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瑪：20世紀物理學、哲學與歷史學的黃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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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曼維的書房

《德國天才》3

第三編 現代性的痛苦與奇蹟

第三十二章 魏瑪：20世紀物理學、哲學與歷史學的黃金年代

在科學的許多領域中，一戰痕迹持續了數年之久。1919年協約國成立了一個國際研究委員會，但把德國與奧地利排除在外。直到1925年，在《洛加諾公約》簽訂後，這種規則才被打破。但此時的德國和奧地利的科學家們卻拒絕接受橄欖枝。這種僵局存在於更多非正式的層面中，如德國人被禁止參加國家科學會議，無法獲得訪問學者的身份，他們的研究不能被刊登在頂級雜誌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物理學家的索爾維會議居然在1923年前沒有德國參與者。

幾乎與此同時，在魏瑪共和國成立了一個新組織「德國科學援助基金」，它與大學、研究院及威廉皇帝學會整合到了一起。但是，不久之後德國科學界就遭到反猶主義的衝擊，首先是愛因斯坦，此後曾獲諾貝爾化學獎並發明過三層防毒面具的理查德·威爾斯泰特也因慕尼黑興起了反猶主義而辭去了大學教職。

儘管如此，1919年到1923年的德國仍然出現了物理學的黃金時代。尼爾斯·玻爾在一戰前就解釋了電子如何按照某種特定的軌道圍繞原子核運動，他的理論物理學研究所於1921年在哥本哈根成立，玻爾本人也隨之被授予諾貝爾獎，並在同一年指出物理學與化學之間存在本質聯繫，即電子的連續性運動軌道只能包含一定數量的電子，而且化學元素也是以類似的方式進行化學運動。

奧地利人沃爾夫岡·泡利延伸了玻爾有關化學運動的解釋，指出電子內層不可能包含兩個以上的電子，第二層不可能包含八個以上電子，即著名的泡利不相容原理。此後，維爾納·海森堡在玻爾理論的基礎上產生了後來被稱為「量子怪異性」的想法，並進一步發展為「矩陣數學」的方法，該理論使「原子結構首次擁有了一種真正的數學基礎」。海森堡把他的發現叫做「量子力學」。法國人路易·德布羅意修正了海森堡的觀點，提出了「波粒二重性」，奧地利人埃爾文·薛定諤關於此理論的著作使它很快流行開來。

新物理學正在產生新的數據，擁有著非常實用的衍生結果，這些衍生結果已經在爭議中更為直接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20世紀20年代，廣播進入家庭；1928年，電視機面世。噴氣飛機也由英國人弗蘭克·惠特爾和德國人漢斯·馮·奧海恩幾乎同時發明。

物理學與數學之間的知識重疊處總是大量存在，物理學在黃金時代的進步也包含著數學新形勢的發展。20世紀20年代末，由大衛·希爾貝特在1900年巴黎會議上提出的23個重要數學問題，其中大部分已經得到解決。數學家們認為數學包含了邏輯，因此也擁有哲學蘊意。來自布爾諾的數學家庫爾特·哥德爾在德國科學雜誌上發表了《論數學原理及有關係統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題》，有效地證明了數學和邏輯學中也存在著限制，被視作邏輯學與數學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恩斯特·馬赫學會在1928年更名為維也納學圈，後來提出了邏輯實證主義。邏輯實證主義者極力批判形而上學，反對「可能存在任何超越普通科學世界與常識的世界，可由我們感覺而發現的世界」的假設。對於他們而言，任何在實證上無法檢驗的判定都是荒謬的。由此，神學、美學和政治學的廣泛領域都被他們拒絕。 美國哲學家西德尼·胡克當時也在德國，他指出德國哲學家敵視科學的態度極為傳統，他們把「推動信仰、道德、意志自由、民族和有機民族國家的事業」視作自己的天職。維也納學圈的目的是以邏輯學和科學的手段來澄清哲學。

但當時有一個人極為反感維也納學圈，他對整個魏瑪文化、全部現代性特別是柏林都感到不安，他就是馬丁·海德格爾，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同時又是最具爭議性的哲學家。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存在與時間》，這本書「幾乎無法加以釋讀」，但是卻極受歡迎。海德格爾把科學與技術視作意願的一種表達，視作決心控制自然的一種反映，但他認為，在人性中，還存在著完全不同的一面。他的觀點的核心是意志與生命的分離，內在的生命高於且外在於意志，適合理解生命的方法並不是那種服從性的思考。海德格爾相信西方觀念需要得到懷疑性的審視，因為科學變得越來越傾向於徵服而非理解。他總結說，或許人類將迎來這樣一個時代，「那時，我們應該停止自我主張，而僅僅是服從，讓它如此」。

海德格爾的思想讓德國擁抱非理性之舉，拒斥城市理性文明，並心照不宣地讚賞那些與民族觀念有關的運動，以至於從中引申出人們對英雄而非理性的訴求，使之服從於科學的替代品，服從於那些「以其生命來思考」的人。海德格爾並未創造出納粹黨，甚至也未曾營造過那種通往納粹黨的情緒，但是，正如德國神學家保羅·蒂利希所言，「尼采與海德格爾的名字同法西斯主義和民族社會主義的反道德運動之間聯繫起來，並非毫無理由。」

另外一位重要的哲學家是馬克斯·舍勒，他有兩個最著名的觀點，第一個是同情心的存在以及我們不能迴避同情的事實，在舍勒看來，這就是上帝存在的證明，以此表明愛是我們存在的核心，心靈和理智決定了價值。另一個觀點是，存在著一種「心的秩序」，即一種價值序列，從高到低排列：神聖的價值、理智的價值、活力與高尚的價值、效用的價值、快樂的價值。他認為大多數倫理系統的錯誤在於把某個價值提升到凌駕於其他價值之上，而沒有認識到其中存在著等級序列關係，缺少調劑所有評判的舉動。假如人類把一個低序列的價值凌駕於一個高序列的價值之上，並會出現「心靈失序」。他說，感受與愛有著它們的自身邏輯，完全不同於理性的邏輯。他斷言，在我們所有人之間，存在著一種根本性的聯繫，我們讓這種聯繫變得更為強大、更為清晰的工作才是令人滿意的事情。

魏瑪德國還擁有一大批優秀的歷史學家，他們大多數都對中世紀感興趣。帕斯托撰寫了一部有關19世紀早期教皇的重要史著，他成功地說服教皇列奧十三世讓從不對外開放的梵蒂岡圖書館向他開放，是他得以完成《中世紀結束以來的教皇史》這部重要作品，至今仍被視為典範。佩爾西·施拉姆則撰寫了《皇帝、羅馬與革新》和《作為軍事領袖的希特勒》兩本重要著作，他有關德軍最高指揮部的內部記錄已經成為必讀書目。諾貝特·埃利亞斯是猶太人，他對德意志猶太復國主義有濃厚的興趣，並於1933年逃離德國，先後流亡巴黎和英國，並在那裡寫出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文明的進程》。格斯肖姆·肖姆勒由於同情猶太復國主義，於1923年移民巴勒斯坦，後成為當時以色列國家圖書館希伯來語猶太文物部主任。他對卡巴拉和神秘論感興趣，認為猶太教有著神秘的起源，倘若忽視這種因素，人們便不可能正確理解猶太教。他認為猶太教的終極形式知道相對較近時代才得以形成。這是迄今為止神學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但回到魏瑪共和國，當時幾乎無人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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