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缺少什麼？

中國人缺少什麼？

——1999年12月在北京大學的演講摘錄

一、重視精神價值的一個例外

中國人一向不很重視精神價值，有沒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說幾乎是唯一的一個例外。正因為此，他不是一個幸運的例外，而是一個不幸的例外，不是一個成功的例外，而是一個失敗的例外。在世紀初的學者中，只有這一個人為精神本身的神聖和獨立價值辯護，並立足於此而尖銳批評了中國文化和中國民族精神的實用品格。但是，在當時舉國求富強的吶喊聲中，他的聲音被完全淹沒了。

我想從一件與北大多少有點關係的往事說起。兩年前，北大熱鬧非凡地慶祝了它的百年大典。當時，純種的北大人或者與北大沾親帶故的不純種的北大人紛紛著書立說，登台演講，慷慨陳詞，為北大傳統正名。一時間，蔡元培、梁啟超、胡適、李大釗、蔣夢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貫耳，人們從他們身上發現了正宗的北大傳統。可是，北大歷史上的這件在我看來也很重要的往事卻好像沒有人提起，我相信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歷史從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張之洞擬定的《奏定學堂章程》，這個章程就成了辦學的指導方針。章程剛出台，就有一個小人物對它提出了尖銳的挑戰。這個小人物名叫王國維，現在我們倒是把他封做了國學大師，但那時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雜誌的一個青年編輯，而且搞的不是國學，而是德國哲學。當時，他在自己編輯的這份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評張之洞擬定的章程雖然大致取法日本，卻惟獨於大學文科中削除了哲學一科。青年王國維旗幟鮮明地主張，大學文科必須設立哲學專科和哲學公共課。他所說的哲學是指西方哲學，在他看來，西方哲學才是純粹的哲學，而中國最缺少、因此最需要從西方引進的正是純粹的哲學。

王國維是通過鑽研德國哲學獲得關於純粹的哲學的概念的。在本世紀初，整個中國思想界都熱衷於嚴復引進的英國哲學，唯有他一人醉心於德國哲學。英國哲學重功利、重經驗知識，德國哲學重思辨、重形而上學，這裡面已顯示了他的與眾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對德國哲學經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華的主要著作都讀了。《辨證理性批判》那麼難懂的書，他花幾年時間讀了四遍，終於讀懂了。在我看來，他研究德國哲學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些枝節問題上，而是通過研究真正進入了西方哲學的問題之思路，領悟了原本意義上的哲學即他所說的純粹的哲學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王國維所認為的純粹的哲學是什麼樣子的呢？簡單地說，哲學就是形而上學，即對宇宙人生做出解釋，以解除我們靈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學的這個性質得出了兩個極重要的推論。其一，

既然哲學尋求的是「天下萬世之真理，非一時之真理」，那麼，它的價值必定是非實用的，不可能符合「當世之用」。但這不說明它沒有價值，相反，它具有最神聖、最尊貴的精神價值

。「無用之用」勝於有用之用，精神價值遠高於實用價值，因為它滿足的是人的靈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遠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堅持哲學的獨立品格便是哲學家的天職，決不可把哲學當作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廣之，一切學術都如此，唯以求真為使命，不可用作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學術之發達」。

用這個標準衡量，中國沒有純粹的哲學，只有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從孔孟起，到漢之賈、董，宋之張、程、朱、陸，明之羅、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當而沒有當成的人。不但哲學家如此，詩人也如此。所謂「詩外尚有事在」，「一命為文人，便無足觀」，是中國人的金科玉律。中國出不了大哲學家、大詩人，原因就在這裡。

尤使王國維感到憤恨的是，當時的新學主流派不但不通過引進西方的精神文明來扭轉中國文化的實用傳統，反而把引進西學也當成了實現政治目的或實利目的的工具，使得中國在這方面發生改變的轉機也喪失了。他沉痛地指出：政治家、教育家們混混然輸入泰西的物質文明，而實際上，中國在精神文明上與西方的差距更大。中國無純粹的哲學，無固有之宗教，無足以代表全國民之精神的大文學家，如希臘之荷馬、英之莎士比亞、德之歌德者。精神文明的建設無比困難：「夫物質的文明，取諸他國，不數十年而具矣，獨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養，與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精神文明原本就弱，培養起來又難，現在只顧引進西洋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前景就更加堪憂了。

二、中西比較：對精神價值的態度

這麼看來，對於「中國人缺少什麼」這個問題，在本世紀初已經有兩種相反的答案。一種是王國維的答案，認為最缺的是精神文明。另一種是除王國維以外幾乎所有人的答案，認為最缺的是物質文明，即富強，以及為實現富強所必需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至於精神文明，他們或者還來不及去想，或者乾脆認為中國已經充分具備。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或早或晚都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說西方是物質文明發達，中國是精神文明發達，甚至是全世界最發達的。直到今天，還有人宣布，中國的精神文明全世界第一，並且承擔著拯救世界的偉大使命，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世紀云云。

當然，在這兩種不同答案中，對於精神文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王國維看來，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對精神價值的尊敬，承認精神有物質不可比擬的神聖價值和不可用物質尺度來衡量的獨立價值，一個民族精神文明的成就體現為它在哲學、宗教、文學、藝術上所達到的高度。而其他人所說的精神文明，基本上是指儒家的那一套道德學說，其成就體現為社會的穩定。

你們一定已經想到，我是贊成王國維的答案的。

在我看來，中國人缺少對精神價值的尊敬，從而也缺少對守護和創造了精神價值的人的尊敬

，

這是明顯的事實。我暫時先提一下這方面最直觀的一個表現。在歐洲國家，任何一個城鎮的居民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曾經有某某著名的哲學家、藝術家、學者在那裡生活過，或者居住過一些日子，他們必會精心保存其故居，掛上牌子註明某某何時在此居住。我在海德堡看到，這個僅幾萬人口的小城，這樣精心保存的故居就有數十處。在巴黎先賢祠正廳里只安放了兩座精美的墓，分別葬著伏爾泰和盧梭。如果不算建祠時葬在這裡的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一些政治家和軍人，進入先賢祠的必是大哲學家、大文學家、大科學家，總統之類是沒有資格的。想一想即使在首都北京保存了幾處文化名人故居，我們就可知道其間的差別了。

三、中國人缺少頭腦的認真

是否重視精神價值，換一個說法，就是一種文化的精神性之強弱。所謂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兩個層次。理性屬於頭腦，超越性屬於靈魂。所以，精神性之強弱，可以從頭腦和靈魂兩個層次來看。

精神性的一個層次是理性。通俗地說，有理性即有自己的頭腦。所謂有自己的頭腦，就是在知識的問題上認真，一種道理是否真理，一種認識是否真知，一定要追問其根據。從總體上看，西方人在知識的根據問題上非常認真，而我們則比較馬虎。

熟悉西方哲學史的人一定知道，西方哲學家們極關注知識論問題，尤其是近代以來，知識論的討論成了西方哲學的主題，其用意就是想把人類的知識建立在一個可靠的基礎上，否則就放心不下。相反，中國的哲學家對這類問題不甚關心，在中國哲學史上，從總體上懷疑知識之可靠性的只有莊子，但基本上沒有後繼者。知識論是中國傳統哲學最薄弱的環節之一，即使討論也偏於知行關係問題。宋明時期算是最重視知識論的，可是所討論的知識也偏於道德認識，即所謂「德行之知」。程朱的格物致知的「知」，陸王的盡心窮理的「理」，皆如此，分歧只在悟道的途徑。

在哲學之外的情況也是這樣。在西方，具有純粹的思想興趣、學術興趣、科學研究興趣的人比較多，他們在從事研究時只以真知為目的而不問效用，正是在他們中產生了大思想家、大學者、大科學家。中國則少這樣的人。以效用為目的的研究是很難深入下去的，一旦覺得夠用，就會停下來。同時，

唯有層層深入地追問根據，才能使理論思維趨於嚴密，而由於中國人不喜追根究底，滿足於模稜兩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論思維不發達。

此外，本來意義上的熱愛真理也源於在知識問題上的認真，因為認真，所以對於自己所求得的真知必須堅持，不肯向任何外來的壓力包括政府、教會、權威、輿論、時尚等等屈服。中國曾經有過許多為某種社會理想獻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蘇格拉底這樣為一個人生真理犧牲的哲學烈士，或像布魯諾這樣為一個宇宙真理犧牲的科學烈士。

四、中國人缺少靈魂的認真

精神性的另一個層次是超越性。通俗地說，有超越性即有自己的靈魂。所謂有自己的靈魂，就是在人生的問題上認真，人為何活著，怎樣的活法好，一定要追問其根據，自己來為自己的生命尋求一種意義，自己來確定在世間安身立命的原則和方式，決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塗地度過。而一個人如果對人生的根據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會面臨諸如死亡與不朽、世俗與神聖之類根本性的問題，會要求以某種方式超越有限的肉體生命而達於更高的精神存在。

有人說，人生哲學是中國哲學的最大成就，中國哲學在這個方面非常豐富和深刻，為世界之最。從比重看，人生哲學的確是中國哲學的主體部分，而在西方哲學中則好像沒有這麼重要的地位。若論人生思考的豐富和深刻，我仍覺得中國不及西方。我想著重指出一點：中西人生思考的核心問題是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活？或者說，活著有什麼根據，什麼意義？這是一個人面對宇宙大全時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它要追問的是生命的終極根據和意義。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學本質上是靈魂哲學，是宗教。中國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問題是：怎麼活？或者說，怎樣處世做人，應當用什麼態度與別人相處？這是一個人面對他人時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它要尋求的是妥善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所以，中國的人生哲學本質上是道德哲學，是倫理。

由於同樣的原因，我們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當一個人的靈魂在茫茫宇宙中發現自己孤獨無助、沒有根據之時，便會在絕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喚，渴望世界有一種精神本質並且與之建立牢固的聯繫。這就是本來意義的宗教感情，在聖奧古斯丁、帕斯卡爾、克爾凱郭爾、托爾斯泰身上可以看見其典型的表現。我們對這樣的感情是陌生的。我們也很少有真正意義上的靈魂生活，很少為純粹精神性的問題而不安和痛苦，很少執著於乃至獻身於某種超越性的信念。因此，我們中很難產生精神聖徒，我們的理想人格是能夠恰當處理人際關係的君子。也因此，我們缺少各種各樣的人生試驗者和精神探險家，我們在精神上容易安於現狀，我們的人生模式容易趨於雷同。

五、原因和出路

應該說，人性在其基本方面是共通的。人是理性的動物，在此意義上，人人都有一個頭腦，都有理性的認識能力。人是形而上學的動物，在此意義上，人人都有一個靈魂，都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義。這本來都屬於共同的人性。事實上，無論西方還是中國，都有人對於知識的根據問題和人生的根據問題持認真態度，而特別認真的也都是少數。那麼，為什麼在西方，人性中這些因素會進入民族性之核心，並成為一種文化傳統，而在中國卻不能呢？我承認，對這個問題，我尚未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我相信，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必是複雜的。不管怎樣，作為綜合的結果，中國文化已經形成了其實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後，這種文化便具有了一種淘汰機制，其發生作用的方式是：對實用性予以鼓勵，納入主流和傳統之中，對精神性則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為主流和傳統之外的孤立現象。

王國維的遭遇便是一個典型例證。在他的個性中，有兩點鮮明的特質。一是靈魂的認真，早已思考人生的意義問題併產生了困惑。二是頭腦的認真，凡事不肯苟且馬虎，必欲尋得可靠的根據。這兩點特質結合起來，為靈魂的問題尋求理性的答案的傾向，表明他原本就是一個具備哲學素質的人。因此，他與德國哲學一拍即合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可是，他對哲學的這種具有強烈精神性的關注和研究在當時幾乎無人理睬，與嚴復的實用性的譯介之家喻戶曉適成鮮明對照。他後來徹底鑽進故紙堆，從此閉口不談西方哲學乃至一切哲學，我認為應該從這裡來找原因。在他的沉默和迴避中，我們應能感覺到一種難言的沉痛和悲哀。可以說，淘汰機制的作用迫使他從較強的精神性退回到了較弱的精神性上來。

這裡有一個惡性循環：精神性越被淘汰，實用品格就越牢固；實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出路何在？依我看，惟有不要怕被淘汰！本來，怕被淘汰就是一種實用的計算。如果你真的有純粹精神性追求的渴望，你就應該堅持。

我

希望中國有更多立志從事純哲學、純文學、純藝術、純學術的人，即以精神價值為目的本身的人。由於我們缺乏這方面的整體素質和傳統資源，肯定在很長時間裡不能取得偉大成就，出不了海德格爾、卡夫卡、畢加索，這沒有關係。而且，如果你是為了成為海德格爾、卡夫卡、畢加索才去從事這些，你就太不把精神價值當作目的而是當作手段了，你的確最好趁早去做那些有實用價值的事。

我相信，堅持純粹精神性追求的人多了，也許在幾代人之後，我們民族的精神素質會有所改觀，也許那時候我們中會產生出世界級的大哲學家和大詩人了。

朗讀者：高昂，網名go on，中華文化促進會朗讀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全民悅讀全國聯盟常務副秘書長，山西廣播電視台職業播音20餘年，專註於紀錄片解說。聽到他更多聲音，公眾號：全民悅讀太原閱讀會，ID：ty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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