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一篇文章讓你認識《國歌》母本真正的原創者——血盟救國軍

1931年12月10日，在清原、新賓、通化等地由孫銘武（原名孫述周）等人自發成立的「血盟救國軍」舉旗抗日，成為東北人民奮起抗日的先驅；「血盟救國軍」的歷史雖然短暫，但其英勇悲壯的犧牲精神促進了中華民族的進一步覺醒。她所原創的軍歌成為《義勇軍進行曲》的母本，也是國歌的母本。

遼寧清原的中寨子村，有一「孫家大院」，是村裡的大戶，孫家仁義，屬耕讀詩書之家，大院里的孫銘久、孫銘武和孫銘宸兄弟三人個個英俊威武、知禮仗義。老二孫銘久替父母管家而且槍法好，負責看家護院和車輛外出。老三孫銘武原名孫述周。生於光緒十五年。1908年19歲時考入了興京(今新賓)縣警官教練所，後來當上了興京北四區（區址在南口前海陽一帶）區官兼保安團長。民國五年（1916年）參加了討袁革命軍，民國八年（1919年）改編為東北陸軍第16師，歷任連長、營長和直隸臨、撫、昌、盧、遷五縣警備司令部上校參謀長等職。後因不滿軍閥混戰，離開部隊，在瀋陽開福興旅店謀生。老四孫銘宸字耀祖，生於光緒十八年（1892年），讀過師範，民國七年（1918年）起，先後在阿爾當、清原等地當教師、校長和縣公署學務委員，民國十九年（1930年）為縣誌調查員。

1931年9月20日，孫銘武與原籍清原灣甸子的新賓縣留日學生張顯銘親眼目睹瀋陽陷落和國民黨政府採取的妥協不抵抗政策後，深感亡國之慘，便相約回原籍聯絡同鄉、舊僚，雪國恥、救危亡，組織抗日武裝。

回到原籍後，張顯銘便與他的朋友張東郊一起講述「九·一八」事變，鼓動抗日救亡。分別聯繫了縣公安分隊長蓋光安、班長杜錫武和新兵第九大隊二十八步兵中隊長李棟材等人籌措武器經費，約期舉義。與此同時，孫銘武回清原後與兄長孫銘久、弟弟孫銘宸醞釀組織抗日隊伍，孫銘宸表示願棄職投筆從戎，協助孫銘武創建抗日救國軍；二哥孫銘久亦決計捨棄家業，跟隨孫銘武殺敵報國，三兄弟變賣所有家產，奔走各地動員鄉里收購槍械準備武裝抗日。銘武和銘宸哥倆，好讀書，有主見，慮事深。他們除了拉人和購槍支彈藥外，還有兩件事，哥倆想到一塊了，就是要給隊伍起個名，還要有一首激發鬥志，凝聚力量的軍歌。於是，哥倆的心中塊壘，變成筆底波瀾，衝天怒吼，一首軍歌就在這個小村裡誕生了。歌詞是：起來，起來，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用我們的血肉，喚起全國的民眾。不能坐以待斃，必須奮起殺敵。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起來，起來。團結一致，戰鬥，戰鬥，戰鬥。

孫銘武說誓師儀式上必歃血為盟，咱的部隊就叫「血盟救國軍」吧，銘久、銘宸齊聲稱好，於是孫銘宸的媳婦孫孟氏（原名孫慶雲，1976年逝世，享年80餘歲）拿出壓箱底的紅綢子被面縫製了「血盟救國軍」軍旗。

1931年10月10日，李棟材以「剿匪」為名拉出隊伍，在大蘇河鄉小蘇河村與孫銘武會合，10月19日，小蘇河蟲王廟內，兩支會師的隊伍，召開了誓師大會。400多人里里外外站得滿滿的。台階上「血盟救國軍」大旗獵獵飄揚；香案上放著一把手槍，這是他們歃血盟誓的信物。先由張顯銘宣讀「抗日救國殺倭誓言」：「民族危亡，生靈塗炭。熱血同胞，共赴國難。驅逐倭賊，還我河山。同仇敵愾，光復家園。」孫銘武、李棟材、張顯銘等人齊聲「倘有二心，彈穿我胸。」宣誓畢孫銘武講話，他激昂宣講了「九一八」事變經過，發出了：「今後之危機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起來殺賊，民族興亡在此一舉」，最後以刀割指，鮮血淋漓，慨然於廟柱上寫下「血盟救國軍」五個血字。場內外群情激憤，無不涕淚，同聲唱起了《血盟救國軍軍歌》。

「血盟救國軍」的成立。如星星之火，點燃了遼東大地。也揭開了東北民眾反滿抗日的序幕。清原、通化、金川、柳河、新賓等地成為「血盟救國軍」殺倭的主要戰場，血盟救國軍收編了當地土匪「耍的歡」、「二虎」、「九山洋」、「雙紅」、「占林」、「長山」、「雙山」等山林隊，同時遣散了小蘇河、風倒樹溝等周邊村的自衛團，收繳了他們的槍支，使隊伍迅速擴大。同時，孫銘武、張顯銘、李棟材和孫銘宸分頭聯絡新賓、桓仁、柳河、通化、撫順的抗日人士，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到1932年1月，血盟救國軍已逾千人。從長遠考慮和根據地建設需要，隊伍轉移到了柳河的打牛溝。進駐柳河後，「血盟救國軍」 到處張貼布告，宣布抗日救國主張，將鬥爭鋒芒直指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東邊道保安司令」於芷山。當時的大漢奸、東邊道鎮守使於芷山和清原縣偽公安局長，見血盟救國軍勢大，便派中寨子、南三家等地孫家的鄉鄰和親屬勸降，並許諾「只要放下武器，給縣長、旅長做。」孫家哥仨兒大義凜然，不為所動。於芷山見此道不通，便糾集清原、新賓、柳河、通化、金川（現在輝南）五縣聯軍圍攻。孫銘武、李棟材和張顯銘等領導運籌帷幄，利用敵偽分散孤立的弱點，避實就虛，各個擊破，取得了游擊運動戰的大捷。

於芷山氣急敗壞，派參謀處長呂衡率公安大隊79、80兩個中隊和偽軍一個營，還有炮隊、騎兵隊以重兵圍剿。孫銘武等以退為進，靈活機動，從通化縣蝲蛄河到嵐山，再到柳河柘木台，利於打則打，不利於打則走，大獲全勝，同時佔領了遼吉邊陲的紅石重鎮。

部隊在紅石鎮進行整編，公推孫銘武為總司令，李棟材為總指揮，張顯銘為總參議。將全軍編為五個大隊，大隊下設中隊、小隊。申明了軍紀，提出「誰敢動民間一草一木，必殺無赦」並編製典籍，制定了撫恤傷亡等方面的有關規定。使隊伍秩序井然，士氣大振，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得到了當地群眾的擁護和愛戴。

1932年1月19日（農曆臘月十一），於芷山的二兒子衛隊團三營營長於宗謙，代表於芷山，面見孫銘武、李棟材等首領。說：「於司令叫我來傳達他的意思：諸君抗日熱誠、敝司令豈但不能摧殘，且甚感欽佩，惟因職責所系，事非得已，諸君均系有為志士，作無謂犧牲，甚為惋惜，不如與我軍合作，待機可乘，再行起事，也不為晚」。於宗謙再三表示，於司令也想起兵抗日，不過目前時機還不成熟。關於合作問題當即遭到孫銘武的嚴詞拒絕，但孫銘武提出雙方劃分地域，各不相擾，保存抗日力量的要求。於宗謙稱：「這些條件關係重大，應請命於司令，可於今晚在三源浦由於司令和貴軍首領『面談商定』」。總參議張顯銘懷疑是陰謀，指出：「這可能是於芷山的鴻門宴。」但此時孫銘武卻抱有幻想，他曾給於芷山寫過信，要求他支持抗日，因此孫銘武主張利用這個機會說服於芷山抗日。他說：「我們以大無畏的精神、誠懇的態度，肯定能感化他們，若畏首畏尾，怎麼能成事當大丈夫！」但大家知道於芷山陰險狠毒，反覆無常，不願讓張顯銘去三源浦。張顯銘說：「於芷山和日本鬼子抱得緊，這樣的人不能輕信，不能上當。」正在猶豫時，於芷山又送來給孫銘武的保證書，而且保證書上有孫銘武的故交和幾十名軍官的簽名，歡迎孫銘武等人來三源浦，並信誓旦旦地保證談判人員的安全。幾經權衡，孫銘武不想放棄爭取於芷山的機會，決定當天下午與張顯銘、王紹卿一行20餘名軍官及百餘名護衛士兵來到了三源浦。可是於芷山並沒有會見他們，只是酒席「款待」。孫銘武覺察到這是於芷山的「鴻門宴」借口路遠天晚，決定返回，但遭到強留。此時孫銘武意識到已難逃虎口，當即寫了遺書囑其兒子：「治剛治國我二子知悉父生年四十有四，時置國家變亂，余本國家軍人，必須與國同難，故奮然抗日，號召隊伍救國，但不幸中途慘遭挫折，父今為國而死！吾子必繼父志，為國努力……父總死九泉瞑目矣。再關於父之體骨，倘能回籍，暫不入土，必侯青天白日旗系是國土時，再為安葬可也。是余所囑。」果不出所料，半夜時分偽軍開始行動，偽軍中原孫銘武部下劉錫久找來一匹馬密告孫總司令快逃，銘武卻說：「我孫某素重人格，豈能臨危苟行，依一己之安全竟將部下拋棄，不顧良心上有愧，雖生何益，豈大丈夫之所為耶？」眾人勸說，不是為了你自己，是為了咱們整個隊伍，為了抗日大業。他含笑搖頭，將遺書交給劉錫久，命其騎馬快走。半夜時分於宗謙率重兵衝進救國軍住所，將20餘名軍官一一捆綁。於芷山害怕真相外露，竟連夜將孫銘武等人押往三源浦西門外殺害。張顯銘被害時身中兩彈，昏死過去，後被群眾救出，養傷數月後，化裝前往北平。當日晚，偽軍呂衡部又趁機襲擊紅石鎮，將李棟材包圍，激戰後救國軍犧牲30餘人，李棟材及余部被俘，全部慘遭殺害。

孫銘武等遇難時，二哥孫銘久亦重傷卧床，孫銘宸負責籌資和兵源正在外地奔走聯絡義勇軍。孫銘武與張顯銘、李棟材等首領的被害使血盟救國軍元氣大傷，銘宸決心繼承胞兄遺志，抗戰到底，遂帶領血盟救國軍余部500餘人，參加李春潤率領的遼寧民眾自衛軍第六路軍，任第六旅旅長。

1932年5月，二哥孫銘久傷病惡化犧牲。孫銘宸在短短的一年時間痛失兩位兄長，悲痛欲絕，他化悲痛為力量，對其所率第六旅進行整頓，與敵浴血奮戰，屢挫敵鋒。僅1932年夏秋之際，就率部七打清原，襲擊了偽清原守備隊和英額門一帶日偽軍，騷擾斗虎屯車站，炸毀英額門鐵路橋樑，進攻營盤，焚毀鐵路、橋樑和站房，切除日偽電話線……在攻打清原後，收編了清原縣公安隊長高發、副隊長於春和及其下屬士兵多名，收編了清原縣商團隊長金雨山及其部下60多人，獲得大批槍支彈藥，金雨山被委任為第六旅第一團團長。後來又收編了姜紹泉的山林隊和民團，委任姜紹泉為第六旅第三團團長。一時間，第六旅聲勢大震，隊伍人數與日 俱增，迫使日偽軍龜縮在清原城內不敢出擊，佔領清原、新賓的日寇如坐針氈，日夜不得安寧。

1932年10月9日，日軍高波部向東邊道大舉進犯，首先撲向駐新賓的李春潤部。李春潤部陷入孤軍奮戰之中，隸屬李部的孫銘宸旅在清原也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雖浴血奮戰三晝夜，終因寡不敵眾，不得不分散突圍。

李春潤帶領一部分隊伍突出重圍後，於12月18日到達北平。孫銘宸突圍後於1933年1月，秘密趕赴北平，受到東北抗日救國會和東北抗日救援會的熱烈歡迎。他在北平四處奔走，聯絡抗日人士，參加講演，向廣大民眾宣傳介紹「血盟救國軍」和「民眾自衛軍」的頑強抗戰。在張學良將軍建議下，組建了東北義勇軍第三軍團。唐聚五為總指揮，李春潤為副總指揮，孫銘宸為總參議兼第四梯隊司令官。隨後，孫銘宸又參加了在李春潤辦事處召開的軍事會議，會議決定先行派遣幹練人才返回遼東，召集舊部，重整旗鼓，打擊日寇。

1933年1月29日至2月8日，李春潤先後分組派回44名義勇軍骨幹，分赴新賓、清原、鳳城、寬甸、本溪等地，秘密恢復抗日隊伍。孫銘宸以前方督導官的名義欲返遼東抗日前線。 2月8日，孫銘宸從北平出發，化裝成勞工從天津乘船，準備到大連登陸。不料，當船到大連港附近時，日軍水上警察截船搜捕，孫銘宸與同行的旅長齊洪治、參謀處長秦洪修、清原縣長楊慶賢等被捕。當孫銘宸得知先遣人員已有20人先後被捕，而自己官職最高時，決心赴死報國，遂寫信囑其後輩不忘血淚仇，繼續完成父輩未竟之業，托同監獄友設法捎回家中。在獄中孫銘宸多次經受敵人酷刑，始終堅貞不屈，痛罵倭寇侵華罪行，大義凜然，視死如歸，後遭殺害。

孫銘宸於大連被捕慘遭殺害的噩耗傳到北平，在北平的義勇軍將士無不萬分悲痛。李春潤痛心疾首，扼腕痛惜，「引咎自劾」，要求「以國民資格殺敵圖功，以完未竟之業，而慰殉難先烈在天之靈」。

孫銘宸等19名義勇軍將士壯烈殉國後，日偽政權欣喜若狂，他們以為徹底消滅了義勇軍。哪知就在他們狂歡「慶賀」和「嘉獎」所謂「有功」人員之際，李春潤重返遼東大地率領義勇軍，再次給日偽軍以沉重的打擊。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為毀家紓難，抗日救國的革命先烈孫銘武、孫銘宸，分別頒發了《烈士證書》和《光榮紀念證》。清原縣人民為緬懷先烈和銘記孫氏兄弟的英雄業績，在烈士家鄉南口前鎮南三家子村，為孫氏兄弟分別樹立了「忠烈碑」。三兄弟的墳園裡並排三座墳，右起是孫銘宸，碑上書的不是名，是他的字：抗日義勇軍第三軍團總參議兼第四梯隊司令官——孫耀祖烈士之墓。中間是孫銘武，碑上書云：抗日守土、民族自衛、忠勇衛國、寧死不屈——孫銘武烈士之墓。落款分別是：證遼東字11463號和11462號，這是烈士證書的序號。左邊是孫銘久之墓，碑小了些，與普通碑同。碑文是戰鬥負傷未愈，卒於1932年初。

三個碑前，有款更大的碑：題頭是：抗日英烈——孫銘武、孫耀祖。中間四個大字：永垂不朽。落款為：清原縣人民政府，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

墓園裡還有兩塊銘石，靜靜地立在那裡。一塊刻著民國37年（1948年）5 月29日《瀋陽日報》，介紹英雄業績的文章摘要，血淚文字，催人淚下。另一塊刻著東北義勇軍第三軍團副總指揮李春潤的訃詞，其中有孫家兄弟「毀家紓國」和「組織了東三省第一支抗日隊伍，首先打響了消滅日本侵略者的槍聲」等字句，樸實無華，撼人心魂。

關於《血盟救國軍軍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烈士孫銘武的二兒子孫超（2006年去世享年91歲）曾對他們的兒子說起：「軍歌」，是你們的三爺、四爺的意思，是由四爺執筆的，當時東三省烽火連天，生靈塗炭。人們到一起，特別是公眾場合，少不了『起來，不做亡國奴，抗戰到底』的相互鼓勵，也少不了『用我們的血肉』作『最後的戰鬥』那句狠話。你們四爺聰慧，抓住了這些『熱詞』，表達了大家抗戰的心愿，這才能廣為傳唱。」

孫超的三兒子顯勇（孫銘武的孫子）還講了件事：「建國那會兒，有一天父親從外邊回來，高興地和大家說，聽到《國歌》沒有？有咱《血盟救國軍軍歌》的詞。還說，調和詞與《軍歌》都不一樣，卻聽著很順很熟，明明白白，有《軍歌》的詞在裡邊。」

《國歌》的歌詞是田漢先生1934年為電影《風雲兒女》寫的，由聶耳譜曲，反映的正是東北抗日的那段歷史。顯勇哥幾個說：「我們總覺得田漢先生對血盟救國軍、民眾自衛軍和義勇軍，以及東北民眾的抗日鬥爭是了解的。他們拿出一些資料，指點著說，四爺孫銘宸在北京講演，報紙多有報道，傳播很廣；後來東三省抗日義勇軍第三軍團總指揮唐聚武去武漢，向張學良彙報戰況和形勢，還接受過《抗日救亡報》主編田漢的採訪。」

田漢先生作為戰士、詩人，這如火如荼的抗日烽火，血盟救國軍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血盟救國軍軍歌的原創歌詞一定會激發起先生的靈感和創作熱情，再度創作出《義勇軍進行曲》這首體現民族精神和時代主旋律的最悲壯、凄美和喚醒民眾最具感召力的——《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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