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之會」與四種《蘭亭》名本

文史 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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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延之盛讚《蘭亭序》書法「遒媚勁健，絕代更無」，是關於《蘭亭序》書法的最早評語。何延之很細心，注意到《蘭亭序》中二十個「之」字寫得各不一樣，謂為「變轉悉異」，以此說明《蘭亭》書法的豐富性。這個書寫現象，何延之稱之為「重者皆構別體」，後來成了書家品評《蘭亭》書法的「口頭禪」，也是書家作書的一條「金科玉律」。

歲月流逝，《蘭亭》古本越來越少。今天所見《蘭亭》名本，或摹本，或臨本，或刻本。這些複製品的本子，並無臨摹者的名款，後世題在某人名下，都有一段故事。

「蘭亭之會」與四種《蘭亭》名本

|《蘭亭序》神龍本（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文 | 劉濤

「蘭亭之會」與《蘭亭序》

古人「 ?集」的場面，漢代畫像石、漢晉墓室壁畫以及北宋以來的捲軸畫上都能見到。漢末，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的鄴宮「西園之會」是文人雅集的典範，「旨酒盈金罍」，「管弦發徽音」，「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的場景，只能從他們的詩歌里看到。

晉朝士人喜好大自然，集會移向山林。留名後世的兩次，前有西晉石崇的「金谷之會」，後有東晉王羲之邀集的「蘭亭之會」，依舊是飲酒賦詩。

當年的蘭亭，王羲之《蘭亭序》描寫：「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孫綽《蘭亭後序》寫道：「暮春之始，禊於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四十）記載：「浙江又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蘭亭之會就在天柱山下的蘭亭，而非今日之蘭亭。

陳橋驛《水經注校證》（卷四十）對蘭亭有一番考述：蘭亭原是亭堠之亭，縣以下的行政區劃單位。作為名勝古迹的蘭亭，東晉一代曾經三變：原在天柱山下的鑒湖湖口，後遷亭於湖中蘭渚，又從湖中遷到天柱山頂。南朝陳、梁之間，蘭亭又遷到湖中。北宋末葉，蘭亭移建天章寺，並建鵝池、墨池，引溪流相注。明朝嘉靖年間，紹興知府沈某在天章寺故址以北擇地重建蘭亭，此後亭址再未變遷，清朝又數次修建。這處蘭亭，即我們今天所見的蘭亭風景區，在紹興市西南二十多里蘭渚山下。

集會那天是永和九年（353）農曆三月初三，古代的「修禊」之日。「修禊」源於先秦時期春秋兩季在水濱設祭的「除惡」風俗，《後漢書·禮儀志》所謂「去宿垢疢為大潔」，意思是除舊疾，求健康。曹魏時代，民間的「修禊」活動才固定在三月初三。

王羲之召集的「蘭亭之會」，四十一人參加，人數比石崇「金谷之會」多，有隱居當地的士族名士，有現任官員，王羲之和謝安、許詢、支遁、孫綽都是當時的明星人物，五十一歲的王羲之攜子赴會，可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那天「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眾人臨流而坐，雖無「絲竹管弦之盛」，卻有山川春風之助，「一觴一詠，暢述幽懷」。

「蘭亭之會」與四種《蘭亭》名本

|明文徵明《蘭亭修禊圖》故宮博物館藏

這次「蘭亭之會」，賦詩者二十六人，有四言有五言，南宋桑世昌《蘭亭考》錄有全部詩作。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卷《蘭亭詩卷》墨跡本，不全，傳為唐朝書家柳公權的手抄本。

王羲之為蘭亭之會寫了一篇序，後人名為《蘭亭序》，前半部分記述風流之盛，後半部分傷時感懷，悲嘆人生不永。《蘭亭序》有墨跡本傳世，後來成了書法史上顯赫的行書經典。文人雅集誕生曠世書作，這是僅有的一例。

王羲之所作《蘭亭序》，最早名為《蘭亭集序》或《臨河敘》。宋朝時，《蘭亭序》是盡人皆知的書法名作，異名別稱甚多：歐陽修名為《修禊序》，蔡襄稱《曲水序》，蘇軾稱《蘭亭文》，黃庭堅稱《禊飲序》，宋高宗題曰《禊帖》。元朝，郭天錫名為《蘭亭宴集敘》。

《蘭亭序》最初的名聲，在文章而非書法。《世說新語·企羨篇》記載：「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唐朝史臣編撰《晉書·王羲之傳》，引錄了這篇三百二十四字的序文。

石崇《金谷詩序》名揚晉朝，全文失傳，只有部分文字保留下來，結尾一段：「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俱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箸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公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世說新語·企羨篇》的注文引錄了王羲之《蘭亭序》的另一個文本，名為《臨河敘》，一百五十三字，是節略本，最後一段文字與《金谷詩序》相近：「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臨河敘》所說賦詩、罰酒人數的文字，在傳世的《蘭亭序》里見不到，而且《臨河敘》的篇幅比《蘭亭序》短，顯然是有同有異的兩個文本。清朝末年，這篇《臨河敘》引起了學者、書家李文田的注意，他說：《臨河敘》多出的四十二字，「注家有刪節右軍文集之理，無增添右軍文集之理」，既然「文尚難信，何有於字」？對於這個疑問，啟功《〈蘭亭帖〉考》這樣解釋：「詩文草創，常非一次而成，草稿每有第一稿、第二稿以至若干次稿的分別。古人文集中所載，與草稿不相應和墨跡或刻石不相應的極多。且注家有對於引文刪節的，也有節取他文或自加按語補充說明的。以當時的右軍文集言，序後附錄諸詩，詩前有說明的話四十二字，抑或有之，劉注多這四十二字，原不奇怪。」

《蘭亭序》以書法名世，要晚到唐朝初年。唐太宗得到《蘭亭序》，「尤為寶重」，令宮廷搨書人做出摹本賜給近臣諸王，遂為世人所知。傳說太宗去世後，真跡殉葬昭陵。

「蘭亭之會」與四種《蘭亭》名本

|傳唐朝柳公權抄寫的《蘭亭詩卷》（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蘭亭》名本

王羲之《蘭亭序》由隱而顯，為天下所知，書家奉為行書典範，此唐太宗之功。太宗臨終要求將《蘭亭》殉葬昭陵，從此真跡永絕，此又太宗之過，埋下後世學者書家聚訟《蘭亭》真偽的根由。

1965年那場震動文博界的蘭亭真偽論辯，曾有人說，待發掘昭陵，《蘭亭》真跡重見天日，真偽之爭可以了斷。但《新五代史·溫韜傳》記載：「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繇）、王（羲之）紙墨、筆跡如新。韜悉取之，遂傳民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歐陽修說，溫韜只重財，將昭陵「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一部分被宋太宗趙光義購募，刻進法帖，傳於人間，「獨《蘭亭》真本亡矣」（《金石錄跋尾·晉蘭亭修禊序》）。

溫韜是華原賊帥，盜墓狂人，將轄境內的唐帝諸陵「悉發掘之」，惟有高宗、武則天合葬的乾陵「風雨不可發」。我在電視節目中看到，某省考古人士說，《蘭亭》在唐朝的名聲很大，但《五代史》記溫韜盜發昭陵竟未提到，大概高宗未將《蘭亭》殉葬昭陵，很可能葬入乾陵。言下之意，《蘭亭》仍有可能重見天日，讓人燃起希望，卻是沒有依據的推測。唐朝以前，《蘭亭》一直秘藏私家，即使摹本世人也難見到。唐太宗李世民得到之後，令宮廷搨書人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還有近臣房玄齡等八人，算來十數本。儘管限於上層小圈子，《蘭亭》畢竟傳出宮外。唐玄宗時代（712～755），始有記述《蘭亭》的文篇，如何延之《蘭亭記》，如劉餗《隋唐嘉話》。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說到太宗寶重《蘭亭》。這些跡象表明，8 世紀時，《蘭亭》已在士大夫階層傳開。唐宋兩朝流傳的各種臨摹本《蘭亭》，行款都是二十八行，風格如一。這種現象表明，歷代相傳的《蘭亭》源出一個共同的祖本。

歲月流逝，《蘭亭》古本越來越少。今天所見《蘭亭》墨跡名本，前三位依次是虞世南臨本、褚遂良臨本、馮承素摹本，都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藏品。這三本《蘭亭》的位次，在清朝乾隆朝排定，並和其他有關蘭亭的書跡合為八種，分別刻在圓明園「坐石臨流亭」的八根石柱上，名為「蘭亭八柱」（民國初年移建於前清社稷壇改名的中央公園，今北京中山公園）。虞、褚、馮三本，依次稱為八柱第一、第二、第三。

「蘭亭之會」與四種《蘭亭》名本

|蘭亭八柱帖拓片

人們也用摹勒上石的方法複製《蘭亭》，出現各種刻本，其中以「定武本」最著名。定武本據何人臨摹本上石，宋人說法紛紜，提到智永、歐陽詢、褚遂良、趙模、懷仁、王承規等。後以歐陽詢臨摹上石的說法佔據上風。歐陽詢上石的底本，又有不同的說法，或雲歐陽詢據右軍真跡摹勒上石，或雲據歐陽詢《蘭亭》臨本摹刻。

這四種《蘭亭》名本，或摹本，或臨本，或刻本。這些複製品的本子，並無臨摹者的名款，後世題在某人名下，都有一段故事。

虞世南臨本

本幅白麻紙，縱24.8 厘米，橫57.5 厘米。兩紙拼接，接縫在十四行與十五行之間，行距勻稱。歷代屢經裝裱，墨色晦暗。此卷卷首鈐有元文宗「天曆之寶」璽，人稱「天曆蘭亭」。本幅末尾下端題「臣張金界奴上進」小字一行，又稱為「張金界奴本」。啟功說，張氏是宛平人，卑名「金界奴」，即僧家奴之意。他總管元朝染織雜造工匠，元文宗時主持奎章閣建築工程。

明朝時，這本《蘭亭》流入民間，晚明歸大收藏家吳廷。吳廷字用卿，號江邨，歙縣（今安徽黃山市徽州區）人，富甲一方，書畫收藏之巨可與明朝大收藏家項元汴（子京）相埒。吳廷廣交文人書家，曾將這本《蘭亭》借與董其昌，萬曆二十六年除夕（1599 年初）索回。此卷後來又落到董其昌手中，約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轉讓給明末儒將茅元儀（止生）。清初為大收藏家梁清標所得，後進入清朝內府。卷中有乾隆帝題跋二則，其中一則寫於乾隆十二年（1747）。

「蘭亭之會」與四種《蘭亭》名本

|《蘭亭序》虞臨本（蘭亭八柱第一，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這本《蘭亭》稱為「虞世南臨本」，緣於董其昌。他割讓給茅元儀時寫了一段題跋，有「此卷似永興所臨」一語。梁清標（蕉林，1620～1691）裝裱時，在卷首貼了一條標籤，題為「唐虞永興臨稧帖」。虞世南封為「永興縣公」，故稱「虞永興」。乾隆皇帝喜歡這個大名頭，題跋說，「董其昌定為虞永興摹」，還為董其昌的說辭找了一條理由，「以其與褚（遂良）法外別有神韻也」。而鑒定行家並不相信董其昌的信口之言，乾隆時期四大書家之一的翁方綱（1733～1818）精於鑒藏，寫過一篇《蘇米齋蘭亭考》，他說「潁上、張金界奴諸本，則皆後人稍知書法筆墨者，別自重摹」。啟功曾經屢觀原卷，贊成翁方綱之說，進而懷疑此本「是宋人依定武本臨寫者」。但學者的「精識」不敵前朝流傳的俗說，世人依然稱此本為「虞世南臨本」。

褚遂良臨本

本幅淡黃紙本，縱24 厘米，橫88.5 厘米。也是兩紙拼接，接縫在十九行與二十行之間，行距勻稱。因為後紙有米芾十行題詩，又稱「米芾題詩本」。米詩全文曰：「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山陰幽興發。群賢吟詠無足稱，敘引抽毫縱奇扎。愛之重寫終不如，神助留為萬世法。廿八行三百字，之字最多無一似。昭陵竟發不知歸，模寫典刑猶可秘。彥遠記模不記褚，《要錄》班班紀名氏。後生有得苦求奇，尋購褚模驚一世。

寄言好事但賞佳，俗說紛紛那有是。」北宋時，尋購「褚模」《蘭亭》成為風氣，往往指唐摹本為褚筆，流行的褚本《蘭亭》漸多。米芾題詩譏諷這種風氣，更沒有說這本《蘭亭》是「褚模」或「褚遂良臨本」。後人未解米詩之意，以為類似褚法，竟題為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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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亭序》褚臨本（蘭亭八柱第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啟功認為，這卷《蘭亭》的字跡與後面米芾題詩的筆法相同，紙也一律，「實是米氏自臨自題的」。米芾書法得益褚書，以精於摹古自豪，喜歡顯示自己臨摹亂真的本領，他來臨寫一本大有可能。米芾詩中說，「寄言好事但賞佳，俗說紛紛那有是」，似乎在暗示世間好事者不要上當。

馮承素摹本

本幅白麻紙本，縱24.5 厘米，橫69.9 厘米。兩紙拼接，前紙十三行，行距較松；後紙十五行，行距偏緊。帖首前隔水上端有舊題「唐模蘭亭」四字，左邊騎縫處殘留「神龍」小印左半，所以又稱「神龍本」。此本遞藏南宋內府、元朝郭天錫、明朝項元汴、清朝內府。全卷鑒藏印多達百數十方，後紙有宋朝李之儀、石蒼舒，元朝趙孟、郭天錫、鮮於樞、鄧文原，明朝李廷相、文嘉、項元汴諸家題識觀跋十七則。此卷所見「神龍」印，郭天錫至元癸巳（1293）的題跋指為唐中宗的年號印。中宗李顯是太宗孫，高宗子，武則天所出，一生兩次登基。第一次在嗣聖元年（684），兩個月就被武后廢為廬陵王。武后當政時期的聖曆元年（698）召回，又立為皇太子。神龍元年（705）正月武則天病重，張柬之迎李顯監國，逼武則天退位，李顯再次即位，恢復唐朝國號。中宗「復辟」之初，仍然襲用武則天「神龍」年號，兩年後改元「景龍」，又三年，被韋後鴆毒而死，年五十五。

郭天錫把此本《蘭亭》定名為「神龍本」，他說「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榻（搨）書人直弘文館馮承素等奉聖旨於《蘭亭》真跡上雙鉤所摹」。郭天錫很謹慎，只說鉤摹者是「馮承素等」。因為郭天錫知道，唐朝宮廷搨書人除馮承素之外，還有趙模、韓道政、諸葛貞、湯普徹等人，他無法確認究竟出自誰手，故謂「馮承素等」，是整體判斷。明朝萬曆五年（1577），這本《蘭亭》轉到項元汴手中，他省復為單，題為「唐中宗朝馮承素奉勒摹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蘭亭禊帖」，指為馮承素所摹。不僅如此，項元汴還把馮承素和卷首的「神龍」年號半印聯繫起來，附會成中宗時代人。這樣說，就更經不起推敲。我們知道，雙鉤摹搨是精細的活計，費眼力，如果貞觀末年（649）馮承素三十歲，即使活到唐中宗神龍年間（705～706），當有80 余歲，老眼昏花，豈能從事摹搨。

「蘭亭之會」與四種《蘭亭》名本

|《蘭亭序》神龍本（蘭亭八柱第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這本《蘭亭》是公認的唐人摹本，比所謂虞臨本、褚臨本的影響大。啟功《蘭亭帖考》說，「這帖的筆法穠纖得體，流美甜潤，迥非其他諸本所能及。破鋒和剝落的痕迹，俱忠實地摹出」，行款前疏後密，行式上保存了王羲之原稿近邊處擠寫的狀態。「從摹本的忠實程度方面來看，神龍本既然這樣精密，可知它距離原本當不甚遠」。但有些學者懷疑這本唐摹《蘭亭》的真實性，以為是隋僧智永的臨寫本，理由是書法過於妍媚。

定武本

《蘭亭》定武本現身於北宋，有界欄，宋朝文人書家公認它是唐朝刻本。定武本的發現和流傳，宋人那裡有不同的說法，大體經過是：朱梁篡唐，原石移置汴都（今河南開封）。契丹破石晉，載石渡河而北，流落定州（今河北定縣）。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被定州士人李學究得到，死後被官府索走，放在定州官庫里。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薛向守定州，離任時帶走原石。徽宗大觀年間（1107～1110），薛家交還原石，置於汴京宣和殿。因為刻石在宋朝北疆定武軍發現，宋人習稱「定武本」，又有「定武蘭亭」「定州本」「定本」「定帖」之稱。

宋人喜好摹刻《蘭亭》，特別是南渡之後，「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就複製的對象而言，宋以來的《蘭亭》刻本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翻刻定武本。宋人記載，李學究得到定武《蘭亭》未久，韓琦於慶曆八年（1048）鎮守定州，李學究獻定武拓本，韓琦索原石，李學究別刻一石上交。李氏死後，其子以原石拓本售人，每本千錢。及宋祁守定州，李氏子欠賦稅，宋祁以公帑換取刻石，藏於公庫。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薛向守定州，其子薛紹彭（後與米芾並稱「米薛」）別刻一石留定州，換走原石，並在原石上鑿損「湍、帶、右、流、天」五字作為記號。因此，拓自原石的定武本遂有「未損本」與「損本」之別。金兵陷汴京，原石亡失，此後翻刻本，率是五字「不損本」。

第二類是傳刻定武本以外的古刻本。徽宗時，米芾父子三人曾傳刻杜寶成家傳的唐刻本《蘭亭》，「五日模」，「善工十日刻」，號為「三米蘭亭」。徽猷閣學士胡世將在豫章刻過兩本《蘭亭》，其中一本「出於錢氏貞觀本」，也是唐刻本。

第三類是傳刻唐人臨摹墨本。南宋紹興元年（1131），高宗在政事堂召見官員，樞密院屬官辛道宗獻出所藏唐人臨本《蘭亭》，說是出自唐朝內府，高宗令人刻於會稽。

《蘭亭》刻本極多，桑世昌《蘭亭帖考》著錄了六十餘種。唯有定武本聲譽在其他刻本之上，為世所貴。宋人推崇定武《蘭亭》，不但因為摹刻精工，又出自歐陽詢，還在於書法。王安石曾孫王厚之說：「自山谷嘉定武本，以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南宋藏書家、「四大詩人」之一的尤袤說：「世貴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論。」黃庭堅這樣評定武本，參照了另外兩個《蘭亭》刻本：一本「極肥」，傳為唐朝開元時代書家褚庭誨所臨；另一本「極瘦」，出土於地下，為宋朝龍圖閣學士張景元所得，字畫輕瘦勁健，說是褚遂良所臨，號為「褚蘭」。這兩個本子，早已不存，但黃庭堅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的評語卻廣為流傳，成了鑒賞定武本的名言。

「蘭亭之會」與四種《蘭亭》名本

|《蘭亭序》定武本（柯九思舊藏本，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宋人收藏的《蘭亭》刻本，好以定武本自雄；為人題跋《蘭亭》拓本，則以定武本相誇。世傳的定武《蘭亭》拓本真贗混雜。趙孟在定武本《蘭亭十三跋》中感嘆：「（定武本）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贗始難別矣。」明朝王世貞不像趙子昂那樣迷茫，他說：「定武本有三，未損本，初拓也；損本，紹彭所留也；不損本，定武再刻也。緣不損本有真贗。而損本的然，故以為貴。」宋元時代極其推重的定武《蘭亭》，清初猶有多本流傳。流傳有緒的名本，現在僅有三本。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有兩本，一是吳炳舊藏本，屬不損本；一是獨孤僧本，曾被趙孟收藏，清朝嘉慶年間遭火燒，殘存三小片，卷後有宋元諸家題跋。

還有一本定武《蘭亭》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名為柯九思舊藏本，屬五字損本。卷後有宋朝至清朝題跋十餘則，元朝名家鮮於樞、鄧文原、趙孟、虞集、康里子山、袁桷都留下精彩的題記。此本墨拓較淡，可以察知石面不平且有裂紋。第一行末「會」字缺損，第七行、十四行泐損。屢經傳拓，筆鋒漸禿，字口不甚清晰。與馮摹墨本相比，柯九思定武本字畫渾厚，特別是橫向筆畫，不是那麼側斜，更為古樸。柯九思本第十四行和十五行之間的下端有一個「僧」字，這個押署的「僧」字，在墨跡古本中見不到，或許可以說，「僧」字是定武本的一個特徵。南朝內府鑒書藝人，梁朝有徐僧權、江僧寶，陳朝有杜僧譚，其名都有一個「僧」字。傳世的二王墨跡，徐僧權的押署較為多見。劉餗《隋唐嘉話》說《蘭亭》真跡「梁亂出在外」，表明《蘭亭》曾歸梁朝內府，「僧」字押署也許可以印證劉餗的記載。

「蘭亭之會」與四種《蘭亭》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