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上書」 辜鴻銘「下課」——一份新見北大檔案的介紹與解讀

1919年5月3日，即五四運動爆發前一天的上午，《北京學生全體宣言》的起草者、大名鼎鼎的三大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的羅家倫，在忙於策劃北京高校學生運動的間隙，還做了一件迄今鮮為人知的「重要」事情——他準備好了一份給北大校方的上書，要將自己的老師——當時已是名聞中外的新文化運動反對者、拖辮教授辜鴻銘——趕下北大的講台。只是由於五四運動的爆發，直到五四風暴平息後的8月8日，他才將此信正式遞交給北大校方，促成了辜鴻銘老師的「下課」。這樣一件與五四運動有密切關聯的文化趣聞，不久前才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的黃興濤教授在檢讀北大歷史檔案時發掘出來，並作出獨到的解讀。恰逢北大110周年校慶之際，我們刊發此文，或許就如啟開一壺陳年老酒，讓廣大讀者從這段被歷史塵封已久的「五四」故事中欣賞到特別的「酒香」。

最近，筆者有機會得見北京大學所藏的一件檔案，題為《羅家倫就當前課業問題給教務長及英文主任的信》，信中對辜鴻銘任教的英詩課大加非議，並建議學校取消其授課資格。因過去從未見人提及此信，而胡適和羅家倫等知情人和當事人在事後有關五四運動的回憶中，又顯然是有意地迴避和隱瞞了此事，所以個人認為若將此信內容加以披露，對我們了解五四時期的北大和新文化運動以及思想界的新舊磨擦都有意義，而且還可增加對辜鴻銘這位「文化怪傑」在北大的英文教學情形、他當時的實際處境以及羅家倫等「新青年」意氣高昂、自以為是的精神狀態的了解與感受。

一、羅家倫「上書」及其背景

在北京大學檔案館中，這份保存完好的當年北大學生的「上書」檔案，既有標題，也有封皮。案卷號為BD1919031,立案單位為「校長辦公室」。其正文如下：

教務長英文主任先生：

先生就職以來，對於功課極力整頓，學生是狠（很）佩服的。今學生對於英文門英詩一項功課，有點意見，請先生採納。學生是英文門二年級的學生，上辜鴻銘先生的課已經一年了。今將一年內辜先生教授的成績，為先生述之：

（一）每次上課，教不到十分鐘的書，甚至於一分鐘不教，次次總是鼓吹「君師主義」。他說：「西洋有律師同警察，所以貧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國歷來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師管束內里的動機，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國平安，非實行『君師主義』不可。」每次上課都有這番話，為人人所聽得的。其餘鄙俚罵人的話，更不消說了。請問這是本校所要教學生的嗎？這是英詩嗎？

（二）上課一年，所教的詩只有六首另十幾行，課本鈔本具在，可以覆按。因為時間被他罵人罵掉了。這是本校節省學生光陰的辦法嗎？

（三）西洋詩在近代大放異彩，我們學英國文學的人，自然想知道一點，我們有時問他，他總大罵新詩，以為胡鬧。這是本校想我們有健全英文知識的初心嗎？

（四）他上課教的時候，只是按字解釋，對英詩的精神，一點不說，而且說不出來。總是說：這是「外國大雅」，這是「外國小雅」，這是「外國國風」，這是「外國離騷」，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類話。請問這是教英詩的正道嗎？

有以上種種成績，不但有誤學生的時光，並且有誤學生的精力。我們起初想他改良，說過兩次，無賴（奈）他「老氣橫秋」，不但不聽，而且慢（謾）罵。所以不能不請先生代我們作主，設法調動，方不負我們有這英詩的本旨。

校長優容辜先生的緣故，無非因為他所教的是英詩，教得好，而且與政治無涉，那（哪）知道內幕中這個情形。不但貽誤學生，設若有一個參觀的人聽得了，豈不更貽大學羞嗎？學生也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為本校分謗，但是如青年的時光精力何呢？質直的話，請先生原諒！學生羅家倫謹上五月三日此信並可請校長一看。

羅家倫此信寫在14張「國立北京大學用箋」上（5月3日所寫10張，8月8日補充4張）。

該信最初寫就的時間，是1919年5月3日，也就是五四運動的前一天。作為北大「新青年」領袖之一的羅家倫，在這樣一個特定時間的行為，自然很容易引發人們對於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那場愛國政治運動之間的歷史關係的聯想。它本身又可成為羅家倫後來在《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中所認定的前者為後者「基礎」、後者 反過來又擴大了前者「勢力」論的小小佐證之一。

《羅家倫就當前課業問題給教務長及英文主任的信》片段

其時，北京大學的校長是蔡元培，教務長是後來著名的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馬寅初，英文門主任乃新文化運動主將之一的胡適。羅家倫1917年進入北大英文門，很快就與傅斯年等一道，成為當時北大學生中積极參与新文化運動的活躍分子，特別是與胡適等極為接近。這封信就是直接寫給馬寅初和胡適的。

辜鴻銘此時為胡適在英文門的同事，他進入北大英文門的準確時間目前還難以查出，但肯定比蔡元培1916年12月26日出任北大校長要早。嚴格說來，那種認為辜鴻銘進入北大是蔡元培「兼容並包」辦學思想直接產物的流行說法，其實並不確切，他不過是蔡氏辦學原則容忍的對象，即被續聘而已。

從目前筆者掌握的資料來看，辜鴻銘進入北大英文門當不會早於1914年，也不會晚於1915年9月。有學者稱，早在1903年辜鴻銘就曾「加盟北大」，且任副總教習。此說恐怕靠不住。但這一說法也並非毫無根據。在京師大學堂的檔案中，確有兩份電報存單，是管學大臣張百熙和榮慶發給湖廣總督端方和兩江總督張之洞，請他們催促其部屬辜鴻銘來京就任京師大學堂副總教習一職的。時間是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即1903年2月22日前後。前者寫道：「武昌端制台，大學堂奏派辜員外湯生為副總教習，祈（速其）來京，盼切。熙、慶。」後者寫道：「南京張宮保鑒，辜君鴻銘精通西學，早蒙識拔，欽仰尤深。刻學務需才，已奏派副總教習。請趣早臨，無任叩禱。熙、慶，艷。」（《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193頁）不過，查閱現有的各種記載，當時的辜鴻銘應當是並未到任。那時，他高自位置，可能還沒有看上這個職位。到了民國初年，他張揚地以遺老自居，窮困潦倒也不肯趨時，其就任北大英文門教授，恐怕多少也有為生計所迫的考慮。

1917年以後，北京大學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新派領袖陳獨秀、胡適等在校長蔡元培的信任和支持下，大力提倡白話文和新文學，反對舊禮教和舊道德，雖引領風氣，應者如潮，卻也遭到辜鴻銘、劉師培等北大舊派人物的抵制，並引起一些對西方近代文化感到失望、對儒家傳統仍深懷依戀的新派人士的反思。1918年6月，杜亞泉主編的《東方雜誌》從日本翻譯發表《中西文明之評判》一文，對1915年辜鴻銘用英文出版的《中國人的精神》（即《春秋大義》）一書在西方引起的反響進行報道和評論，同時表達用儒家傳統「統整」現代西方文明的意向，結果遭到陳獨秀等「新青年」陣營的猛烈抨擊。陳獨秀在《新青年》上連續撰文，指責杜亞泉與主張復辟的辜鴻銘為「同志」。杜氏也為此進行了辯難。這樣，1918年秋至1919年初，在新舊陣營之間，有關中西文化問題的論爭就趨於白熱化程度。

1919年3月間，不滿新文化運動的林紓在《公言報》發表《致蔡鶴卿太史書》，斥責其所卵翼下的新文化運動「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是「人頭畜鳴」。蔡元培則回敬《致〈公言報〉函並附答林琴南君函》，強調北大「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以維護新文化運動。其復函有言：「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持復辟論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裡所提到的教員必是辜鴻銘。不過，蔡元培函中流露的那種不同情辜氏的反覆辟之政治標準既已彰明，其著名的「兼容並包」主義如果不是新派自我保護的擋箭牌，又到底能實行到何種程度，或者說能堅持多久，還是個問題。

二、激於「大義」與「私憤」的雙重衝動

顯而易見，羅家倫給北大校方所寫的這封信，正是當時北大內部新舊兩派激烈鬥爭的產物。它既有陳、杜之爭的背景因素，更是直接基於林、蔡之辯所作出的某種回應——一種來自北大學生中「新青年」方面的回應。

就羅家倫寫作此信的動機而言，當然首先是激於新文化運動的「大義」。作為當時北大學生中最熱衷於新文化運動的代表，1918年底與1919年初，羅家倫即與傅斯年等發起成立「新潮社」，並創辦《新潮》雜誌，一時意氣風發，聲名大著，成為當時文學革命論在青年學生中的大力弘揚者和白話詩文的有力實踐者。這種思想的分歧和態度的對立，使得他當時對於辜鴻銘及其英詩課十分反感實不足為怪。而反過來，辜鴻銘對像羅家倫這等「新青年」也絕無好感，於是彼此間便又有了個人的恩怨。

著名報人張友鸞先生就曾生動地記述辜鴻銘和羅家倫之間互相「討厭」的故事。據他說，辜鴻銘這位「名教授」因反感羅家倫這位「名學生」好出風頭，不好好學英文，故上課時「十回有八回叫著羅家倫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羅家倫呢，對於這英詩課既無興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每次點到他名字的時候，「有時胡亂回答一通，有時簡直就說『不知道』」。有一回，辜鴻銘聽了他的回答很不滿意，便當堂加以訓斥。因為話說得很重，羅家倫有些難堪，就站起來辯解。結果招致辜鴻銘大怒，拍著桌子說：「羅家倫！不准你再說話！如果再說，你就是WPT！」羅家倫被嚇得愣住了，只好忍氣吞聲，不再言語。下課後，他心中不快，尤其窩心的是挨了罵，還不知道所罵的WPT三個英文字母究作何解。他就此請教自己尊重的老師胡適，也未能得到答案。於是有一天，趁辜鴻銘正講得興高采烈的時候，他湊上前去問道：「上回老師不准我說話，罵我WPT。這WPT是什麼意思，我到現在還不明白。請老師告訴我：這是哪句話的縮寫？出在哪部書上？」辜鴻銘一掄眼道：「你連這個都不知道嗎？WPT，就是王、八、蛋！」此言一出，哄堂大笑。羅家倫恨得牙癢，卻無可如何。張友鸞最後還強調：「北大學生，沒有一個不知道羅家倫就是『WPT』的。」（見《辜鴻銘罵羅家倫WPT》，原文載1979年4月3日香港《新晚報》）

筆者研究辜鴻銘多年，知其的確有喜罵「王八蛋」之嗜。若如是，就不難理解何以羅家倫要單獨「上書」校方，且對自己的老師用語會如此刻薄激烈了。

不過，在5月3日那天，羅家倫寫好此信後卻並未馬上送給校方。當天下午，他到清華大學參加一個紀念會，晚上9點才趕回北大，且又投身到籌備次日集會抗議的活動中 。在五四運動期間，羅氏有出色表現，他負責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熱血高呼：「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大家起來呀！」這宣言曾激勵無數中國人為愛國救亡而奮起抗爭。但對於學生運動，頑固保守的辜鴻銘卻並不理解，他因此與羅家倫再起衝突。

據羅家倫後來回憶，五四運動的時候，辜氏曾在日人所辦的英文報紙《北華正報》上發表文章，「大罵學生運動，說我們這幫學生是暴徒，是野蠻人。我看報之後受不住了，把這張報紙帶進教室，質問辜先生道：『辜先生，你從前著的《春秋大義》，我們讀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講春秋大義，你就應該知道春秋的主張是『內中國而外夷狄』的，你現在在夷狄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罵我們中國學生，是何道理？』這一次把辜先生氣得臉色發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來了，一兩分鐘說不出話，最後站起來拿手敲著講台說道：『我當年連袁世凱都不怕，我還怕你？』」（見羅家倫《回憶辜鴻銘先生》，載台灣《藝海雜誌》第1卷第2期）這樣，辜、羅師生之間的矛盾就更加趨於激化。

三、「上書」的正式遞交及校方的最初反應

五四運動過去三個月之後，即1919年8月8日，羅家倫終於將5月3日寫的這封信呈交給校方，並且又補充了如下內容：

這封信是五月三日上午寫好的，次日就有「五四運動」發生，所以不曾送上。到今日學校基礎已定，乃撿書呈閱。還有兩件事要附帶說明：

（一）本年學校將不便更動教授，但英文門三年級的英詩功課，只有二點鐘，可否將辜先生這兩點鐘減去，讓他便宜點兒。這兩點鐘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擔任。

（二）聽說杜威先生下半年在本校教「哲學」同「教育原理」兩課。這兩課都是對於英文門狠（很）有關係的東西，可否請先生將他改成英文門的選科，讓我們多得一點世界大哲學家的教訓，那我們更感激不盡了。

在信末，羅家倫還要求將此信也交給代理校長蔣夢麟一閱（當時蔣氏到校視事僅有17天，蔡元培辭職仍未返京）。教務長馬寅初收到此信後，相當重視，因信中內容涉及到英文和哲學兩系的課程安排問題，他當天就將此信轉給哲學系負責人、以「辟『靈學』」著稱的新派心理學家陳大齊（字百年），讓陳與英文系主任胡適商量解決辦法。他寫道：「百年兄：接羅君家倫來函，對於英文與哲學兩門功課有所主張，茲特奉上，希與適之兄一商為荷。此請刻安。」至於陳大齊和胡適具體商量的處理意見如何，限於資料，暫無法得知。

從羅家倫所補充的兩點內容和馬寅初對他的態度來看，五四以後這位學生領袖的地位和說話的分量顯然已今非昔比。他竟可以完全不把名揚天下的老師辜鴻銘放在眼裡，還大膽以全班同學的名義，公然請求讓英文系主任胡適替下辜鴻銘來為他們上英詩課。在筆者看來，羅氏之所以這樣做，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原因，尤其是他和辜鴻銘的衝突過於激化，而英詩又是其必修課而無法逃避之外，還同羅家倫自己在五四運動中與蔡元培、馬寅初、陳大齊、胡適以及後來的蔣夢鱗等校方高層建立起的「戰鬥情誼」、密切接觸和信任關係不無關聯（從現存的一些當年通信可以推知），且和辜鴻銘此時與羅氏本人最親近、欽佩、依靠的另一老師胡適之間的矛盾和爭論業已公開化也不無一定關係，至少在心理上，這些都可以給作為學生的羅家倫「上書」之舉壯膽。

上圖：馬寅初致陳大齊的信

四、兩個老師之間的「競爭」：胡適因素蠡測

在北大英文門內，胡適與辜鴻銘不僅是思想上的對頭，也是教學上的競爭對手。他們都教英語文學，特別是英詩。起初，胡適僅教一年級的英詩，每周只有1課時；辜鴻銘則教二、三年級的英詩，每周都是3課時。羅家倫正是胡、辜共同的學生。但羅顯然更喜歡胡適的英文課。1918年，他還在胡適的指導和修改下，與胡適聯名發表了轟動一時的易卜生戲劇《娜拉》。1919年5月，杜威來華講學，胡適親自做翻譯，羅家倫則是胡適指定的筆錄人之一。他上述補充的有關杜威課程為選修課的建議，就是因此而來。

上圖：辜鴻銘

如果說五四以前，辜鴻銘還只是在自己的英詩課堂上對胡適的文學革命論加以批評，那麼五四時期經過學生運動的種種刺激，他們之間的正面爭論也因此展開。1919年7月12日，辜鴻銘應英文《密勒氏評論》之邀，對此前胡適在該報發表的文學革命論的文章進行批評，撰寫了《反對中國文學革命》一文。隨後胡適也有所回應，接著辜氏又於同年8月16日再次發表《歸國留學生與文學革命——讀寫能力與教育》一文，繼續辯論。在這兩篇英文文章中，辜鴻銘罵胡適「以音樂般美妙的聲音」談論所謂「活文學」或「重估一切價值」，其實不過是意義含混不清、讓人莫名其妙的騙人把戲，即「套鳥的圈套」而已。中國的文言就像莎士比亞高雅的英文一樣，絕非「死文學」。識字與受教育也並非一回事，事實上往往相反。他嘲笑胡適以粗鄙的「留學生英語」鼓吹的所謂「活文學」，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導致大量「外表漂亮的道德上的矮子」罷了。

1919年8月3日和27日，胡適在《每周評論》上以「天風」為筆名，也發表了兩篇題為《辜鴻銘》的「隨感錄」，對辜鴻銘展開反攻。但他似乎不屑於與辜氏展開學理討論，而有意採取了「詆毀」其人格的做法。他說辜氏早年最先剪辮，現在又堅持留辮，都只不過是「出風頭」的心理在作怪，「當初他是『立異以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歸』了」。發表此「隨感錄」當天，胡適恰好碰見辜鴻銘，辜氏對於文中一些不確的說法，曾當面加以糾正，還揚言胡適在報上「毀謗」了自己，要到法庭去控告他。但後來，此事卻不了了之。

胡適

十餘年後的1935年，胡適在《大公報》發表《記辜鴻銘》一文，曾談到此事。可見他對此事的耿耿於懷。然而，胡適對於在他發表該文5天後其得意門生羅家倫正式將前述上書遞交學校、請求校方趕辜鴻銘下講台一事，卻諱莫如深、隻字不提。

這就不能不促使我們更加關心羅家倫此信上交北大校方之後辜鴻銘的有關處境問題。從北大英文系的有關課程檔案來看，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辜鴻銘二、三年級的英詩課仍得以保留。不過同時我們也看到，胡適的「近代英美詩選」課此時卻被正式列入到本學年兩個年級的選修課程當中，這無疑滿足了羅家倫信中的部分要求。而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辜鴻銘的英詩課便不復存在。所有英國文學的「詩歌」部分，都改由胡適來上，課為3學分，規定三個年級的學生均可以任選。不僅如此，胡適還專門為杜威的太太開設了「英國史」、「歐洲古代文藝史」、「歐洲文學史（近世）」等三門課程。目前，辜鴻銘究竟何時最終離開北京大學英文系，由於沒有找到相關資料，還難以確證，但可以肯定的是，自1920年下半年之後，北大英文系的課程表上，就已經不再有辜鴻銘的名字了。

或許正如陳平原等學者所斷言，此時辜鴻銘已被北大正式解聘，理由是其「教學不認真」或「教學極差」（見陳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之二》一文和鄧小林新出《民國時期國立大學教師聘任之研究》一書第201頁）。不過，他們都沒有提到羅家倫的這封信和其他證據。五四以後，有關辜鴻銘一年內只講「六首零十幾行詩」的說法，已在陳獨秀等人的口中有流傳，而羅家倫此信中也正恰有此說，因此，很有可能羅家倫就是此說的真正肇始者。

也因此，人們難免對該信在北大最終解聘辜鴻銘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胡適當時可能的有關做法，產生一些聯想（張中行的《胡博士》一文可以進一步激發此種思路）。同時，陳平原提出的在理解蔡元培「兼容並包」方針時，對其生動註腳之「辜鴻銘故事」不能「掐頭去尾」的機敏提醒，也會因此浮上心頭。當然，這一切都還有待新的證據。

1920年秋，就在辜鴻銘大體失去北大教職的時候，羅家倫、段錫朋等五位傑出的北大學生被蔡元培送往美國留學。臨行前，胡適送給羅家倫一首多少讓人感到有點莫名其妙的詩，題為《希望》。詩寫道：

要是天公換了卿和我，

該把這糊塗的世界一齊都打破。

再磨再煉再調和，

好依著你我的安排，

把世界從新造過。

五、辜鴻銘在北大的英文教學效果之他證

從羅家倫的這封「上書」中，人們很容易對當時號稱中國「英文第一」的辜鴻銘之英語教學的負面評價留下深刻印象。但這只是羅家倫個人的一面之辭，並不足以成為評價五四時期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前辜氏在北大英文教學效果和影響的唯一憑證。

在辜鴻銘和胡適兩人一起教過的英文學生中，除羅家倫之外，較有影響的還有許德珩、袁振英（筆名震嬴）、李季等人。後兩人1915年入學北大英文門，分別擔任班長和副班長，是其中英文造詣較高的學生。袁振英與羅家倫一道，曾參與過胡適主持的「易卜生專號」，所編譯的《易卜生傳》是漢文中關於易卜生最早的傳記。他還曾最早為《新青年》大量翻譯美國共產黨機關報SovietRussia上的文章，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八個創始人之一。在30年代中期所寫的幾篇關於辜鴻銘的紀念文章中，袁振英不僅表示極端佩服辜氏高超的外文修養，還認為他詼諧有趣的教學方法，「學生也很喜歡」，並經常使得他們「樂而忘倦」。他反對辜氏的頑固態度，但卻同情其熱愛中國文化，並不懈地向外進行傳播的精神；相反，對於胡適「以為中國簡直沒有文明可言」的論調，則大表反感。他還聲稱1915-1918年三年間，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同辜鴻銘見面，而辜氏「也很得學生愛戴，胡適之先生也比不上。因為北大在五四運動以前，還有許多學生反對新思潮的。」（見《記辜鴻銘先生》及「補記」，《辜鴻銘先生的思想》，1934-1935年載《人間世》第18、28、34期）

李季也是民國時期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人物，他翻譯出版過《社會主義史》和《馬克思傳》等不少有影響的著作。1918年畢業後，胡適曾安排他在北大代英語課，但他對胡適卻沒有好感，後來更是不斷寫書批判胡適的思想與學術。而對於辜鴻銘，他雖不贊成其保守的思想態度和政治立場，卻極為佩服其學問、人格魅力和教學方法。在30年代初所著的《我的生平》一書中，李季大讚辜鴻銘乃「全中國英文學巨擘」，「為人極嚴正、剛直、廉潔，不獨擅長外國文學，並精研西洋的歷史，素為世界有名的學者所推重」。並表示在北大幾年間，與辜鴻銘「關係最深，得益也最大」（見該書第140-141頁）。

不過，在李季的記述中，最令人對羅家倫「上書」驅辜一事產生對比，對當時北大英文門的教學產生感慨的，還是1916年底蔡元培接掌北大之前，他們全班同學曾集體驅趕一位老師，興奮地迎來辜鴻銘的故事。此前，其主要的專任英文教師C先生常以妓院為家、從不好好地備課和上課，這引起他們強烈不滿，因而激烈要求校長改聘辜鴻銘來給他們上英文課。為達到這一目標，他們甚至不惜罷課數星期，最後才迫使原校長點頭應允。李季對此特別記述說：「自C去而辮子先生來，我們不啻『撥開雲霧見青天』。」（同上，第161頁）

有趣的是，不到三年，這位學生心目中的「青天」，轉而卻又成為「新青年」羅家倫驅趕的對象。這時，學生驅趕老師的理由和方式也已發生新的變化。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們所新見到的這份北大檔案，不僅為今人認知五四時期的新舊之爭，也為感受當時正變化著的大學師生關係，提供了一點新的依憑和資源。

六、晚年羅家倫對辜鴻銘之「論定」

最後，讓我們還是回到該信的作者羅家倫，讀讀他晚年所寫的那篇《回憶辜鴻銘先生》的文章，看看他對昔日所驅趕的這位老師究竟作何評價。我們發現，在該文中，羅氏早已不再有往日的那種年輕氣盛，他雖然還是將辜氏歸為「老復辟派的人物」，還是認為其思想行為「不免故意好奇立異，表示與眾不同」，但卻始終都尊稱辜鴻銘為「先生」。他記述自己曾跟辜鴻銘上英詩課三年，前後背熟過幾十首英文詩篇。當時上課最難的不是背詩，而是用英文翻譯千字文，「這個真比孫悟空帶緊箍咒還要痛苦」。在講述辜氏趣聞逸事的同時，羅氏總掩飾不住對這位老師的文學天才和外語能力表示欽佩之意。他贊辜鴻銘是一個「無疑義的」、「有天才的文學家」，認為其「英文寫作的特長，就是作深刻的諷刺」，有時「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絕」。他還強調：「善於運用中國的觀點來批評西洋的社會和文化，能夠搔著人家的癢處，這是辜先生能夠得到西洋文藝界讚美佩服的一個理由」等等。可見，歷經幾十年的文化人生和學術磨礪，他對辜鴻銘的認識評價已經相當平靜、理性和客觀了。

不過，同胡適一樣，晚年的羅家倫也絲毫沒有提到他早年曾「上書」北大校方、向辜鴻銘暗施「狠手」之事。要不是檔案還在，我們今天恐怕也永遠無緣了解此事的真相了。值得一提的是，這一隱瞞，實際上已經造成某種誤導。有的羅家倫研究者已然聲稱，羅氏當年在主張新文學和新文化之餘，還能「兼容並蓄」，比如對像辜鴻銘那樣頑固而有見識的學者的授課，他也會經常主動地去聽聽，云云。這一類歷史的誤會固然平淡無奇、屢見不鮮，卻也難免讓人感到遺憾和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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