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檸：書比人長壽

文 | 劉檸

所謂「書比人長壽」，是費正清給友人、前良友圖書公司的編輯趙家璧信中的一句話，後被趙先生拿來用作了他一本書的書名。

早在1946年，為促進中美兩國的文化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時任美國駐華使館新聞處的費正清博士建議中國出版一套《美國文學叢書》。此建議立即得到中國進步文化界的響應，並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王辛迪等組成編委會，分別約請焦菊隱、羅稷南、洪深、畢樹棠等十餘人執筆迻譯。翌年，鄭振鐸把《美國文學叢書》的全部譯稿（共計十八種、二十卷）交給了趙家璧。彼時，趙已從重慶回到上海，主持晨光出版公司，遂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全部出齊。如此大規模地系統譯介外國文學，在當時是空前之舉。

左：《書比人長壽》，趙家璧著，香港三聯，1988年1月初版；右：《書海揚舲錄》，沈津著，廣西師大出版社，2016年11月初版

1980年代，經過整整兩代人的隔絕，中國對西方求知若渴，青黃不接。這套叢書中的若干種，又經過修訂，重新再版。而此時，很多譯者，包括主編鄭振鐸都已不在人世了。費正清讀了趙家璧在《讀書》雜誌上的回憶文章，致信趙，感慨道：「我深信刊印書籍的價值，比起人來，更為長壽。」

不久，趙家璧先生自己也因一件「遭遇」，而發出了同樣的慨嘆。1930年代，趙家璧曾主編過一套著名叢書《中國新文學大系》，由良友出版公司出版。作為中國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的總結，由魯迅、茅盾等人編選，蔡元培作總序，煌煌十卷本，蔚為大觀。抗戰結束後，趙家璧收到日本漢學家倉石武四郎先生的一封信，雲「擬翻譯並出版十卷本《大系》，因篇幅太大，將分冊譯成日文，不加任何更動」，「徵求我的同意」。趙家璧先生並不了解日本出版界和漢學界的情況，因倉石武四郎自我介紹是謝冰心的朋友，便「複信同意了」。1946年底，趙收到了一冊由「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講談社前身）寄來的茅盾編選的《小說一集之上》（即全二十五卷中之第一卷——筆者注）的樣書，書中夾著《大系》的出版廣告，「此後，就如石沉大海，再也沒有下文」。

《中國文學大系·詩集》，1982年影印良友原版

日文版《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卷（小說一集之上），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倉石武四郎監譯，昭和21年12月初版

1954年，日本作家代表團訪華，上海作協舉行座談會，趙家璧被夏衍點名參加，「說是有位日本作家指名要見我」。到了那兒，「才知道正是神交已久的《大系》日譯者倉石武四郎」：

當我問起他關於《大系》日譯本的情況時，他非常抱歉地告訴我，他的翻譯計劃僅出一卷就停了，因此沒有再寄書給我。我猜想肯定是銷路獃滯影響了出版，他搖搖頭，但又支吾其辭，似有難言之隱。初次相見，我也未便繼續追問。當時，我已調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與文學已無多少緣分了。

1980年代，「撥亂反正」，「知識分子的春天到來」，趙家璧為撰寫1930年代文學編輯回憶，想了解《大系》日譯本中止出版的原因。為此，致信三十年代的友人、東京內山書店的老闆內山嘉吉，了解情況。但內山自己也不清楚，只回信告知：「可能因出版社的方針有了變化，終於使繼續出版一事也不可能了。」直到1984年9月，趙家璧有機會訪日，造訪講談社時，問及情況，出版社的現任領導對近四十年前的陳年舊事已不甚了了，只知道是被GHQ（即美國佔領軍總司令部）叫停的。後查閱社史，才知道：講談社在內部討論是否應該繼《大系》第一卷後，繼續出版事宜時，「恰巧趕上美國佔領軍司令部對共產黨開始彈壓。而收在《大系》里的多少是新文學，代表中國的新傾向。因此，美國佔領軍總司令部說什麼也不批准。終於……不了了之」。

這套叢書的日文版，從戰時即開始運作，到戰後才出版第一卷。其間，日本發生了巨大的歷史性變化，其凝視中國的「焦距」，也相應發生位移。而此叢書，原本是日本了解中國的絕好窗口，可不承想，竟成了「Red Purge」（戰後，美佔領軍主導的「掃紅」運動）和「冷戰」的犧牲。對《大系》翻譯出版的主導者、日本漢學界承前啟後的靈魂人物倉石武四郎來說，叢書出版還有另一重意義——那就是戰後日本漢學界重新集結、出發和切入新中國研究的契機。正因此，當第一卷付梓時，倉石對譯者之一、弟子玉貫公寬的英年早逝，深感痛心。他在此書前言《監修者的話》的「補記」中寫道：

……特別是曾為本書始終努力的玉貫公寬君，未能親見印刷成書，以致於我不得不補敘這一凄慘的事實，誠非始料所及。我方才沉浸在年輕學者鍛煉成長的喜悅中，不料竟需將此《大系》之第一冊供奉於其中一人之靈前，這是何等慘痛之事實！我真想擲筆慟哭，以至僅僅為補寫此數行之工作，竟費去了一個月的時間，不，幾乎無法完卷。但不能聽其如此，這世上還有許多年青人將跨過尊貴的同志的遺體勇猛奮進，因此將此書趕快出版。

而倉石的拳拳之心和苦心孤詣，終於化作泡影。當趙家璧訪問講談社時，只見到一本早已絕版的「孤本」樣書，而「始作俑者」倉石武四郎，已於1975年作古了。

去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從東京的古書店入手了一冊《大系》（第一卷）。七十餘年前的「古本」，從紙張上能看出是戰後初期的出版物，但裝幀、題籤和卷首繪均出自名畫家川端龍子之手，透著一種民藝風的樸拙味道。讀倉石的引言和補記，頗能感到這位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特別是「五四」運動以降新文學精深的理解和熱忱。短短1700字左右的篇幅，高度凝練地概括了中國文學的傳統和近代以來，建基於對西方小說譯介之上的新文學的歷史。

鑒於第一卷是對文學研究會派的檢閱，還介紹了作為「人生派」文學的重要團體「文學研究會」及其機關刊物《小說月報》，特別是對新文學中的「閨秀作家」現象，做了一番評述。兩位「閨秀作家」——冰心和廬隱排在目次的最前面，其中，冰心還是倉石的友人。倉石回憶翻譯《大系》的時日，市川安司、玉貫公寬等五位譯者，加上楊耀宗、楊壽聃等四位中國留學生，每日關在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哲文學研究室里，切磋琢磨，直到晚十點正門關閉，連暑假都搭了進去，「逐字逐句，熱心討論，個中甘苦，說只有當事者才解其三味亦不為過」。

《中國新文學大系》，作為對「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1917~1927）的總結，趙家璧主編（魯迅、茅盾、朱自清、洪深等分別擔綱有關分卷的編選），1935~1936年，由良友公司出版（筆者從未考證過，但我懷疑出版大系的做法，連同「大系」這個詞本身也舶來自日文），曾發生過廣泛的影響。民國原版早已絕版，只被國內有數的幾家圖書館作為善本收藏。1982年，國內曾根據良友原版影印過20000套，聊解思想解放運動時期國人的文化饑渴。2003年，又增印3000套。1980年代初，我曾從中原地區一個縣城的新華書店裡，買過一冊由朱自清編選的《詩集》，愛讀多年。正是從那本書中，我最初見識了周作人、姚蓬子和邵洵美等一干因種種原因，只聞其名、不見其文的作家的新詩。

《大系》日文版，應該是這套曾光耀中國現代文學史和出版文化史的叢書唯一的外文版。遺憾的是，因意識形態的原因而夭折。1975年，倉石武四郎去世。對此，趙家璧感慨萬千，訪日期間及其後，曾千方百計地推動《大系》剩餘諸卷的出版。可畢竟時代不同了，事隨境遷，在高度市場化的日本，重啟一套逾二十卷的出版「爛尾」工程談何容易！

其實，文人愛講「書比人長壽」，何獨費正清者乎？這話聽上去多少有些陳詞濫調，有些矯情，像是讀書人的囈語，但確確實實是一句大實話。新近發現的最古老《聖經》版本——西奈山抄本（Codex Sinaiticus），是用古希臘文手抄在羊皮紙上的卷子，距今約1600年。一百多年前發現的敦煌藏經洞，藏有公元4至11世紀佛教經卷和社會文書數萬卷。中國有漫長的藏書史，除了服務於朝廷的官府藏書外，還有民間的私家藏書。至乾嘉時期，江南已遍布藏書樓，規模了得。其中，寧波的天一閣，素有「天下第一樓」之稱，乃至被乾隆欽定為樣板書樓，並下旨四庫七閣務須仿照之。千年易逝，冢木已拱。昔日的王公貴族、高官顯宦、英雄美姬今何在？而雖然飽經兵燹人禍書厄，可敦煌猶在，天一閣猶在，《四庫全書》猶在——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書比人長壽」么？

日文版《中國新文學大系》

說起來，書籍真是一種奇妙的媒介（或曰工具）。雖說歸根結底書也是人的造物，但與那些純粹物化形態的造物不同的是，它具有物理與超物理的雙重屬性。前者簡單：它是由紙張、油墨、布料等物質材料製成的，具有一定重量、一定開本和體積的紙製品；後者卻很難定義，因為它既不同於鐘錶、家俬等物品，也不同於藝術品，是一種知識的載體，其價值也人言言殊，甚至因人而異——即使同一種書，經不同的使用者、收藏者之手，價格卻可以有霄壤之別。

近讀著名版本學家沈津先生的著作《書海揚聆錄》了解到，國際漢學研究重鎮——哈佛燕京圖書館擁有120萬冊館藏，且無複本。哈佛燕京購書，每種書只收一本，但所有書都是精裝。收到平裝本的話，會拿到外面去重新裝幀，以便於保存。不管厚薄，收購價格一律是80美金一冊，「包括油印本、徵求意見的本子，有些甚至是從廢品回收站等處覓得的。所以供書的那些書商，都富了」。而如果有幸進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十六開，六卷本，2011年4月初版）中的話，那不用說，作為印刷品的書籍，已然成為文物。

最近，我從房地產交易中學到一個新詞：土地流轉。但我對這個詞的興趣，其實僅限於後半，即「流轉」。一本書，從書店，到一個人的手中。在陪伴那個人或長或短的一程之後，又到了另一個人手裡。如此循環往複，悠然跨越一個人的生理壽限，不在話下——「流轉」云云，真是一個太形象的表述。然而，看似從A到B、B到C、C到D的流轉，像一種偶然的傳遞，其實冥冥中也有著某種「規定性」。作家井上廈把這種規定性稱為「命運」：

在書店，冷不丁的，一本書進入了視線，手伸了過去。這種時候，總會讓我覺得有種不可思議的力在驅動。究竟是我身體中的某種東西，讓我的手拿到了那本書呢，還是書在對我說「請你讀」呢？就這種邂逅而言，書之於人，確實帶有「命運」的性格。

井上廈，是著名的劇作家，曾出任日本筆會會長，也是大藏書家，他的書房兼工作室的地板，曾經因書而塌陷、傾斜。但他長期以來，並不清楚自己有多少冊藏書，一直以為有3萬冊左右。後因妻子出軌，經歷了一場離婚，井上「凈身」出戶，只帶走了全部藏書。可直到搬家時才知道，原來竟有13萬冊！井上習慣把重要的書，鈐上藏書印，並隨手在扉頁上記錄入手的時間。早年因藏書空間所限，曾「含淚」出手過一套岩波書店初版的《漱石全集》。因了他個人的藏書積習，多年後，一位日本留美學生來信，告知他所藏的《漱石全集》被收藏在以語言學研究而著稱的愛荷華大學圖書館。

這個消息讓他覺得非常奇妙，有種莫名的感動：那是戰後初期，國際旅行尚不自由的時期，「書先於我去了美國，藏書竟然比藏書者更富於行動力」。不過，井上更多的藏書畢竟沒有「越境」，而是捐給了作家故鄉山形縣川西町，以作家生前書齋的名頭，建了一座「遲筆堂文庫」圖書館。以這種形式，繼續著與無數讀者之間的流轉。

義大利作家安貝托·艾柯生前擁有5萬冊藏書，其中珍本約1200冊。艾柯是在世時便得享世界聲譽的大作家，其作品被譯成各種文字出版。作家生前，曾突發奇想，把《玫瑰之名》的外國譯本，寄往監獄，「我當時想，在義大利監獄裡，德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不如阿爾巴尼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多。因此，我就寄後兩種語言的譯本」。

作為對書有深度戀物情結的藏書家，艾柯生前似乎就想好了身後藏書的流轉方式：

我可以想像，我太太和女兒將賣掉我的全部或部分藏書，用來付清遺產稅等等。這個想法並不悲哀，恰恰相反：舊書重返市場，彼此分散，到別的地方，給別的人帶來喜悅，激發別的收藏熱情。

他甚至想像過自己的藏書被中國人買走的情形：

我曾收到一期在美國出版的《符號學》雜誌，那一期是中國符號學專題。雜誌引用我作品的次數甚至超過了一般專著。也許，有那麼一天，我的藏書將引起中國研究者的特別興趣，也許他們將會比別的人更有志了解西方的種種荒唐。

左：《別想擺脫書：艾柯&卡里埃爾對話錄》，（法）讓-菲利浦·德·托納克編，吳雅凌譯，廣西師大出版社，2013年11月初版；《君子之交：蕭乾、文潔若與丸山升往來書簡》，文潔若編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初版

因中國的公共圖書館事業尚比較低端，按說文人藏書的流轉渠道應該更分散，更多元，可實際上，恰恰是比較單一，基本上仍不脫「文人—書商—文人」型的流通模式。一個作家去世後，其藏書如果不能被後人繼承的話，那麼十有八九，是去中國書店（近十數年則是潘家園）。然後，再從舊書店（潘家園）分流到一群文人的手中，成為別人的收藏。我記得，1995年，作家荒蕪去世後，其生前藏書充斥於北京多家中國書店的店頭。我自己也從當時的新街口中國書店入手了兩冊，均為蕭乾簽贈給作家的簽名本：《一本褪色的相冊》（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4月初版）和《搬家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2刷）。

蕭乾贈荒蕪簽名本兩種

筆者最近一次親歷私家藏書的流轉，是在幾個月前。2006年，日本漢學前輩，魯迅研究家、前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丸山升先生去世後，其藏書流落坊間。去年，我從一位丸山先生弟子出身，在北海道札幌經營舊書店的友人處，入手了丸山藏書七十餘種。大部分是大陸和港台出版的中文圖書，小部分是日文書。其中很多是大陸和日本、美國學者贈與丸山先生的簽名本，還有一些是丸山先生收藏的大陸和香港於「文革」前出版的中文書籍，多為珍本。

除了大陸學者、作家和學術機構贈呈的簽名本之外，絕大部分書籍均鈐有丸山先生的藏書印或名章，有些書上則留有丸山先生用藍、紅色鋼筆的批註，甚至夾著便簽，有的書中，還夾著作者致丸山先生的信箋。如北大中文系幾代教授，從王瑤、嚴家炎，到錢理群、陳平原，幾代魯研家（包括周作人研究家）如倪墨炎、張鐵榮、王得後、張菊香、王錫榮、劉揚烈等人的簽名本，如日本作家鹿地亘、學者伊藤虎丸和美國學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等日美學人的簽名本及親筆信等。

王瑤贈丸山升簽名本

美國學者葛浩文贈丸山升簽名本及親筆信

丸山升著作之一《魯迅》，平凡社，昭和40年7月初版

於1967年發行，日本大安株式會社影印民國三十七年開明書店版的《聞一多全集》（函套精裝四卷本），據說是丸山先生生前愛讀不已的一套書，函套已呈淺咖啡色，透著歲月的痕迹。每卷的上書口，夾著很多小貼紙。在第一卷的目錄處，用紅筆小字，細密地標註了相關文章的原發出處，如《龍鳳》一文的旁邊，注有「四四，七，二，《中央日報星期增刊》」的字樣，《論文藝的民主問題》旁邊，則注有「四七，三，二四，《文匯報》」，《莊子內篇校釋》一文旁邊，注有「四三，九，一，《學術季刊》」，並在很多篇目上，用鉛筆打了勾，顯然是著重強調的意味。

丸山升先生是日本戰後一代漢學大家，桃李滿天下。我自己就有不少友人，是丸山先生的弟子。其中一位知道我最近生病，還用丸山先生的名言來勉勵我：「對疾病，要不服輸、不硬頂、不焦慮、不斷念、不張皇。」早在1980年代，我就聽過不少關於他的趣事。據說，在東大文學部，一向有所謂「東方紅，丸山升」的說法。一方面，因為丸山是日共黨員，且在黨內隸屬於宮本（顯治）派（但對中國「文革」則始終持批判立場）；另一方面，也透出丸山在漢學研究領域當仁不讓的權威性。作為中國近現代文學專家、魯研家，丸山先生與中國學界文化界有很多交往，其交集之濃密、交流之深入，簡直令人吃驚。僅筆者記憶所及，嚴家炎、孫玉石、金開誠、蕭乾、文潔若、錢理群、陳平原、陳子善、孫郁等學者都曾寫過與丸山先生交遊的文字。

2015年，文潔若先生還編了一本與丸山先生的通信集——《君子之交——蕭乾、文潔若與丸山升往來書簡》，在大陸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初版）。蕭文伉儷與丸山先生私交甚篤，在筆者此番入手的丸山藏書中，就有若干種蕭乾研究資料（評傳、書評研究等）。還有一套台版《蕭乾與文潔若》（函套兩卷本，天下文化，1990年元月初版），上卷中夾著一通短箋，寫在「天下文化」抬頭的稿紙上：

丸山升教授大鑒：

文潔若女士囑咐我們為您寄上新書《蕭乾與文潔若》乙套，請查收。

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編輯部

曹郁美 敬上 2/26-90』

天下文化編輯致丸山升書簡

台版《蕭乾與文潔若》

檢索電子郵件發現，我其實在丸山先生去世的翌日，便得到了噩耗。2006年11月27日，丸山先生的女弟子，一位以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研究而名世的學者友人來信：

昨夜，恩師丸山升先生離世了。近一個月來，先生一直在住院，後輩每天用電郵通報先生的病情。據說是長達30年的人工透析而帶來的弊害所導致的肺炎，享年75歲。我之所以能堅守中國知識人的研究至今，可以說端賴丸山先生的影響。我在這世上趕路，先生經常示我以路標，教我懂得學術研究之艱辛。我愛探索那些被中國政治所折騰的人的內心世界，而養成我的這種探求心者，亦是丸山先生。

恩師留下的遺產，我們要像傳遞接力棒一樣，發揚下去。我覺得，我們只能寫作，持續不輟地寫下去，且不管別的。

儘管現在究竟該如何面對這份深痛，我尚不知，但生命中重大的別離，卻還是如此殘酷地到來了。

十餘年後的今天，猶記得連夜回復郵件，接著又在MSN上安慰友人，共同追緬先生學術生涯和事功的情形。我雖非丸山升先生的門徒，無緣親炙教誨，先生生前甚至緣慳一面，但在他身後，卻得以捧讀其篳路藍縷的學術庋藏，也未嘗不是出於某種機緣。

人生幾何，譬如朝露。而學術文化之櫛風沐雨，薪火相傳，其實多虧了機緣背後生生不息的流轉——借一個用爛了的表述，叫做「文化傳承」。

【注】本文文中圖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

劉檸|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藝術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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