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接生死的器官移植，該如何填補缺口？

天下 03-18

連接生死的器官移植，該如何填補缺口？

人體器官捐獻移植，連接生死。資源越稀缺，越凸顯出兩個問題的重要性：一，如何保證資源來源；二，如何界定誰能獲取這種資源。

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重建中國器官捐用體系，都是試圖公平的去解決問題。

本篇為節選，全文是《政商智庫》付費內容。

3月3日上午十點，陳靜瑜走進中日友好醫院手術室。

等待他的，是一位呼吸衰竭的病人。而他們要等的，則是正爭分奪秒「飛」來的「救命肺」——3月3日凌晨5時，由湖南瀏陽一位腦死亡患者捐出；8點25分，乘飛機從長沙起飛；10點半，提前約15分鐘抵達首都機場；11點20分，進入手術室。

下午15點46分，「救命肺」被成功移植進病人體內，生命再次得到拯救。

次日，類似流程，陳靜瑜又經歷了一次。

接連完成兩起「救命手術」後，3月5日，陳靜瑜坐在了兩會會場——身為無錫市人民醫院副院長的他，另一個身份是全國人大代表。

「現在（能做器官移植的）醫生太少了。全國像陳靜瑜這樣能做肺移植的醫生，名字我都能數出來有多少個。」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說。

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2016年公民完成捐獻4080例，捐獻大器官11296個，較2015年提高近50％，年捐獻數量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而在這個數字背後，還有個更為龐大的群體——中國年均約30萬臟器衰竭患者有器官移植需求，在案登記等待的患者3.1萬人。與此同時，醫療資源也存在嚴重短缺，以致於2016年全國204例肺移植手術中，有136例由陳靜瑜團隊完成。

連接生死的器官移植，該如何填補缺口？

受捐者正在進行腎臟移植手術

「美國有3億人，可以做器官移植的醫院有近300家，我們有13億人，才有169家醫院。」兩會上，黃潔夫不無遺憾地表示，在有4080例器官捐贈的情況下，如果經濟原因和服務能力限制的話，完全有能力挽救更多患者。

「你們的器官哪兒來的」

上一次見到黃潔夫是2015年盛夏，在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的辦公室。當年的1月1日，他公開宣布，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來源。

「去年（2014年）就是一場鬥爭，很可能器官移植要麼回到死囚，回到刑場，要麼就是往前走一步邁向陽光。」黃潔夫聲音平和輕柔，望向窗外，「去年的這個時候」。

由於沒有成熟的器官捐獻體系，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器官移植的兩種來源，一是親體捐獻，二是屍體器官。因特殊原因，後者基本來自死刑犯——這一度成為中國移植領域醫生在國際上最尷尬的問題。

2005年，以衛生部副部長的身份，黃潔夫參加了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層會議。會場上，他不得不直面其他國家的追問，「你們的器官哪兒來的」。

「如果不承認用死囚，你一年9000個器官移植，器官哪兒來的？不能採取鴕鳥政策，不能掩耳盜鈴。」回國後，他著手建立一個符合中國國情和倫理的器官移植體系。

2006年，第一次全國器官移植大會在廣州召開。全國800多名器官移植醫生參加了會議，發表了《廣州宣言》，表示器官移植既要符合中國國情，又要符合全世界的公共倫理學準則。2007年，《中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正式頒布，其中規定：「人體器官捐獻應當遵循自願、無償的原則。」

「我們2007年的《條例》說，器官捐獻移植工作全權由衛生行政部門負責。我們之前一直是司法體系來負責。」黃潔夫欲言又止。

「實際上，（中國人體器官捐獻體系建立）是得到了上一屆的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的支持，這一屆得到了習主席跟李克強總理的支持，不然是很難完成這件事情的。」黃潔夫說。

2017年2月，受邀參加梵蒂岡教皇科學院舉辦的「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時，黃潔夫用孔子的話來總結中方所做的努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更也，人皆仰之」。意思是，現在我們改了，全世界都能看到，都會尊重。

連接生死的器官移植，該如何填補缺口？

2月7日，梵蒂岡舉辦「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理事長黃潔夫

「器官移植的希望在醫院，不在刑場」

有數據表明，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權後，死囚器官源開始減少。以肝移植為例，中國肝移植註冊系統公布的數據顯示：肝移植數量在2005年、2006年達到頂峰，分別為2970例和2781例；2007年減少了約三分之一，降至1822例。

2013年，北大人民醫院開始停用死囚器官。該院肝膽外科醫生回憶，當年肝源變得緊缺，醫院僅做了數十例肝移植手術，而此前最多一年做了100多例。

不少人認為，「中國器官移植的冬天到了」。

「供體從哪兒來？」黃潔夫也問過自己這個問題。後來他發現，如果繼續跟死囚混在一起，普通人只會拒絕捐獻。

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副秘書長庄一強也提到，他曾聽說過一個例子，一個病人快去世了，家裡人想捐獻器官。遠方親戚聽說了趕緊制止，說這是死刑犯做的事情，不是我們做的。

「器官移植的希望在醫院，不在刑場。」黃潔夫再三強調。

2015年2月，一位到中國旅遊的法國大學生意外身亡，他的父母和哥哥專程從法國趕來。聽說中國剛剛停用死囚器官移植，他們決定捐齣兒子的器官。

最終，白色的燈光下，捐獻者的肝、腎、肺被分別取出，移植到四位中國病人身上。手術前，醫生們站成一排，對著手術台上的法國男子鞠躬、默哀。

連接生死的器官移植，該如何填補缺口？

2016年9月29日，安徽合肥，手術前，醫生、護士向器官捐獻者遺體鞠躬默哀 (ic 圖)

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副秘書王海波記得，當時他們還在微信群里討論過這事，也本以為事情就這麼過去了。沒想到幾天後，安徽的一位老人看到這個報道，帶著兒子、兒媳、孫子等一家七口到紅十字會，要求捐獻器官。老人的理由很簡單，以前用死囚器官，我們不捐。現在連外國人都捐了，說明這個事情是陽光的，我們也要幫助別人。

家人才是決定者

最初，做器官捐贈登記體系是紅十字會，但手續非常繁瑣，光填表就要填上足足三頁。2014年，施予受器官捐獻志願者登記網站、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器官捐獻志願登記平台先後上線，但登記手續依然複雜。

《中國器官捐獻公眾意願調查》顯示，83％的參與調查者願意成為器官捐獻志願者。56％的人不願登記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兒登記或手續太繁瑣」。

「在互聯網時代，必須讓互聯網參與進來。」黃潔夫說。

2016年底，支付寶開通「器官捐贈」登記，目前已有10萬人參與了志願登記——上線時，黃潔夫本來想第一個報名，沒想到報名太踴躍，他沒能搶到。

「我們做志願登記是為了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而不是讓大家都變成捐獻者。這是一種愛心的表達，不意味著有任何捐獻義務需要履行，更不用志願者自己去聯繫醫院。」黃潔夫解釋，真正的器官捐獻還是在病床前，經家人同意的。

從過往經驗來看，即便患者簽署了知情同意書，但家屬不同意，是全球器官捐贈的第一大阻力。

3月4日陳靜瑜在中日友好醫院進行的手術中，受體來自雲南一個16歲的彝族男孩。2月底的一場車禍，讓他不得不告別這個世界。

術後，男孩的生命體征一直不穩定，母親每天走進病房，都會輕聲呼喚兒子的名字，但孩子始終沒有回應。她再摸摸孩子的四肢，「好像有點兒涼」，母親通知值班室的護士。2月27日下午，男孩的腦電圖定格在了直線。醫生宣布了腦死亡的結果。

在後續的方案中，可以有四種處置方式，一是停止治療，自然死亡；二是在尚有心跳的時候接回家；三是繼續用藥物維持生命體征，直至心電圖也成為直線。最後一種則是捐獻器官，用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都救不過來了，按照他們的意思，捐了吧」，開家庭會議討論時，男孩的奶奶，一位70歲的長者沉默許久，終於發了話。家人們唯一擔憂的，是在器官捐贈後，遺體會不會有殘缺，會留下一個窟窿，他們希望能讓孩子完好地離開。在前期搶救的手術中，孩子頭顱上的一塊骨頭被取走，此時，母親小心翼翼地懇求醫生，能不能幫忙把這塊骨頭再縫合回去。

最終，家人在器官捐贈志願書上籤了字，把能用的器官全部捐獻。遺體被送進手術室時，母親委託工作人員給孩子穿上他生前最喜歡的運動服，並掏出一包樹葉一樣散著清香的東西交給對方。按照當地風俗，人走了之後，要用這種樹葉浸泡過的水擦洗身體。手術室里，鞠躬、默哀的告別儀式之後，醫護人員取出了男孩的9個器官和組織，其中的7個器官被移入新的軀體，挽救了5位重病患。

「在中國發生捐獻的時候，不僅要家人同意，要遠方親戚同意，甚至還要這個村子的村長同意。」王海波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是我們的風俗，「器官移植不僅僅是醫學上生和死的判斷，它根植於整個社會文化的土壤中，我們一定要尊重這些活著的人，尊重這些風俗。所以我們在宣傳上也提到，你做這件事的意願很好，同時要讓你的家人知道你的決定」。

連接生死的器官移植，該如何填補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