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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古代科技發明,歷史教科書迴避了很多東西 | 短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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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津濤



中國歷史悠久,有很多偉大的發明。但由於歷史教科書在編寫時,常進行選擇性敘述,導致今人對這些發明存在很多誤解。試舉幾個最常見的例子:




司南是一把磁勺嗎?



高中《歷史》第3冊,提及「司南」時說,「世界上最早的指南儀器是中國在戰國時期發明的『司南』。後來人們利用磁石指南的特性,製成指南針」,同時配有漢代司南(模型)的圖片。




有關司南最重要文字,見諸《論衡》「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1948年,科技史學者王振鐸將「杓」解釋為勺柄,「柢」理解為停止,製作了我們現在通常所見的司南模型。後來又相繼發現一些資料,被視作司南為磁勺的觀點的支持。①



有關司南的製造和使用,有幾個問題至今沒法解釋。

首先,將磁石加工為勺柄狀,即使在今天也很難實現。

1995年,學者劉秉正曾委託玉器廠將幾塊磁石加工成勺形,結果三隻磁勺中有兩隻斷裂。當初王振鐸還原司南時也遇到過同樣的問題。

其次,天然磁石的磁力並不足以讓磁勺轉起來。

王振鐸製作司南時,使用的是「人造條形磁鐵」及在磁場磁化過的天然磁石。1952年,郭沫若曾要求中科院做一個司南,作為訪蘇禮物,結果也是一樣,「找到最好的磁石,請玉工做成精美的勺形,遺憾的是它不能指南。由於磁矩太小,地磁場給它的作用不夠克服摩擦力。只得用電磁鐵做人工磁化。」

第三,宋代以前,我國古文獻中完全不曾提到過磁石的指極性。



《論衡》中說的司南,沒有留下實物。除王振鐸的解釋外,國家博物館的學者孫機認為,司南其實是靠機械指向的「司南車」;東北師範大學的學者劉秉正,則將司南解釋為同樣有指南功能的「北斗」,並引申為指導者。




中國最早發明指南針是一個事實——中國在11世紀已有磁體指南針出現,而歐洲有同樣的記載,是在12世紀末。但

行歷史教科書在為司南配圖時,選擇磁勺且僅模糊標示其為「模型」,則是一種選擇性敘述。這種敘述,迴避了至少兩個存在爭議的問題:1、司南是不是勺狀?不能確定;2、勺狀司南的復原,是失敗的。





圖註:現在歷史教科書在為司南配圖時,僅模糊標示其為「模型」




「世界上最早的紙」灞橋紙,是一塊無法書寫的麻絮




現行初中《中國歷史》教科書上冊,論及「造紙術的發明」時,引用了一段材料,「考古學家在西安灞橋、甘肅天水、敦煌等地幾次發現了西漢時期的麻紙,有的紙上面還有文字和地圖。這證明西漢時已生產紙。但這種紙質地粗糙,使用不便」。其中提及1957年出土於西安灞橋的「灞橋紙」,曾經被譽為「世界上最早的紙」。





圖註:現行教科書仍將「灞橋紙」稱之為紙




事實上,所謂「灞橋紙」,並不足以被認定為「紙」。




第一,發現「灞橋紙」的過程缺少科學性。

參與灞橋墓發掘的工作人員回憶,當初在「一個罈子里發現一團麻絮卷狀物」,很可能是一名推土工人看到後,隨手扔進去的。後來又有人用「兩塊玻璃(把麻絮伸展)夾住,外面用膠布粘住而壓平的」,這意味著「灞橋紙」在墓中時,很可能並不呈紙狀。③

第二,「灞橋紙」原料為麻絮,表面粗糙,無法用於書寫。

即使是將「灞橋紙」認定為紙的著作,也承認其「紙質粗厚(厚0.14毫米),表面皺澀」「表面有較多的纖維束,甚至是未打碎的麻繩頭」「無文字,不便寫字,用於包裝」。

第三,「灞橋紙」未經打漿程序,保持了麻類單纖維端部的原形,不符合我們對紙的定義。




至於「灞橋紙」究竟是何用途,學界尚沒有一致答案。有人認為「灞橋紙」是銅鏡底下的墊襯物,也有人說它是擦拭銅鏡的麻絮。隨著1979年敦煌出土西漢粗紙、1986年甘肅天水出土紙質地圖殘片等發現,西漢已有紙張的觀點得到證實,因此「灞橋紙」是否為紙,究竟有何用途的爭議,變得不再那麼重要了。




現行教科書仍將「灞橋紙」非常肯定地稱作「西漢時期的麻紙」,迴避其存在的爭議,無疑也是一種選擇性敘述。





圖註:1957年出土的「灞橋紙」




熟知的地動儀模型,復原於1951年,無法監測地震




中學歷史教科書曾按《後漢書·張衡傳》的說法,重點介紹地動儀,「地動儀用銅製成,內部豎著一根銅柱,周圍有八組槓桿連接外面。外面鑄有八條龍,分別朝著八個方向。龍的口中各銜一枚小銅球。哪個方向發生地震,銅柱就倒向那個方向,觸動槓桿,使哪個方向的龍口張開,吐出銅球,落入下面的銅鑄蛤蟆口中,並發出響聲。這樣就能知道哪個方向發生了地震。」




地動儀早已中失傳。現在我們所見的地動儀模型,是王振鐸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在1951年復原的。




王振鐸的地動儀模型出現後,一方面被寫入教科書,另一個方面各地也紛紛仿製這種並沒有測震功能的地動儀,讓這個地動儀形象很快深入人心。事實上,

國內外學者對地動儀模型的質疑聲從來沒有停止,發表了一系列嚴肅論文,指出其原理性錯誤

——王振鐸復原地動儀所用的「直立桿原理」,只是依靠一根豎立直桿的隨意傾倒,不具有製造驗震器的可行性。美國地震學家博爾特更說,「地動儀模型工作原理模糊,模型簡陋粗糙,機械摩擦大大降低了靈敏度,對地震的反應低於居民的敏感,其作用應予以質疑,而且利用銅丸的掉落方向來確定震中也是不確定的」。⑤在王振鐸之後,一些學者又依照其他原理復原了多種地動儀,至今未能實現《後漢書》中說的測定「震之所在」。




在多番復原地動儀不能成功的情況下,不少學者對張衡發明地動儀的科學性產生爭議。

如學者趙冠峰梳理史料後發現,地動儀測中隴西地震的說法很值得懷疑,而東漢史官也未曾利用地動儀測定地震。他認為,地動儀「雖然其設計思路與現代地震儀器的原理較為一致,但限於技術條件,當時所造的地動儀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致使這種儀器有可能在公元133年洛陽地震後被淘汰」。⑥學者馮銳等則肯定張衡率先利用物體慣性,發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地震儀,和英國人米爾恩發明的現代地震儀有承繼關係。




總之,對於地動儀的測震原理,至今依舊有很多未解之處,無法成功復原。因此,

教育部於2010年暫時刪除了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有關地動儀的內容,這是一種值得稱讚的嚴謹態度。

待地動儀復原成功時,再將其寫回教科書,亦為時不晚。





圖註:在博物館展出的地動儀,不具有測震功能




華佗的麻沸散,其源頭可能在印度




初中《中國歷史》教科書上冊,對中國醫學有不少介紹,說到華佗「發明了『麻沸散』,讓病人和酒服下,失去知覺,然後進行各種手術」。




在記有「麻沸散」之名的《三國志·華佗傳》中,並沒有說明配方

,以至現在眾說紛紜。如清人託名所作的《華佗神醫秘傳》中說是羊躑躅、茉莉花根、當歸等;而更多人則相信,麻沸散主要成分是押不蘆草,即來自印度的曼陀羅花,這是古印度人進行外科手術時常用的麻醉劑,也是蒙汗藥的主要原料。




印度對曼荼羅花的應用極早,約公元前6世紀就已有外科手術。那華佗是如何得知曼陀羅花的呢?史載,華佗早年「遊學徐土」。當時徐州恰恰是漢末佛教傳播的重要地區,很多西域高僧為躲避戰亂,從長安、洛陽來到徐州。如據《三國志》記載,與華佗同時代的笮融,曾花費巨資在徐州修築可容納三千人以上讀經的浮屠寺,其舉辦的浴佛會吸引萬人參與。華佗很有可能是從這些佛教徒那裡了解到曼陀羅花的麻醉功效。有學者認為,在梵語中,「曼陀羅花」是mandara-puspa,「麻沸」兩個字則分別對應mandara(曼陀羅)和puspa(花)的首音節ma-、pu-。




當然,麻沸散的成分不會僅是曼陀羅花,華佗肯定還加入了其他藥物,才有可能達到《三國志》所說的效果。

教科書只說「華佗發明麻沸散」,而迴避外來醫學對華佗的影響,以及印度、希臘使用麻醉劑早於中國的事實,無疑也是一種選擇性敘述。





圖註:可能是麻沸散主要成分的曼陀羅花




活字印刷術在古代未能推廣,現代漢語活字印刷術由日本發明




在高中《歷史》第3冊中,活字印刷術被給予很高評價,「11世紀中葉,北宋平民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它既經濟,又便捷,是印刷業的一大革新」「歐洲人還借鑒中國的印刷術,造出了自己的活字印刷機,大大推動了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促進了思想解放和社會進步」。




畢昇發明活字印刷的事迹,史料方面,僅見於沈括所著《夢溪筆談》。




同大多數人想像的不同,活字印刷發明後,並沒有取代雕版印刷——直至清末為止,使用雕版都是中國印刷業的絕對主流,據統計,活字本的數量僅相當於雕板書1%—2%。




就漢字印刷而言,使用活字有幾個困難,不易克服:一、漢字數量龐大,使用活字印刷的話,常用字要準備幾個、甚至幾十個,為區分正文、注釋,不同字體還要有不同的活字,一副活字通常要有2萬個,普通從事印刷的人無力鑄造;二、中國在金屬活字上著墨技術較落後,印製出的書籍效果較差;三、活字比雕版程序更複雜,如排版工人要識字、排版後要校對、印刷完要將活字歸位、再版要重排等。⑧加之,中國有大量技藝精湛的雕刻工人,雕版成本長期保持在較低水平,通常比使用活字印刷更划算。相反,在刻工較少的韓國,政府長期推動活字印刷,使其活字工藝遠超同時代的中國。⑨




至於中國的活字印刷術是否曾對歐洲產生影響,目前還很難說清,但德國人谷登堡在15世紀獨立發明西方活字印刷前,聽聞中韓已有此種印刷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由於使用拉丁字母製作活字,遠較漢字容易,因此谷登堡的活字印刷一經問世,便在歐洲廣泛應用。

如學者鄭也夫所說,「即使谷登堡的發明是受中韓活字影響,活字的全部潛力,也要靠字母民族去發掘。其巨大潛力在很長一段時間與非字母民族絕緣,只屬於字母民族」。




讓活字印刷在中國取代雕版印刷的技術,也是來自西方。從活字材料上說,谷登堡率先使用鉛銻合金製作活字,較中韓使用的銅活字、鉛活字熔點更低(容易刻字)、硬度更大(經久耐用),被長期沿用。從刻寫方式上說,美國傳教士姜別利在1858年按照漢字特點,發明了電鍍銅模,出售給總理衙門及上海各報館等。後來日本人本木昌造在姜別利的協助下,發明了更加優質的漢字印刷技術。

1897年,商務印書館成立後,即採用日本先進的活字印刷,很快成為中國出版業的領頭羊。這項技術在中國一直使用至1955年。




綜上。簡言之,中國古代的很多著名發明,確實典籍有據,但具體形態、實際效果等,往往存在爭議。

歷史教科書在編寫過程中,應堅持嚴謹的學術立場,不可只選擇性敘述其中一面;更不能將存在爭議的觀點,當成毫無疑義的結論,傳遞給學生。





圖註:元朝時繪製的活字印刷流程圖






注釋


①楊琳:《勺形司南未可輕易否定》,《自然辯證法通訊》2016年第3期。


②劉秉正:《再論司南時磁勺嗎》,《自然科學史研究》2006年第3期;孫機:《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中華書局2014年,第417—422頁。


③宗實:《倫功難泯維國尊——兼揭所謂「灞橋紙」公之於世的內幕》,《紙史研究》1986年第2輯。


④陳啟新:《還灞橋紙的本來面目》,《中國造紙》1987年第6期。


⑤馮銳等:《張衡地動儀的科學性及其歷史貢獻》,《自然科學史研究》2006年增刊。


⑥趙冠峰:《張衡地動儀文獻蠡讀》,《自然科學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⑦林梅村:《麻沸散與漢代方術之外來因素》,《學術集林 卷10》,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第233—237頁。


⑧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29—632頁。


⑨鄭也夫:《活字印刷的起源》,《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9期。


⑩劉元滿:《近代活字印刷在東方的傳播與發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羅樹寶:《近代印刷術傳入及初期鉛活字字體》,《印刷雜誌》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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