有些不近人情。我和後來成為我愛人的安德明博士都是先生的弟子，不敢違抗師訓。我們很老實，直到我博士畢業後才正式談戀愛。記得我畢業後的一天，我陪先生散步，看先生高興，就忐忑不安、支支吾吾地對先生坦白道：「我有朋友了。」先生似乎並不覺得太突然，自然地問：「是誰呀？」我說：「您猜，您認識的。」先生馬上說：「是不是小安？」我大為詫異先生如何能一語中的。先生有些得意地說：「我早想過了。」我心中的一塊石頭方才落了地。後來一天我去先生家裡，先生順手遞給我一個信封，說：「這裡有篇文章，你拿回去看看。」我一看，是一篇題為《怎樣使愛情地久天長》的文章。我非常感動。1995年末我們結婚的時候，先生還做了我們的主婚人。婚禮上他講了很長的話，語重心長地告訴了我們許多有關家庭生活藝術的道理，例如夫妻雙方要著眼於大方面的一致，不要計較些微瑣事；要彼此寬容，才能有穩定和睦的家庭生活。這番來自生活的經驗之談後來對我們很有幫助。

我在師大工作的時間並不算長，住房卻換了幾回。第一次從學生宿舍搬到博士後公寓（當時叫「鴛鴦樓」）時，先生已經是91歲的高齡了，還親自爬上三樓來給我「賀新居」。說來好笑：先生要德明陪他一起去，還特意準備了茶葉，要德明拿著，並讓德明說是自己的賀禮，他的意思是要德明在我和母親面前表現表現。結果德明來後主動坦白道：「這是先生要我拿來的。」先生又好笑又好氣地說：「哎呀，你這個人太老實了。」後來德明博士畢業，我們從師大校園搬到校外的靜淑苑，先生還為我們做了一副對聯：

民俗學方興 進業欣看雙博士

京華居不易 棲身幸得兩間房

2000年夏天，我們夫婦獲得國家留學基金資助，要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民俗學系訪學進修一年。當時先生已經98歲了，正在西山八大處的工人療養院療養。先生早和我們打過招呼，要為我們和也將去美國訪學的博士生巴莫·曲布嫫餞行。先生和我開玩笑說：「我還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你們回來。」這話讓我們感到分外沉重。記得那一天非常炎熱，先生在八大處的葯膳房訂了一桌酒席。菜肴許多是我從沒吃過的：鹿排、牛髓湯、裹著黑螞蟻的炸蟹排……。告辭的時候，我不敢轉身去看那在女兒和助手的攙扶下緩緩前行的老人的身影，淚水濕潤了我的眼眶。

2001年夏，我們正收拾行裝準備回國，突然得到先生重病住院的消息，心急如焚，生怕不能夠見先生最後一面。8月底，我們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看望先生。先生的狀況讓我們大感欣慰：他精神很好，思維一如既往地敏捷，記憶一如既往地清晰。先生詢問我們留學的感受和收穫，並囑我抽空為他編輯文集《婪尾集》。我們樂觀地以為：先生多次生病住院，但每一次都能逃離危險，恢復健康，這一次也一定能化險為夷的。不想這一次，先生的病越來越重。今年1月9日，我們又一次去友誼醫院看望先生，德明還帶著他剛剛完成的《鍾敬文傳》。先生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著氧氣管。看見我們，他很高興。問德明：「哦，書寫好了？有多少字？你辛苦了，謝謝你。」他看見我，解釋說：「現在大的局面還好，比較穩定，小的問題還不少」。我知道他在說他的病，於是安慰他說：「大的局面好就行了，小的問題咱們一個個治。」先生又讓我們把剛剛出版的《婪尾集》的樣書拿給他看，說這本書「大體還象樣」，問我出版社的同志反應如何。我答「他們很高興」。先生要我代他謝謝責編同志。

他的女兒小宜老師告訴我們：《婪尾集》的樣書昨天剛送來，先生看過，馬上就要叫人送給啟功先生去鑒賞——他說啟先生一定最明白他取名「婪尾集」的意思，這第一本書，應該送給他。我再一次為兩位老學者的相知之誼而感動。

我坐在床邊，握住先生的手。他的手有些發涼，而且有些浮腫，和他平時溫軟的手大不一樣。

中午，我們把帶去的雞湯餵給他喝，他只喝了幾口就不喝了。我們帶去的餃子，他一個也沒動。

後來巴莫來了。我們眷戀地守在床邊不忍離去，看著先生痛苦地睡著了。

直到下午3點多，我們夫婦才離開醫院，當時護士正給先生吸痰。我心中充滿不祥的預感，叮囑先生的助手康麗：如果發生什麼事，馬上給我們打電話。

半夜2點多，電話突然響了。康麗告訴我們：先生於10日凌晨0時1分去世了。

我們睜著眼睛，再也無法入睡。德明在想什麼，我不得而知。我的腦海里時而一片空白，時而回想起與先生交往的許多往事，先生的音容笑貌，歷歷如在目前。

先生去世後，曾經有位記者問我：鍾先生對你影響最大的是什麼？自己當時哽哽咽咽地回答了些什麼，現在已經想不起來了。不過安靜下來之後，我常反覆思考這個問題。我覺得先生對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我有幸在20歲出頭、事業和人生剛剛開始、思想和世界觀、人生觀尚未成型的時候，遇到先生這樣的學術大師，從此得先生諄諄教誨，耳提面命，我的學問和人生觀都打上了深深的「鍾氏烙印」。在治學的領域上，我最初是接受了先生的建議、並在先生的大力扶持下，開始研究女媧神話的，由此走上了神話學的教學和研究之路；在治學的方法上，我竭力遵循先生教誨的「一切從材料出發，用材料來說話」的實證方法，雖然後來也逐漸接受了一些其他的理論和方法，但實證的精神始終不敢丟棄；在文章的風格上，努力做到嚴謹、平實、清楚，不說過分的話。在做人方面，先生多年來勉勵學生們要「正直、勤奮、淡泊」的話，已成為我的座右銘；先生那種「生命不息，奮進不止」的人格精神，已成為激勵我不斷前行的巨大力量；先生對待事業的那種「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的勁頭，也將成為我終身學習的榜樣……雖然先生的勤奮、敏銳、堅忍、執著，以及胸懷祖國和民族事業的博大胸襟，都常常令我自愧弗如，不能望其項背，不過，有先生的偉大榜樣在前，學生又怎敢妄自菲薄，偷懶不前？！自當奮力鼓棹前進，如先生所訓導的那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先生一生都在為了所鍾愛的事業不知疲倦地工作，如今，他回到了大自然母親的懷抱，大概可以好好休息了吧？

願先生在天之靈安息！

文章來源：《大公報》2003年1月23日摘要刊登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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