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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語言學家王士元:語言是怎樣演化的?

三種靈長類動物- 大猩猩、黑猩猩、網球名將Murray


編者按:


蔡元培老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話:為什麼只有人類能創造歷史,而別的動物沒有,因為人類有變化無窮的語言。從古猿到人,經歷了漫長的生物演化以及相對短暫的文化演化。南方古猿的直立行走,不僅解放了雙手,對現代人的體型、大腦容量、行為甚至語言方面也帶來革命性的改變。當人直立行走後,人類的喉頭下降了幾厘米,形成了現在的咽腔,舌頭也增加了許多動作的空間,為語言的湧現提供了重要條件。反過來,語言又刺激大腦的發展,強化了大腦記憶等功能。實際上,語言是人類「約定俗成」的文化的一部分。

撰文 王士元(香港中文大學偉倫研究教授、台灣中研院院士)


責編 葉水送



眾所周知,人類與猿類、猴類同屬靈長目。當我們拿上圖三張靈長類的相片對比時,直覺反應會認為兩種猩猩的親屬關係應該比較近,而離人類比較遠,可是事實並非如此。近年來遺傳學研究發現,大猩猩跟人類曾有共同的祖先,兩者大約是在1000萬年前分離的,而黑猩猩與人類卻是在600萬年前才分家。黑猩猩是現存的與人類基因關係最近的親戚。

這當然會引發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就是人類是怎樣從猩猩那樣的動物,演化成當今整個地球的主人?為什麼大猩猩與黑猩猩分開了1000萬年,外觀上還是那麼相似,而人類與黑猩猩分道揚鑣才600萬年,行為上竟會有這麼大的差別?扼要地說,關鍵在於生物演化與文化演化的不同,這也正是我想在此談的問題。


人類演化的兩個相變:直立行走和語言


歸納起來,人類的這段演化過程有兩個主要的相變:一個是從用四肢在森林裡爬樹的生活形態,轉變到兩足直立在平原上走動;另一個相變是從用手勢及簡陋的聲音來溝通,發展到目前非常複雜的語言。人類開始採取直立的姿勢是在300萬年之前,而語言湧現於10多萬年之前。這兩個相變的種種細節,目前還不是很清楚,可是一些相關的基本概念很值得討論,以便對這個問題做更深入的研究。

華裔語言學家王士元:語言是怎樣演化的?


圖2:左圖為三百多萬年前Lucy的化石,右圖為骨骼復原圖。直立是人類演化中第一個相變。


人類的演化當然要從非洲說起。達爾文在他1859的書里就提到人類起源於非洲。現在有種種多學科的數據支持這一理論,包括化石、基因及語言,「非洲起源說」的證據已經相當確鑿。1974年在非洲衣索比亞Afar區發現了一組相當完整的化石,對人類演化的研究特別重要(見圖2)。這套3百多萬年的化石是位十多歲的女孩所遺留下來的骸骨,發現者給她起名為Lucy。目前出土的一系列與Lucy同年代的化石,還不算是Homo(人)屬,他們的學名是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也就是在Afar發現的「南方猿人」。Lucy 的腿在演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因為她的腳、膝蓋、骨盆等化石,經過非常仔細的數據分析後,專家們同意她是雙足直立行走的。


至於為什麼南方猿人會直立起來,至今還沒有個完善的解釋。不過這個姿勢上的改變卻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重新改造了我們整個身體,這裡我們主要講兩個革新。首先,因為上肢不需要老是撐在地上支持著身體,猿人的手就能夠逐步地改造來學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大拇指與每隻手指都變得非常靈巧,能夠個別地運作。尤其是手一定要與眼睛協調配合,動作才能準確有效。


我們的祖先直立後幾十萬年,在非洲就開始出現很原始的石器。專家們可以分析出那些石器的種種不同用法,有些是用來敲砸堅果的,有些是用來割肉的等。在這個階段,由於手能製造新的工具,也刺激了大腦的發展,而更發達的大腦又能激蕩出更多新的發明。南方猿人的腦容量約有400 毫升左右,跟黑猩猩的差不多大小,而現代人的是1500 毫升,增長了三倍多。這樣循環性的共同演化,就讓人類從敲打石器的直立人,發展到目前發明人造衛星、身處在e世代的新人類,在漫長的演化道路上取得了主宰整個地球的優勢。

華裔語言學家王士元:語言是怎樣演化的?


圖3:古人直立後,身體徹底改造,喉嚨下降增加語音的空間,給了語言湧現更好的條件。圖片取自Lieberman, D.E. 2013.


除了手及肩膀的改造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變化是我們的口腔、喉嚨及氣管。黑猩猩的口腔後面基本就是喉嚨,只有一條管子。可是直立後,喉頭就逐步下降了幾厘米,形成了我們的咽腔,跟口腔大致垂直,因此我們有兩條管子可以發聲。這麼一來,舌頭就增加了許多動作的空間,因此我們能發出的聲音也就跟著增加了許多。這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個相變,這個相變給我們創造了讓語言湧現的重要條件(見圖3)。


語言的出現於口腔、大腦密不可分

語言學家很早就體會到,語言是奠基在一些其他更基本的功能上的一種依託的行為。說話時一定要能發出氣流,而呼吸當然是人類維繫生命所需的很基本的技能,一般是由自主神經系統控制。可是因為說話需要的是延長呼出去的氣流,以便發出一連串的聲音,如果要能比較精準的控制,就必須把氣流的速度跟喉嚨里聲帶的抖動協調好。聲帶拉緊時發的是高音,聲帶放鬆則發低音。舌頭移動跟下巴上下是咀嚼食物所需的基本動作。說話時,小舌可以控制鼻腔是否參與發音,如果小舌位處的軟齶下垂,氣流通過鼻腔,就可以發出鼻音,而下巴下降可發母音,下巴上升則發輔音,每次上下就可發出一個音節。這三套動作:呼氣、聲帶發聲、及口腔喉嚨調控語音,牽涉到大大小小几十個肌肉,要配合地非常精準才能說話。這是歷經幾十萬年才演化出來的能力,特別是大腦里控制這些肌肉的神經網路也是經由演化而來,別的動物沒有這些神經網路是學不會語言的。


我們說話時,因為需要的動作很小,一秒鐘內往往就能夠發出十幾個音節,傳達不少信息。這豐富的信息傳達能力跟我們的短期記憶及工作記憶有密切的關係。由於這兩種記憶都只有幾秒鐘長,它們的時間上限基本上約束了思想的複雜度。若講者說出一句話,但聽者聽到句子結尾時已經忘了句頭的信息,那麼這次的溝通就會失敗。反過來說,因為我們能在一段短期記憶內傳達幾十個音節,那麼這一串音節就可能包含大量的信息。


「約定俗成」的人類語言


說話是語言形之於外的行為,而語音是語言很關鍵的一部分。可是更重要的是說的東西要有組織、有語義。體會到可以有條理地利用不同的語音來代表不同的語義或概念,也就是可以把語音及語義這兩個系統結合起來,這是發明語言最基本的條件。語義的單位是詞,用什麼語音來代表什麼詞,沒有任何固定的道理,這就是荀子所說的「約定俗成」。詞是跟著不同語言、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總是在改變的。這一點明朝的陳第就了解得很透徹。李白「將進酒」里說「朝如青絲暮成雪」,他當時所謂的「青」色,我們現在要說是「黑」才對;用來擋雨的東西在普通話里叫做「傘」,香港話叫做「遮」,而英語叫做umbrella。這類例子多不勝舉,因為語言要表達文化,文化在演化,語言也必須跟著演化。

華裔語言學家王士元:語言是怎樣演化的?



2002年王士元在雲南田野考察時拜訪普米族。北京大學陳保亞攝影。


怎樣把詞串在一起也需要「約定俗成」,逐漸形成一套套的語法。例如:普通話說「給我水」,香港話是「俾水我」,兩種賓語的順序恰好相反;又如:漢語的動詞用在賓語之前,如「喝水」,日語句子里需要加些虛詞,而把動詞放在賓語之後,如「水 o 飲 mu」。辭彙增加了,詞跟詞的組合方式也跟著增多,語法就越來越複雜。除了上面提到的短期記憶及工作記憶,我們當然也有多種的長期記憶,不但能夠掌握到語法以及數萬個詞,並能把生活里每時每刻的經歷都以語言的形式記憶下來,以便在不同的場合可以派上用場。


一旦人類發現可以用語音來代表語義,他們就能造出很多的詞來,用在生活的每方面。幾十萬年前的原始狩獵採集社會所需的辭彙,跟一萬多年前農業社會的辭彙當然不同。遷徙的狩獵部落只能維持數十個人,農耕及放牧社會則可以容納幾萬人口,現在的大都市有的已超過千萬人口。人口越稠密,使用語言溝通的次數就會越多,語言也就變得越快。尤其在大都市裡,不同的語言大量接觸、溝通,辭彙及語法就很容易混合。例如在香港生活,經常都會聽到不同地區的粵語、普通話、上海話、閩南話、英語、以及一些東南亞的語言,所以近年來香港話變得特別快。


語言促進人類的文化演化


語言脫離不了文化,隨著文化變化,語言也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因此也是文化演化重要的一環。達爾文所提出的演化論是基於物種繁殖時會產生變異,而每一代有些變異體生存下去的機會比較大,包括生物演化及文化演化皆然。這也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可是生物演化因為必須通過遺傳一代一代的傳遞,所以速度上非常緩慢。蝙蝠也是哺乳動物,可是卻不像人類有靈巧的雙手,要經過數千萬年的生物演化,哺乳類祖先的前肢才能分別演化成人類的手和蝙蝠的翅膀。文化演化卻截然不同,從農業社會到現在,只不過一萬多年,由於知識傳遞能通過語言,尤其是配合文字的記載,因此累積得特別快,我們不但發明了空氣動力學,製造了種種的飛行工具,並且已經開始探索太空。


現在回到我們一開始所提的問題。雖然我們和黑猩猩血源上分歧不久,可是跟它們已經有天淵之別。直立後,我們的大腦、手及語言,三者都在不斷地相互刺激、共同演化。所有的動物中,只有人類能通過語言及文化演化,日新月異地累積知識及發展文明。演化並不只是你死我活那樣的競爭,合作往往會更適於彼此的共存。


在目前多姿多彩的電子信息時代,社會發展地驚人之快。當然「發展」並不等於「進步」,也並不代表我們總是會朝好的方向邁進,文明的進展取決於我們怎樣善用這些知識。荀子說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知識也是如此。我們當然不會希望再回到像猩猩們生活的原始環境里,因為演化是不可能走回頭路的。希望語言的精練藝術能幫助人類發展出待人處世需要的理智,看清楚我們應該追尋的路,發展經濟與科技的同時也要盡心保護好我們的地球,讓我們活得更好。


作者簡介

華裔語言學家王士元:語言是怎樣演化的?



王士元


台灣中研院院士、趙元任中國語言學中心主任、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主編;他以創立著名的「辭彙擴散理論」而在國際語言學界享有盛譽,曾被選為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首屆會長(1992-1993)。主要研究語言起源和演化、語言與認知、神經語言學等,是與趙元任齊名的蜚聲國際的華裔語言學家。


製版編輯:葉水送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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