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鉤：宋太祖趙匡胤心裡苦——規章制度大過天

文 | 吳鉤

今天是宋太祖趙匡胤誕辰紀念日，1090年前的今日，即後唐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公元927年3月21日），趙匡胤出生於洛陽夾馬營。當時誰也想不到這個孩兒後來會成為一代王朝的開創者。親愛的女兒，我們講宋朝故事，當然也應該從他說起。

今人講述宋太祖的事迹，幾乎必講他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以顯示其政治野心與手腕；也必講他平定西川、荊湖、江南、嶺南，消滅軍閥割據之舉，以展示其雄才大略；更是必講他「杯酒釋兵權」的傳聞軼事，以說明宋王朝強化中央集權與皇權專制的趨勢。

不過，我們不打算講這些眾所周知的故事，只來說說太祖得國之初的三件容易為史家忽略的小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趙匡胤從一名軍閥到一國之君的角色意識轉換，也可以看到宋初制度構建過程的一些投影。

▍第一個故事：拜相

我們要講的第一個故事，跟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有關。

趙宋立國，制度構架仍沿襲唐舊，執政團隊也沿用後周舊人。後周顯德七年，大宋建隆元年（960）正月，邊關報告契丹入侵，周帝命殿前都點檢趙匡胤「領宿衛諸將御之」，不想趙匡胤行軍至陳橋驛，卻被眾將擁立為帝，黃袍加身。消息傳入汴京，宰相「范質下殿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齣血。溥噤不能對」。

很快趙匡胤率兵回京，王溥「降階先拜」，范質「不得已從之，遂稱萬歲」。一次驚心動魄的改朝換代，遂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完成。

宋太祖受禪之後，仍拜范質、王溥、魏仁浦為相，禮待有加。留用後周舊臣執政，有利於將政變產生的政治動蕩降到最低限度：「太祖既受位，使告諸道，東諸侯坐使者而問：『故宰相其誰乎？樞密使副其誰乎？軍職其誰乎？從宮其誰乎？』皆不改舊，乃下拜。」諸藩鎮得悉一切沿用舊人，才接受宋太祖受禪的事實。

但對於范質等人來說，作為後周舊臣，繼續當大宋的宰相，於心不安，所以一再上表請辭。話說乾德二年（964），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再表求退」，太祖批准了辭呈。此後數日，大宋的行政中樞出現形式上的「權力真空」，「內殿起居無宰相」。三日之後，宋太祖才拜趙普為相。

這時候，趙匡胤才發現，他對宰相趙普的任命，面臨一個程序上的大問題。原來，按照從唐代傳下來的慣例，皇帝發布的任命正式詔令，包括任命宰相的制書，都需要宰相副署，方得生效。

對於宰相副署制度的理解，我們不妨來溫習一遍錢穆先生的解釋：「凡屬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須加蓋『中書門下之印』，即須政事堂會議正式通過，然後再送尚書省執行。若未加蓋『中書門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發出的命令，在當時是認為違法的，不能為下面各級機關所承認。故說『不經鳳閣鸞台，何得為敕』（中書省武則天改稱鳳閣，門下省武則天改稱鸞台），這仍是說一切皇帝詔命，必經中書門下兩省」。

唐中宗時，發生過「不經兩省而徑自封拜官職」的事情，「但中宗究竟心怯，自己覺得難為情，故他裝置詔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發，而改用斜封。所書『敕』字，也不敢用硃筆，而改用墨筆。當時稱為『斜封墨敕』。此即表示此項命令未經中書門下兩省，而要請下行機關馬虎承認之意。在當時便認為這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之事，因此在歷史上傳下。當時唐中宗私下所封之官，時人稱之為『斜封官』，因其未經正式敕封手續而為一般人所看不起。據此一例，便知中國傳統政治，本不全由皇帝專制，也不能說中國人絕無法制觀念」。

宋太祖先批准了范質等三位宰相辭職，三日後才拜趙普為相，那麼誰來副署趙普的拜相制書呢？找不到人了。沒有宰相副署，制書便無法生效。怎麼辦？

宋太祖軍旅出身，絕不是拘泥於禮法之人，他對趙普說：「朕為卿署之，可乎？」不就是署名嗎？朕是皇帝，宰相是朕所任命，朕來署名，還不行嗎？

根據制度與慣例，這還真不行。假如宋太祖不經宰相副署而徑自署名任命趙普為相，往重里說，無異是對制度的破壞；往輕里說，則是對趙普的不尊重，堂堂宰相，難道也要成了受人鄙視的「斜封官」？

所以趙普拒絕了皇帝署字：「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申明副署乃是宰相之權，非帝王可以越俎代庖。

宋太祖只好「使問翰林學士講求故實」，讓翰林學士檢索典故、先例，看看能不能從先例中找到變通的辦法。

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陶谷通過檢索史書，提出一個建議：「自古輔相未嘗虛位，惟唐太和中，甘露事後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署敕。」

陶谷說的是唐朝太和九年（835）的舊例。當時宰相李訓謀劃誅殺掌權的宦官，不料事情敗露，反被宦官所殺，史稱「甘露之變」。事變之後唐朝數日無宰相，唐文宗以尚書左僕射令狐楚代行相權，副署制書。其實，說起來，尚書僕射在唐初也是宰相，與中書令、侍中同掌相權，但李治即位後確立了一個慣例：尚書僕射須兼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銜，方得為宰相。唐玄宗以後，尚書僕射不再加領「同平章事」，自此被排除在宰相行列之外。現在陶谷提議，遵照唐朝太和年間舊例，由南省長官——尚書僕射來副署趙普的拜相制書。

但是，另一位翰林學士竇儀反對陶谷的意見：「（陶）谷所陳非承平令典，不足援據。」唐朝「甘露之變」是衰世徵兆，尚書僕射「奉行制書」只是亂時變通權宜之法，引此為據確實令人不舒服。但不讓尚書僕射副署制書，又該由誰署敕呢？

竇儀提了另一個建議：「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按唐朝制度，同平章事就是宰相，不過自晚唐至宋初，不少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也兼領同平章事之銜，稱為「使相」，是名義上的宰相，並不行使相權。但不管怎麼說，同平章事在名義上確實是宰相，親王、開封府尹趙匡義既然領有同平章事銜，就是名義上的宰相，由他來副署趙普的拜相制書，倒也符合名分。

宋太祖說：「儀言是也。」即命趙匡義以同平章事的名義副署制書，總算合乎程序地完成了對宰相趙普的任命。

宋太祖在任命趙普為相事情上頗費周折，顯示了趙匡胤初任皇帝的經驗不足，因為經驗足夠的君主不大可能先批准全部宰相的辭呈，然後再任命新宰相；但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也說明趙匡胤還是尊重宰相署敕的慣例與制度，尋求通過先例解決拜相的程序問題，而不是運用開國皇帝的權威挑戰慣例、破壞制度。

太祖之後，宋朝歷任君臣都曾多次申明宰相副署之權，如仁宗朝謝絳說，「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施行。」神宗朝蔡承禧說，「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南宋高宗說，「凡批降御筆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密院。」高宗朝朱勝非說，「不由鳳閣、鸞台，蓋不謂之詔令。」度宗朝劉黻說，「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為什麼要強調宰相的副署之權？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說，宋朝士大夫認為，天下為公，君主雖為國家的主權代表，但天下卻非一家私有，「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因此，「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宋人認為，君主繞過宰相徑下手詔，是乾綱獨斷的表現，而君主即便天縱英明，也難保不會出差錯，一旦出錯，卻無法承擔政治責任，因而，不如由宰相副署詔敕，以明確責任，萬一施政有誤，「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

有宋一代，君主繞過宰相，私自下發手詔、內降、御筆的情況，當然也時有發生，但在制度運轉正常的時期，比如說宋仁宗朝，這類「斜封墨敕」通常會被宰相駁回，如高若訥任樞密使時，「凡內降恩，若訥多覆奏不行」；杜衍為宰相時，「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

宋神宗時，出現君主攬權獨裁的苗頭，內降也開始呈現泛濫之勢：「神宗作興，凡事多出聖裁，雖邊徼細故，亦煩親灑」。

至宋徽宗朝，御筆指揮最為盛行。「崇寧四年，中書奉行御筆。時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台諫多有駁難，故請直以御筆付有司」；自此，「凡有中旨，皆降御筆施行，期限嚴促，稍有稽違，置以不恭之罪。三省有司奉行不暇，雖有違戾法憲、前後重複者，不敢執奏」。宋太祖確立的分權制衡之制遂受到嚴重破壞，宋人對此有深切反省：「於是，違紀綱為無罪，違御筆為有刑，台諫不得言，給捨不得繳，監司不得問，而紀綱壞矣。」

熱衷於御筆指揮、事事逞強的宋徽宗，最終招致亡國之禍，自己也被俘虜到金國。元人修《宋史》，評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真是不刊之論。

▍第二個故事：熏籠

我們要說的第二個故事，跟宋朝的宮廷制度有關。故事發生在趙普任相之後，但具體時間未詳。

話說內廷需要一批熏籠（熏籠者，指放在炭盆之上的竹罩籠，可用於取暖或烘烤，亦可用來熏香、熏衣），宋太祖便吩咐後苑趕快去採購幾個。過了幾天，熏籠還未送來，太祖有些生氣，便將辦事之人叫來責問。

採辦熏籠的人回話：按照條貫，內廷採辦日用等物，需要先給尚書省打報告，尚書省將報告下發本部，本部下發本曹，本曹下放本局，本曹做好預算，再復奏，層層審批，最後經宰相批准，才可以撥款採購、進呈大內使用。因為報告要「經歷諸處，行遣至速須數日」，最快也得好幾天。

宋太祖一聽，大怒：「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

左右說：「可問宰相。」宋太祖當即交待左右：「呼趙學究來。」趙學究即趙普。其實趙普可不是學究，並無什麼高深的學問，他「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趙匡胤故意稱他為「趙學究」，是不滿他設計了那一套複雜得令人生厭的條貫來約束內廷用度，因而語帶譏諷。

趙普趕來見太祖。宋太祖質問他：「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一熏籠；今為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趙皇帝有些想不通啊，為什麼他在民間時，用幾十文錢便可以馬上買到一個熏籠，當了皇帝後，採辦幾個熏籠卻要這麼麻煩。

趙普說：「沒辦法，條貫是這麼規定的。」

宋太祖說：「這是什麼狗屁條貫？」

趙普不緊不慢地說：「此條貫，蓋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台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

我們看趙普設計的皇室採辦熏籠程序：「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復依方下製造（或採購）」，說好聽點，是手續繁瑣；說不好聽點，就是典型的官僚作風嘛。所以也難怪趙匡胤受不了。

然而，經由趙普一解釋，我們馬上便發現，如此繁瑣的程序是非常必要的。畢竟，皇室不同於民間，皇帝更不是一般老百姓。平民百姓需要多少個熏籠，馬上就可掏錢買下來，想買多少個就多少，只要他有錢，就完全不存在問題。但皇帝不可以這麼做。因為人主無私財，皇帝的財產實際上都取自民間脂膏；同時人主又掌握著俗世間至高無上的權力，如果沒有一套繁複的程序與制度來約束其預算與花銷，又如何防止今後有敗家皇室子孫「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

趙匡胤顯然被趙普說服了，大喜說：「此條貫極妙！若無熏籠是甚小事也。」

在這裡，太祖與宰相共同確立了一項宮廷制度：內廷添置日用雜物、增加生活預算，須經外朝的政府與台諫審核、批准。這是對古時「惟王不會」傳統的修正。

「惟王不會」是《周禮·膳夫》記錄的一項宮廷財政制度，意思是說，天子的用度不必會計、審計。這也是古代成立天子私庫的法理基礎，即天子私庫有多少財富，都歸天子揮霍，花完拉倒。但宋人對「惟王不會」的古老原則提出了質疑，南宋士大夫韓元吉申明：「惟王后之服、王之裘、王后之酒、王后及世子之膳，則不會，其餘則太宰未嘗不受其會，而有均式。」另一位南宋士大夫汪應辰也稱：「王之用度，雖曰不會，要不出乎式也。」式，即制度。天子的用度，必須接受制度的約束。

從實踐方面看，宋朝內廷的用度確實是受到宰相與台諫節制的。我們來看三個小故事：宋仁宗時，有嬪妃「請降御筆進官者（類似於評職稱，進一級可增加月錢），上取彩箋書『某宮某氏特轉某官』，眾喜謝而退。至給俸日，各出御筆乞增祿，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諸嬪群訴，且對上毀所得御筆，曰：『原來使不得！』上但笑而遣之」。可見內廷嬪妃要「加薪」，例由政府審批，不是皇帝一人可定。

還是仁宗朝，有一次宋仁宗用內廷物品賞賜做法事的僧人：「眾僧各賜紫羅一疋。」卻因為擔心被台諫抓住不放，只好交待獲賞的僧人，將紫羅藏在懷裡，悄悄地出去，不要被人撞見：「來日出東華門，以羅置懷內，勿令人見，恐台諫有文字論列。」弄得像做賊似的。可見皇帝用內廷物品賞賜他人，台諫也有權干預。

南宋初，宋徽宗死於金國，高宗在為父皇服喪期間，將御椅換成了尚未上漆的白木椅。有一回，錢塘江錢氏公主入覲，見到這張龍椅，好奇問道：「此檀香倚子耶？」一名姓張的妃子掩口笑道：「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相公指當時的宰相趙鼎、張浚。內廷的胭脂、皂莢用得多了，宰相都會過問。

宰相過問內廷日用，只是宋代宮廷制度的一部分。宋朝整個宮廷制度的特點，如果用宋人的話來說，就是「以外統內」、「以內屬外」，內廷受外朝制約。宰相既是外朝領袖，也是內廷主管，「事無內外，無不當預」。

這樣一套「以外統內」的宮廷制度，其法理基礎乃是「天子無私事」的理念。宋朝士大夫反對「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之類的說辭，認為「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因為，「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可預之人」。既然貴為天子，化家為國，那就應該放棄他的私人權利，家裡（內廷）的一切事務，都應該由政府統轄，「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但宋徽宗朝時，祖制敗壞，「蔡京當國，專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上心；動引周官『惟王不會』為詞，遂至取民無藝」。宋太祖與趙普擔心的敗家子孫「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的情況出現了。有一個細節可以顯示宋徽宗私生活之奢靡無度：「宣（和）、政（和）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為恨，遂用龍涎、沈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枝，焰明而香郁，鈞天之所無也」。南渡之後，再無此盛況。

紹興年間，被虜的韋太后回到南宋杭州，宋高宗事母極孝，在韋太后壽辰之日，「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但韋太后視若無睹，高宗問母親：「燭頗愜聖意否？」韋太后說：「你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人閣分亦然。」意思是，就這幾枝蠟燭，比你爹爹那時差遠了。宋高宗悄悄跟皇后說：「「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第三個故事：祭禮

我們要講的第三個故事，跟宋朝的祭祀禮制有關。古人相信，「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祭祀不但是祈求國家獲得天地、祖先庇祐的形式，更是政治合法性的禮制安排。因此，歷代形成了一整套莊嚴而周密的宗廟祭祀、南郊祭天之禮，馬虎不得。

宋太祖受禪得位之後，「杯酒釋兵權」，又先後發兵平定後蜀南唐諸國，這是「戎」方面的構建。與此同時，又「令禮官檢詳《開寶禮》、《郊祀錄》及諸禮例」，修訂祠祭祝文，先後議定太廟祭祀、郊祀之禮，這是「祀」方面的構建。

話說趙匡胤初入太廟祭祖之時，見到太廟內所陳列的「籩豆簠簋」，都是一些自己從未見過的傢伙，便問左右：「此何等物也？」左右回答說，這些都是古時傳下來的用於祭祀的禮器。

趙匡胤說：「吾祖宗寧識此？」命人將這些「籩豆簠簋」撤走，「進常膳如平生」，用尋常食物作祭品。宋太祖出身於草莽，對於傳統禮制那一套繁文縟節，打心底是不以為然的。

但很快趙匡胤又覺得自己的做法不妥，說道：「古禮亦不可廢也。」又命人復設「籩豆簠簋」，遵照古禮完成了宗廟之祭。祭畢交待左右：「卻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行禮。」

此時，太常寺的禮官說：「案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事。」宋太祖也同意了。

其實，在太廟祭案上加設一個「牙盤」究竟有什麼意義，趙匡胤自然不會曉得，但既然前代已經設了這麼一個禮器，現在禮官又提議復設，那就遵循先例吧。這並非刻意泥古，而是虛己從俗。

宋太祖這種對於禮制雖然不求甚解、卻選擇遵從先例的態度，得到北宋著名理學家邵康節的高度評價：「太祖皇帝其於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邵康節是在拍趙家皇帝的馬屁嗎？不是。趙匡胤對待祭禮的心智確實體現了一種可貴的帝王品質：屈己從眾，舍己從俗。

不妨再來跟宋徽宗的表現做個比較。北宋立國一百多年之後，禮制已非常完備，遠非開國之初可比。但徽宗不滿意，認為「自秦漢以來，禮壞不制，……時君世主，亦莫能興」，以致「今薦天地、饗宗廟之器」與三代禮器「無一有合，去古既遠，禮失其傳矣」。因此，徽宗詔令將「鼎彝、簠簋、盤匝、爵豆」等三代禮器「具畫來上，朕將親覽，參酌其宜，以革千古之陋，成一代之典，庶幾先王垂法後世」。又斥巨資、役萬夫建造傳說中的禮制建築——明堂；並且突破了宋仁宗朝已經形成的三年一親郊的祭天慣例，改為一年一親郊，勞眾而傷財。

從表面看，宋徽宗對於禮制顯然更為重視，對於祭祀更為虔誠，但實際上，這是權力者的狂妄、「理性自負」的膨脹，以為自己就是「議禮」、「考文」的哲人王，可以一舉而革千年禮制之陋。為此，不惜推翻成例，不恤人言，屈眾從己，任性而為，刻意泥古。

可以說，政治家最不應該有的品格，宋徽宗全都具有了。所以宋人對宋徽宗的復古制禮之舉評價極低：「人非復古之人，治非復古之治，徒以竊虛名、飾美觀耳。」

宋徽宗為人君的心智，跟宋太祖相比，可謂是一個在地下，一個在天上。太祖出身於行伍，本是亂世英雄，性情豪爽，即便陰差陽錯當上了皇帝，仍然是不拘小節，曾於大雨中與臣僚飲酒；曾於雪夜拜託趙普，以「嫂子」稱呼趙普夫人；又曾衣冠不整接見翰林學士竇儀，竇儀委婉地批評他：「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他才「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我相信，對於趙匡胤來說，不管是禮法上的繁文縟節，還是制度上的繁瑣程序，都是他前半生非常陌生的事物。但是，既然當上了開國之君，就必須要完成角色意識的轉換，不可再像早年在民間時那般率性，而應當習慣於接受繁文縟節、繁瑣制度的束縛。

趙匡胤稱帝最初幾年，一直處於角色意識轉換的過程中。當他任命趙普為宰相，遇到副署程序的麻煩時，直想「朕為卿署之」；當他發現宮廷採購幾個熏籠，居然需要層層審批時，怒罵「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他入太廟祭祀，看到「籩豆簠簋」等禮器，說「吾祖宗寧識此」，可以說都是豪傑性情的自然流露。但最後，他都意識到自己的身份是一國之君，自覺收斂了不拘小節的性情，轉而接受制度、先例、禮法的安排。

當年，趙匡胤在陳橋「黃袍加身」，從周恭帝手裡接過政權之時，也許誰也想不到他建立的趙宋王朝能夠享國三百餘年，是漢朝之後國運最長的一個朝代。因為在陳橋兵變之前，已經有五個短命王朝（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以兵變登場，又被兵變推翻（嚴格來說，後晉為遼所滅），安知趙宋不會重蹈覆轍，成為五代之後的第六代？

但我們從前面講述三件小事，不難看出，趙匡胤這個人，還真的跟五代的其他軍閥不一樣。他能開創一個享國三百餘年的王朝，豈是無因？

本文原標題：《如何才算合格的開國之君？》

【作者簡介】

吳鉤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歷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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