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古老刑訊逼供你知多少？

原創文：李平發 讀史（dushi818）專欄作家

前天看到一個段子，說是一個土豪的兒子在課間，老師問他圓明園是誰燒的，土豪的兒子說「不是我燒的。」老師當場暈倒。過了一會兒，老師給土豪打電話說「你兒子太不像話了，我問他圓明園是誰燒的，你兒子居然說不是他燒的。」土豪的兒子回家後，被土豪一頓暴抽，第二天兒子上學後，土豪給老師打電話說「我兒子昨晚已經承認了，圓明園是他燒的，老師，無論多少錢，您說，我都賠償。」

十九世紀的英國法律史學家梅因有一個論斷 ——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高低，看這個國家的民法和刑法的比重就知道了。大凡半開化的國家，民法少而刑法多，現代文明的國家則民法多而刑法少，按照這種說法，在中國古代法家制度下，幾乎只有刑法而沒有民法。傳統宗法社會裡，刑訊逼供一直是合法的審訊手段與方式，口供和畫押幾乎是唯一的定罪依據。就連包青天包拯動不動都會說 : 「 人是賤蟲，不打不招，再不招供，大刑伺候 ！」事實上過去死於刑訊之下的人、遠比被正式判處死刑的人多。（宋史.刑法志）中記載 :

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之人，類皆肆行威福，意所欲黥，則令入其當黥之由，意所欲殺，則令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時日，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又擅置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為杖，掊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並施，夾兩股，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辮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幾乎殞命，富貴之家，稍有罥偏，動籍其貨，又以趁辦月樁及添助版帳為名，不問罪之輕重，並從科罰，大卒官取其十，吏漁其百。

（大意是說，天下獄吏之殘酷無所不用其極，每年冬夏之際，上級官員命令提刑審判案件，提刑不敢，便都推給倅貳，倅貳不敢，便推給幕屬。所委託的都是些肆意斷案並所取賄賂的官員。監司、郡守肆意斷案，想要判刑刺字的，便讓犯人自認其罪，想要判處死刑的，也讓其自認其罪。命令獄卒在規定期限內，逼出口供並讓犯人上交錢財，不僅如此，他們還擅自製造刑具，殘害平民。有的用木頭猛擊四肢，有的用木板和繩子夾住臀部，有的用繩子纏住頭部並夾上木楔子，有的將犯人反綁在地上用繩子捆住雙腳，然後令獄卒在腿上跳，刑罰極其殘忍，疼痛深入骨髓，幾乎令人喪命。富貴人家稍有差池，官吏就藉此盤剝，又以增加收入名義，不問罪行輕重，一併判處財產刑，如果官取十的話，到了吏那裡就變成了一百。）

漢代以後直至明清，官員審案無不使用拷打。（《中國歷代酷刑實錄》）記載 : 刑訊逼供在古代叫『拷刑』，清代的名稱更形象，叫『熬審」。從古到今，刑訊花樣何止萬千，東漢末年已有『考掠五毒』的說法，唐代酷吏則慣用『泥耳籠首」、『捶脅簽爪』、『懸發熏目』等酷刑。莫言在小說中寫了一批比凌遲更殘忍的『檀香刑』，一截打磨光滑的檀木從犯人肛門插進，穿過五臟六腑，再從上面後頸穿出，幾乎沒有傷口，其意旨在讓人痛不欲生活著。中國那時什麼都落後，但刑罰是最先進的，中國人在這方面有特別的天才成份，讓人感受了巨人的痛苦才死去，這是中國藝術，是中國政治的精髓。在中國歷史中，酷刑與酷吏密不可分，按羅爾斯觀點，『正義』只有在『不確定』情況下才會出現。酷吏之所以熱衷於酷刑，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有不少『作繭自縛』、『木匠做枷鎖自己戴』的諷刺，甚至還有『請君入翁』的典故 ——

唐秋官侍郎周興，與來俊臣對推事。俊臣別奉進止鞫興，興不之知己。及同食，謂興嘆 : 『囚多不肯承，若為作法？』興曰 :『甚易也，取大瓮，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處之其中，何事不吐』。即索大瓮，以火圍之，起謂興曰 : 『有內狀勘老兄，請兄入此瓮。』興惶恐叩頭，咸即款伏。（《太平廣記》卷一二一）

武則天時，大臣狄仁傑被誣告謀反，酷吏來俊臣主審，狄仁傑迫於酷刑，只好表面認罪，暗地裡他寫下血書訴狀，由其子上訴至朝堂。見到狀文後，武則天問 : 『你既無罪，莫非罪狀上畫押是假？』狄仁傑悲憤地回答 : 『我若不招供畫押，怎麼能活到現在？』在皇權專政時期，酷吏操持生殺大權，受害者根本無權保持沉默。拒不認罪者，必然招致酷刑折磨，甚至死於非命，反不如自誣誣人，免於眼前之災，再尋機翻供辯冤。但事實上，只要你一旦認罪，再想逃出酷吏之手，勢比登天還難，只能寄希望于越訴一塗了。

南宋時，宋慈根據自己作法醫的經驗，撰寫了《洗冤集錄》一書，比他更早一些的北宋有個叫李元弼的法醫，他將自己進行刑訊逼供的經驗寫成《作邑自箴》一書，在書中李元弼系統地總結了拷訊之法，甚至還運用了許多心理學原理，使受刑者心理壓力逐次加重，直至最後崩潰。比如在拷訊前，先報出拷打的數目，喝令拷打前先停頓一下，待受訊者『欲說不說、持疑之時』，再乘勢大聲喝令『打 ！』但不一定打完，分幾次停頓後，使之自然畏懼，不敢抵諱。若還不招供，則吊起一隻腳，罰其日夜站立，不準躺卧，這樣不過三兩日，便吐實情。

桎梏鎖是中國的傳統刑具，稱為『三木』，腳銬為桎，手銬為梏，鎖即枷。

明朝時期，枷鎖始漸濫行。萬曆皇帝朱翊鈞創製了立枷，它是明清時代的常用刑具『站籠』，犯人被枷住脖子，身體只能站在那裡，跪、坐都不能。人一旦進了站籠，不出一兩天就會斃命。如果將枷鎖抬高或壓低幾寸，則犯人要麼是窒息速死，要麼彎曲著雙腿支撐身體，用不了多久便會竭力而亡。因此，站籠中一般都在犯人腳下墊磚塊，以磚的高度來控制犯人的死亡時間。

晚清時期，滇戲演員劉松廷被裝進站籠逼供，劉不堪折磨，踢掉磚頭後很快死去。

立枷最早只是為了將犯人『示眾』，但後來逐漸演變成一種極其殘酷的死刑。對地方官吏來說，這種死刑根本不用等到『秋後』，也不用『呈報上憲』。與經過審判後合法處死的死刑犯相比，在監獄中被非法害死的不知要多出幾倍。

道光年間，四川監生陳樂山以自己親身經歷給皇帝上書稱，他在巴縣聽說這裡每年要『牢死』兩百多人，在華陽縣，他親眼看到了三十多人死於獄中，還有七十多人命在旦夕，在他經過的湖北和安徽等地，這種情況與四川相仿，他推算全國每年有幾萬人死於牢中。

春秋時期，曾有『李離伏劍』的美談。《史記.循吏列傳》記載 : 晉文公時代的最高司法長官李離，一次根據下屬向他彙報的案件，將人錯判了死刑，便把自己拘押起來，準備抵當死罪，晉文公說 : 『官階有高低，處罰也有輕重，這案子是下面的人弄錯了，並不是你的罪責啊 ！』李離卻不這樣認為，他說 : 『我的官職比他們（指下屬）都要大很多，從沒有讓給下屬一點權；享受的奉祿也比他們多，卻從沒有賞給下屬一點利益，現在錯判案件而錯殺了人，卻要把我的罪責推給下屬，這可沒有聽說過』。說完，他不顧晉文公勸阻，伏劍自殺了。司馬遷在《史記》中稱『李離伏劍、為法而然』。

明清時期，因刑訊逼供被屈打成招、乃至殺害無辜的事情屢見不鮮，造成的上控和京控也層出不窮 ——

廬江縣令楊霈霖動用非刑，打死無辜，其親屬上控被阻截，為掩蓋罪行，楊又以酷刑逼取偽證，羅織陷害，還縱火焚燒房屋，逼迫孕婦自殺，將不聽命的差役關進站籠，斷絕水米，致其斃命，可謂窮凶極惡 ！這樣的酷吏那時並非孤例 ——

嘉慶庚辰，陝西渭南縣富民柳全璧因索債事，毆死傭人朱某後，乃重賄縣令徐潤，證為朱某自跌傷致死。朱妻上控，撫院改委他縣令姚洽另審。柳復廣通賄，巡撫朱勛、布政使鄧廷楨皆有所染。姚洽承意指，朱妻方臨盆，命差役凌逼赴審，致傷風死。其戚馬某屢控，姚洽復加以嚴刑致斃。朱某有侄，已受賄私和也。村民不甘，群聚詬之，曰 : 『汝不上控，吾儕即分汝屍 ！』朱侄不得已，入京上控。御史王松年密劾之，仁宗命那繹堂制府成馳驛往訊，盡得其實，全璧抵死。洽、潤等論戌，勛、廷楨降革有差。（《清稗類鈔獄訟類》）

光緒十七年（1891年），安徽廬江知縣楊霈霖在判決一起遺產繼承案中，徇情枉法、濫用酷刑、致死人命。死者母親張黃氏覺得自己兒子死得太冤枉、太慘，便到府里申控，被楊知縣衙役抓回本縣。楊逼令張黃氏寫結狀、按手印，承認兒子因病亡，並非刑訊致死。張黃氏不甘心，又到安徽巡撫衙門投控狀，被安徽巡撫沈秉成上報朝廷。光緒皇帝發下諭旨，要求兩江總督劉坤一『遴派司道大員徹底訊明，秉公議結』，最終楊知縣受到應有懲處 ！

在清代州縣司法審判程序里，錄取的口供也是導致訟案難以伸直的原因，『重視口供，本是重視證據』，然弊病也多。無供即無招，官司便無法定讞，審理者便可以藉此拖延審案，也可以據此合理地對兩造使用刑訊，以求案件能夠儘速進行，以免逾期。刑訊與酷刑泛濫的根本原因，在於朝廷對於酷吏暴行的寬容和縱容，因拷打致死人命最多不過處以杖罰。在實際操作中，因為受害人已死，已無對證，殺人的官吏往往不受任何追究，一些惡棍、酷吏甚至索賄受賄後，替仇家故意監斃人命。清雍正時發生的麻城冤案中，塗如松因妻子離家出走，被誣告和刑訊逼供，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跽，肉煙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不勝其毒皆誣服。

在西方人看來，刑訊口供是一種聞所未聞的審判邏輯，中國的法官僅僅是憑著自己的自由意志來斷案的，這使他們經常對一些案件草率地作出判決。英國人麥高溫不無刻薄的敘述中國的刑訊 —— 『 竹棍夾杖』，構成了每一次普通審訊的基礎。

1764年，也就是清朝乾隆二十九年，一部《論犯罪與刑罰》的小冊子風靡歐洲，在書中，二十六歲的貝卡里亞對酷刑和死刑提出了質疑和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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