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茨要在中國的領導下消滅全球瘧疾，恭維還是抱大腿？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林書友】

3月24日，美國慈善家、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訪問北京大學，發表了以「中國的未來：創新、慈善與全球領導力」為主題的演講。

他在演講中提到，「繼天花和即將被消滅的脊髓灰質炎之後，我們有望在中國的領導下，讓瘧疾成為第三種從地球上消失的人類疾病。」

3月24日，比爾·蓋茨到北大演講，並與林毅夫教授（右）對話

不愧是蓋茨，他提到的這個目標，其實是相當宏大的。

西方主導世界幾百年以來，人類在治療瘧疾上取得了較大的進步，但距離「消滅瘧疾」的目標，其實還差得遠。

一個多世紀前，瘧疾幾乎是所有國家致死率最高的疾病。雖然人類已在減少瘧疾致死人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目前世界上仍然有32億人面臨罹患瘧疾的風險。瘧疾的分布範圍，也要比我們想像中的廣得多，而且依然是一種發病率非常高的疾病。全球每年有2億人染上瘧疾，病人涵蓋非洲、印度、東南亞、中美洲等熱帶區域。

世界瘧疾分布圖（2004年）：

用不同顏色表示每10萬人中的瘧疾病例數

同時，瘧疾與蓋茨提到的已基本被消滅的天花和脊髓灰質炎的情況完全不同。

首先，上述兩種疾病目前都有了有效而相對廉價的疫苗（意味著有打斷傳播的手段）。

其次，人類是上述兩種疾病唯一可再次傳播的寄主（意味著只需要把人類的事情處理好就行了，若動物可以與人交叉感染，控制起來相當困難）。

不幸的是，對於瘧疾來說，目前世界上既沒有有效的瘧疾疫苗，主要通過蚊子傳播的瘧原蟲也不是只在人體寄生。雖然百年來的現代醫學努力使瘧疾的死亡率大幅降低，但目前對於瘧疾仍只能做到發病後的治療。

另外，奎寧作為抗瘧疾的一線藥物已經很長時間，有相當一部分的瘧原蟲對奎寧類的藥物產生了比較強的耐藥性，而目前國外的抗瘧藥物基本都是奎寧的衍生物，耐藥性產生的很快。使瘧疾在許多地方有變本加厲捲土重來的趨勢。

奎寧原料，金雞納樹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屠呦呦合成青蒿素的意義確實重大。青蒿素作用的原理和奎寧完全不同，抗瘧效果好，相對較難產生抗藥性。另外，青蒿素成本低，原料來源廣，在瘧疾泛濫的貧窮地區，價格的因素對普及率非常重要。因此，青蒿素是中國人為世界抗瘧做出的卓越貢獻。

但是考慮到上面所說的，數以億計的病患數量，以及尚無疫苗等實際情況，似乎只靠青蒿素藥物，距離蓋茨提出的「消滅瘧疾」的目標還差得遠。

那麼，蓋茨難道是在北大向東道主做一番東方式的「客套和恭維」嗎？又或者，他所說的「在中國領導下消滅瘧疾」，甚至是一口傳說中的「毒奶」嗎？

那也未必。

比爾·蓋茨在演講中說，需要在屠教授發現的青蒿素的基礎上，開發單劑藥物等其他更強有力的工具，並尋求更好的方法，以阻止瘧疾通過蚊蟲在人群中傳播。

對於這個「更好的方法」，蓋茨補充說，中國很有潛力開發一些既高效、又讓發展中國家可負擔的解決方案。在非洲和湄公河流域等瘧疾最為肆虐的地區，我們現在就可以採取更多行動來控制乃至消滅這一疾病——通過分享自己的經驗，中國能夠幫助這些地區的家庭獲得蚊帳，防止被感染。中國還能夠幫助這些國家加強本國的衛生和疾病監控體系，更好地預防、診斷和治療瘧疾。

蓋茨所說的，其實是公共衛生的範疇。

公共衛生工作宣傳海報

單純依賴疫苗、藥物控制傳染病是不經濟的。特別是一旦疾病在一定區域流行起來，這樣的「點殺」往往無濟於事。但是，通過做好公共衛生，改變傳播傳染病的外部環境和人的生活方式，切斷傳染病的傳播途徑，卻往往能夠收到「面防控」的效果。

在這裡要提到一個巧合，屠呦呦提煉青蒿素，是受到古代中醫方劑著作《肘後備急方》的啟發。在該書中，瘧疾，和許多南方烈性傳染病一起，被泛稱為「瘴癘」，「瘴」指的就是古書中經常提到的「瘴氣」，「癘」指的是烈性傳染病。

而在英語中，瘧疾被稱為「malaria」，即義大利語「壞空氣」的意思，古羅馬人認為瘧疾是沼澤地散發出的濁氣引發的，概念和中國所謂的瘴氣差不多。英語中的另一種說法是來自古法語的「ague」（急性），用來表示來得快、讓人捉摸不透的熱病，與「癘」又有些相同。

可見，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對於瘧疾的認識，可以說都與類似「瘴氣」的環境有關。

筆者最初是從這裡聽說「瘴氣」

那麼，「瘴氣」究竟是什麼呢？

古人說瘴氣，一般存在於南方未開化地區，在原始植被茂密的山區，容易留存不流動的積水。南方常見降雨多，氣溫高，沒有活水帶來氧氣和沖走蟲卵的窪地積水，就會變成了富含有機質的「細菌湯」和蚊蟲「育嬰室」，而這樣的窪地在大多數地方常見。就算地表是斜面，倒下的樹木，塌落的石頭也經常會造成小型窪地。平時這些窪地蒸騰出水蒸氣，在樹林頂上重新凝結為細小的水滴，形成霧團。

這些霧團因此成為蚊蟲病菌滋生的標誌，被認為是「瘴」。再加上許多大群蚊蟲遠看就像雲霧，古人因此認為南方的空氣有問題。

非洲馬拉維湖上的蠓蟲群，遠看就像雲霧

在西方，1717年，義大利醫生喬瓦尼·馮里亞·蘭錫西首先明確指出，瘧疾總是流行在蚊子繁多的潮濕沼澤地區，而在排水之後就會一度絕跡。

既然西方人已經明確認識到，改善公共衛生可以有效防控瘧疾，為何在非洲、印度、南美洲等大部分西方已經殖民數百年的地方，仍然有瘧疾肆虐呢？

曾經的歐洲人從15世紀發現新大陸起就開始了殖民時代，然而他們一直到19世紀才開始對近在咫尺的非洲殖民，而且他們去的只是少數幾個地方，比如南非和納米比亞。沒錯，就是因為瘧疾。非洲大陸又是瘧疾的發源地，直到1870年，安全奎寧藥物的出現（奎寧素1820年才被提煉成功，在此之前，奎寧樹皮是一種副作用極大的危險藥物。另外，奎寧能治療瘧疾也不是西方人的原創，而是印第安人的貢獻。）才使歐洲人控制了非洲大陸的10%，而且殖民地局限於沿海地區，至於非洲內陸地區，還是靠著瘧疾的「保護」尚未被歐洲人染指。

我們知道，曾經的歐洲人，在非洲的最古老事業是販賣人口，後來驅動他們在非洲和美洲不斷前進的最大動力是黃金，然後才有了一些農場主跟進，發展一些甘蔗種植等粗放農業。在這一過程中，數量稀少、人力有限的歐洲人並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去大範圍改善當地環境，因為這對他們來說是沒有經濟效益的。只要有有效的藥物和治療保證自己的健康，對於大面積瘟疫流行的地方，與其費心勞力去抵抗，不如離開。

情況在東方人這裡就不大一樣。

據史料記載，中國的「瘴氣」並不是自古以來就不存在，而是經歷了一個自北向南慢慢退卻乃至消失的過程。從江南退到華南，再從華南退到西南，最後連西南的山間盆地（壩子）里也找不到瘴氣，最終只是在農業區周圍坡度更大，理論上更難存積水的山區還有「煙瘴之地」的存在。

沒錯，原因就是——農業發展。

在2013年《春城晚報》一篇談瘴氣的文章「舊時蠻煙瘴雨地 談虎色變是瘴氣」中，作者寫道：

「瘴氣我曾見過，下過雨後，能聞見火藥的臭味，是毒氣，紅紅綠綠的，從山腳邊、山窪里的壩塘也就是臭水塘上出來，但現在這些爛壩塘已經變成水田了，1960年都還能見到。這種紅紅綠綠的瘴氣能持續一個多小時，人一碰到就會得病，有毒的，聞到就會打擺子。」

盈江一位姓邵的當地人也確定緬甸現在還有瘴氣。小邵說：「我有兩個哥1998年底的時候去緬甸原始森林砍柚木，之後中了瘴氣打擺子，病了一年半多，吃不得冷的，頭上冒白氣，汗珠大滴大滴往下淌。這種病不容易根治，經常複發。」

隨著人口增加，山區尤其是瘴氣區開發速度加快，雲南生態及社會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瘴氣逐漸消失。原本一直認為現在中國境內應當沒有瘴氣，但從考察的情況看，周瓊教授相信，在部分濕熱封閉、生態原始、人煙稀少的地方，可能還存在部分微弱的瘴氣，或是瘴氣的部分特徵，如個別在調查中未深入的瘴氣塘。此外，與雲南相鄰近的緬甸等地，氣候濕熱，生態原始，這些地區應當極有可能存在瘴氣，即便這些瘴氣的成分與當地未經開發前的瘴氣應有不同，但主要成分應當是相同的。

這個調查說明，瘴氣在開發程度高的地方就少，在1960年代後基本消失。換句話說，農業發達的地區，瘴氣就會消失。為什麼呢？

因為農業需要排水。

最早的農業是燒荒輪作，靠天吃飯，不會澆灌。慢慢地，農業技術進步，農民也希望定居下來過好日子，就必須對土地做深度開發了。深度開發的第一步就是搞水利，修堤壩，建渠道，用引來的活水灌溉土地，讓莊稼生長不受氣候波動的影響。但灌溉不是水利的全部，排水和澆灌一樣重要。因為莊稼不僅會旱死，還會淹死。另外，長期用含有礦物質的井水或地下水澆灌，如果不做好排水，還會帶來更可怕的後果——土地鹽鹼化。

所以，修水利不僅僅是修堤壩，修渠道，更要修整地面坡度，建梯田，給窪地開排水口，最終保證整個農業地區不存在完全低於周圍地區的封閉窪地（水庫的水是可以通過水閘放出的）。這樣才能長期耕作。

這說明，農業開發意味著消滅「瘴氣」的源頭。

在農民和蠻荒山區的對抗中，每一代農民都有大量的傷亡，但最終農民填平了窪地，排幹了沼澤，開墾了「壩子」，把煙瘴之地變成了肥沃的農業區。所以農業發達地區很少有「瘴氣」。不過小農改造土地的能力畢竟有限，許多連片的窪地沼澤沒法開墾，稍微偏一點的丘陵包圍的窪地也不會去處理。直到人民公社時代，集體的力量和逐漸加強的縣級水利技術部門配合，又給中國多墾出了幾億畝耕地，順便消滅了大多數南方農業區的「瘴氣」死角。這就是為什麼前面的調查顯示1960年前後是轉折點的原因。

可見在中國，「消除瘴氣」是農業發展的副產品。

都江堰示意圖（說到農業水利設施，我們不膜拜誰，也不針對誰）

另外，新中國成立後，政府有計劃地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加速了這一過程。60年代的《赤腳醫生手冊》提到：

可見當時鄉村防病，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消滅村落周圍的積水，讓溝渠水流動起來，養魚吃掉水田裡的蚊蟲卵。在70年代的老宣傳畫中，還號召孩子們把村落周圍的破缸，破瓦罐都敲成小碎片，免得雨天過後滋生蚊蟲。

愛國衛生運動宣傳海報

據《光明日報》2014年4月報道，「愛國衛生運動」使中國的瘧疾病患減少了近6000萬人。

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施賀德當時指出，「中國自1949年以來通過愛國衛生運動改善了衛生條件，大大減少了病媒傳播疾病，如瘧疾患病人數由1955年的6000萬人降低到2013年的3000人，由寄生蟲傳播的血吸蟲病患者也急劇減少。」

施賀德說，中國要徹底消滅瘧疾和血吸蟲病的決心和壯舉證明了中國將引領世界的這一進程，世界衛生組織樂於支持中國同行們把好的經驗和做法介紹到其他國家和地區。

可見，比爾·蓋茨所說的，「在中國領導下消滅瘧疾」，在某種程度上並非虛言。

事實上，「瘴氣」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說明當地植被豐富，降水充足，土地一般不差，對農業生產來說，是條件相當好的「處女地」。非洲除撒哈拉沙漠和南非以外的大部分地方也正是如此，土地相當肥沃。而湄公河一帶，則正好處在江南-華南-西南這一「瘴氣」退卻路線的延伸帶上。如果東方式農業和基礎設施建設能到達這些地方，不但對當地人會是福音，對目前陷於低谷的全球經濟來說，也將是一片新的廣闊天地。

許多中國企業在林毅夫的牽頭下，到衣索比亞投資設廠

蓋茨在演講中引用了汪洋副總理幾年前的一句話，「非洲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昨天。」蓋茨說，這句話令他記憶猶新。現在，來自中國的經驗正在幫助非洲邁向一個嶄新的明天。

在這個意義上，當晚與他站在一起的林毅夫可能也深有感觸。這位為中國企業走進非洲衣索比亞等國牽線的著名經濟學家曾說，「1979年我來到中國大陸，當時，中國大陸人均收入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不到三分之一。如今，中國已成為中高收入國家，並且極有可能在2020年步入高收入行列。我希望能在我的有生之年看到第三次經濟轉型——在衣索比亞和其他非洲國家。如果它們能夠堅持其他國家已經嘗試並考驗過的道路，我的這一願望實現的可能性相當大。」

林毅夫當晚代無法到場的北大校友屠呦呦，宣讀了她致比爾·蓋茨的一封信，信中就提到了消滅瘧疾與貧困的前景。

或許，這幾位經濟和科學上的巨人，正是從「戰勝瘧疾」這個切入點上，一起看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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