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公民教科書如何誕生

撰文：畢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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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浙江吳興人方瀏生編輯的國民學校用《公民讀本》（兩冊），台灣教育史家司琦教授認為這是「我國最早的公民教科書」。若限定在國人自編教本的範圍，筆者同意司琦教授的論斷。《公民讀本》是1922年壬戌學制建立公民科之前為數不多的公民教科書之一，其「編輯大意」說明主旨是教授「公民所必需之知識及道德」，並列出八個要點：

甲，民國組織之大要；

乙，民國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

丙，國民與國家之關係，及其權利、義務之大要；

丁，國家財用與國民生計之大要；

戊，法治國之精神；

己，自治制之大略，及其能力之養成；

庚，國際競爭及現世界之趨勢；

辛，民主國立國之元氣。

教本上冊有國家、國民、民族、國體、政體、國會、政府、法院、國民之權利義務、法律與道德、自治和選舉等課文，下冊有軍備、警察、戶口、租稅、國債、預算決算、貨幣、教育、生計、公眾衛生、外交及歐戰等課目。

第一課《中華民國》，說明我國兩千年來「君主專制，不足圖治」，因而「起革命軍於武昌，全國響應，清廷遜位，中華民國於是成立」。開篇講述國體變革過程，給人強烈的歷史定位感。

《政體》一課對比立憲與專制，說明分權制衡機制：

「立憲與專制之別，即在主權作用之有限無限。蓋立憲之國，既有憲法，以定政權所屬。又設國會以立法。設法院以司法。政府失政，國會得彈劾之。訴訟裁判，法院主之。行政官不能干涉。故政治趨於正軌，人民無所冤屈。專制國則反是。政權無限，威福自專，人民冤苦，末由陳訴。積久潰決，必起革命。現代各國，或由人民請求，或由君主自動，均已改為立憲政體。否則人民革命，變為民主國體，而行立憲政體。我中華民國亦其一也。」

《國會》一課告訴學生，國會由人民選舉議員組成，「國會之行為，不啻人民之行為」。國會職權包括立法權和監督財政權：「凡政府收入支出，事前必編造預算，求國會之同意。事後必編造決算，得國會之承認。」

《政府》一課講述大總統的性質、產生方式、權能及任期，並介紹國務院的組成及政務施行程序。

《選舉》一課強調「選舉為人民之權利，故人民不當放棄選舉權」，選舉的原則是：「其人而果善也，雖與我絕無私交，我當舉之。其人而不善也，雖權足以制我，利足以動我，我亦不當舉之也……」

課文最後總結中華民國的根本精神：「自大總統以至各級官吏，皆為國家之公僕。故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治於人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

這些課文在今天看來是非常基礎的政治常識，是作為一個現代公民的必備知識。很難想像在近百年前的教科書中已經有如此妥當周全的論述。

該書為「國民學校」用書。民初學制劃分小學校為「初等小學校」和「高等小學校」，初小修業4年，袁世凱任大總統後將「初等小學校」改為「國民學校」，修業年限不變。作者說明這部讀本就是遵照《國民學校令實施細則》而編。課文文辭雅馴、論述中平，沒有空洞的道德說教，以近代國家結構和運行機製為核心，強調國體變更、政體改革的意義和中華民國的歷史地位，這是一種寶貴的現代啟蒙。

讀本的編輯者方瀏生已不可考，不過筆者搜羅查知他編寫過數種教本。191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編著的兒童識字書《蒙師箴言》，同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他編寫的高等小學用《新式修身教科書》已發行至第7版。該書的校訂者皆是學有專精、具有新知識和新理念的學者——主要校訂人是著名政治家、法學家、外交家王寵惠，1917年王寵惠結束護國運動後赴京擔任法律編纂會會長，在此期間校訂了該讀本；另一位校訂者是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中華書局的創辦人陸費逵。該著通過教育部審定並多次再版，市場影響俱佳。

更重要的是，如果對照方瀏生自己所編著、銷量不錯的《新式修身教科書》——觀其第一冊22課目錄：慎獨、不妄語、尚朴、有恆、進取、求知識、修技能、勇武、致良知、力行……，可以看出《公民讀本》已形成自成一體的知識結構，在知識內容和觀念培養上與「修身」教本幾無重合。在「修身科」尚未退出課程體系、「公民科」尚未登上歷史舞台之時，它開創了日後公民教科書的知識體系，標誌著公民教科書的誕生。

2

方瀏生的《公民讀本》並非無源之水。

眾所周知，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已經產生了含有政治權利和社會結構意義的「公民」概念，不過古希臘的公民將婦女和奴隸等排除在外。近代意義上的「公民」伴隨著資產階級政體的確立而建立，公民作為政治參與的主體在各國憲法中獲得認可。在中國傳統典籍中，「公民」一詞出現很早。《韓非子》中有「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但其含義略近於「具有公心之人」，並不具有政治參與內涵。正如馬克斯·韋伯認為的，傳統中國沒有發展出近代公民觀念。

晚清以來，近代政治常識尤其是國家制度學理等知識開始引介到中國。尤其是清末十年，日文法政類書籍被國人大規模翻譯出版。熊月之曾列舉出清末「譯作最多，成效最大」的若干法政著作，指出它們「將西方國家觀念、國際觀念、法制觀念、天賦人權觀念、權利義務觀念、自由平等觀念，集中而具體地介紹進中國」。這些近代公民應具備的常識推動了「公民」概念的萌發。中國近代意義上的「公民」概念出現於19世紀末。1899年，改良派思想家何啟、胡禮垣在《新政真詮》中呼籲設議院、張民權，指出「議院一開，則用人之法必變，無論科甲之士，商賈之家，皆得為議員，但須由公民舉」，金觀濤、劉青峰認為這是中國人最早用「公民」指國家成員的意義。1902年梁啟超發表對於教育政策的看法，呼籲「今日欲立國於大地，舍公民自治，其無術矣」，「公民」一詞在梁啟超這裡更加具有近代政治參與內涵。蔡元培曾指出中國公民教育從晚清開始，19、20世紀之交「公民」意識的萌芽證明了他的論斷。

在這種浪潮的推動下，晚清一些新式教科書中，逐漸出現有關近代公民知識的課文。1903年文明書局出版一套「蒙學教科書」，其中《蒙學修身教科書》是近代學制確立後的第一部較有影響的修身教本。此書分修己、保身、待人、處世四章，有關守法、納稅、財產和政治等內容屬於「處世」章，相關課文有：

「納稅者皆有監督用此稅項之權。」

「我於公財產無取用之權，我於私財產有支付之權。」

「天下無無政治之國家……同一政治，必民之多數以為可者，方著為令。」

這些論述已明顯屬於近代政治常識，是對國家和社會的新認識。

中華書局的創辦者陸費逵在晚清也編有修身講義。1910年清廷尚未覆亡，他的講義就論述「君主國體」和「民主國體」的區別，「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並立的「立憲政體」與「專制政體」之別，較早介紹三權分立等知識。這些固然是晚清新政和立憲輿論浪潮的推動，但也不能不讓人佩服其膽識。

1906年廣智書局出版了麥鼎華譯日本元良勇次郎著《倫理學》，課文雖然論述「臣民相互之關係」，但開篇先論「自己」，其後講「國家組織」、「政府與人民之關係」等。蔡元培為之作序，申明中國傳統學術缺乏國家倫理和「蔑視個人之權利」之弊，認為此書可補此不足，「吾願我國言教育者，亟取而應用之，無徒以《四書》、《五經》種種參考書，擾我學子之思想」。該著是晚清少見的強調「個人權利」的著作。或許正是由於蔡序對「個人權利」的肯定，學部大為不滿，指斥該書「中西學說雜揉其中，且有蔡元培序文，尤多荒謬，下令查禁」。不過這部書還是很受學堂歡迎，商務印書館加以變通，署名「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輯而出版，各省中小學堂「仍多用之」。

清政府於1905年底成立學部，為實現「國定本」目標而與民間出版機構展開競爭，它的教科書也介紹一些近代政治知識。學部第一次編纂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有一課「國家三要」：「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政事者，主權之謂也」，「一國之人，當同心協力，以助其君上共保主權，勿使為他人干預也」，教育目的是使「通國之民，皆具忠君愛國之誠心」。由於學部所編教科書數量較少質量一般，影響不如文明書局、商務印書館等民營機構的新式教科書。

民國建立之後，教科書中的政治常識有所增加，也更接近近代政治學。

伴隨民國建立而出版的《共和國教科書新修身》可做代表。其高小用書共8冊，每冊十幾至二十幾課不等。涉及近代政治知識的課文有自由、人道、守法律、納稅、服兵役、選舉、博愛、人權、國際道德等，數量明顯比晚清增多，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在教科書中獲得高度肯定。「人權」一課講道：「人權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損者也」。人權「有對於公眾之權，有屬於個人之權」——「組織社會、參與政治、選舉議員，舉吾學識之所及、皆得發佈於外、以求有益於人類，此人權之對於公眾者。信教自由、營業自由、生命自由、財產自由，意志所在即權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權之屬於個人者。」課文要求「使學生知保護人權」。「共和教科書」通過教育部審定，當月就再版5次，四個月後再版達15版，獲得很好的市場認可。

另一部《中華共和國民讀本》有「權利」一課講說：「政治家有言曰，魚之游泳於水中也，出於自然。人之生於斯世，其必有權利者，亦出於自然。此即權利出於天賦之說也。次之有社會契約之說……」天賦人權觀念和社會契約理論堂而皇之走進教科書中，這是很大的超越，也是民初教科書的突出特點。

「共和國教科書」和「中華教科書」幾乎壟斷了民初教科書市場，它們的影響不容小視。日益增多的近代政治知識說明，教授公民常識、培養兒童認識和參與社會的意識越來越成為普通教育固有之意。這種背景下，方瀏生《公民讀本》的出現也就順理成章了。

3

其實在1917年1月，有兩種公民教科書同時出版。一種是中華書局出版、方瀏生編輯的國民學校用書《公民讀本》，另一種是商務印書館出版、劉大紳編輯、陳承澤校訂的「共和國教科書」《公民須知》。就內容之完善和影響而言，前者略拔頭籌：《公民讀本》上下兩冊共30篇課文，內容豐滿，編校者影響較大；該書還有教授書配套發行，初版後不斷再版，1925年已至第18版。《公民須知》僅有19頁，未發現再版情況或其他後續影響。故而方瀏生編輯的《公民讀本》配得上稱「第一部公民教科書」。

要強調的是，公民教科書的誕生、公民教育的開展，離不開中國近代教育體制的建立。

20世紀初「壬寅-癸卯」學制建立，確立起近代教育制度，順應並推動了公民知識的傳播。不過從《欽定學堂章程》、《奏定學堂章程》，到民元頒布的「壬子癸丑學制」，都沒有「公民科」的位置。隨著「公民」概念被社會廣泛接受、公民教育觀念日益增強，它才逐漸從邊緣知識成為學堂課程。

1916年1月，教育部公布《國民學校令實施細則》，規定修身科從第三學年起，在原授「道德之要旨」外，加授「公民須知」。同年10月，教育部再發部令對施行細則進行修正，加入一項說明：「自第三年起兼授公民須知，示以民國之組織及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這是公民知識進入學校課程之始。方瀏生的《公民讀本》就屬於修身科目下的「公民須知」，本文開頭所列「編輯大意」即以此修正細則為根據。

方瀏生編寫《公民讀本》的時代，國家政局並不安靖，「共和」國號有名無實。教育界人士深思認為 「國民之無公民常識當為重要原因」（方瀏生也當是贊成者）。教育部於是聯合各界同仁成立教育調查會，於1919年擬定「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為教育宗旨，明確指出「共和精神」包括「養成公民自治習慣，俾人人能負國家社會之責任」。公民教育成為「發展共和精神」的題中之義。幾年後的1922年，「壬戌學制」確立——這是中國近代存在時間最長、影響至今的學制系統，次年《新學制小學課程綱要》公布，「公民科」取代「修身科」成為學堂科目，由此書寫了中國公民教育的華章。此是後話。

公民作為現代民主教育的核心已成為當今社會的共識。近二三十年來，由於對近代教育思想及其價值的發掘，公民教育研究重新成為熱點。從正本清源的角度看，呈現歷史實景越來越顯示出重要意義。我們有必要回望並發掘曾經擁有的「公民教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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