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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稱號由來考 / 林彪讀《紅樓夢》心得 | 短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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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稱號由來考


文 | 楊津濤





在中國,用「四大名著」指稱《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已經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文學常識了。鮮為人知的是,這個常識從建立到流傳,至今不過數十年而已。



1949年之前,沒有「四大名著」之說



古人有把若干個人或若干部作品放在一起,冠上一個總稱的習慣。比如明朝時,王世貞將《史記》《莊子》《水滸傳》《西廂記》列為所謂「宇宙四大奇書」,馮夢龍又把《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稱為「四大奇書」。到了清朝,金聖嘆評「天下六大才子書」,包括《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研究白話文學史的胡適則說,「吾國第一流小說,古唯《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這幾種說法中,沒有一個同時列出《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這四部書。


簡言之,1949年前,並沒有「四大名著」這一說法。




圖註:金聖嘆所評「第五才子書」《水滸》




1949-1966,四書印數大,但仍無「四大名著」之說




195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由馮雪峰任社長、總編輯。他上任之初,提出四項出版計劃,其中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及民間文藝」。隨後,配有出版前言、注釋條目,並由沈尹默題寫書名的《水滸(七十回本)》(1952年9月)、《三國演義》(1953年11月)、《紅樓夢》(1953年12月)、《西遊記》(1954年6月)相繼問世。①




這幾本書在當時能點校刊印,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1953年7月,在中科院文學研究所古典文學組的會議上,鄭振鐸轉達周揚的指示:「及早把最流行的小說如《三國演義》《金瓶梅》等,全面地介紹出來,即重新出版。」但《金瓶梅》直至1985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點校版。《金瓶梅》被冷落,與毛澤東的態度有關,如其所說,「《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③




依照相關統計,

1949年10月—1966年4月,《水滸》印了267萬冊、《三國演義》印了646萬冊,《西遊記》印了379萬冊,《紅樓夢》印了284萬冊

,是當時古典文學類圖書中印量最大的幾種。④由此可見,這幾部古典小說的出版,在當時確實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圖註:1953年出版的《三國演義》,被列入「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並無「四大名著」之稱




十年動亂,四書特許出版,漸有「四大著作」之稱




至「文革」爆發,圖書出版被嚴重影響。1971年3月,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向國務院彙報情況,截至1970年,該所庫存中央一級出版社所出圖書共1.2萬多種。除毛澤東著作、毛澤東像、樣板戲劇本等書外,大部分是「文革」前出版的,其中封存和不允許發行的圖書有7870多種,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幾部古典小說也在此列。⑤




針對這種不正常的出版狀況,1971年7月,周恩來在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做出批示,「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圖書都燒了,我看燒的結果就是後悔,應該選擇一些舊的書籍給青少年批判閱讀,使他們知道歷史是怎麼發展來的……把《魯迅全集》和《紅樓夢》《水滸》等古典名著封起來幹什麼?這不是滑稽得很嗎……有些舊書可以重印,圖書館應該清理、開放。」⑥在這裡,周恩來提到《水滸傳》和《紅樓夢》時,使用了「古典名著」這個詞。




得到風聲的沈從文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如今年能度過夏秋三關,到四史印出發行時,和傳說廿八種舊書解禁中《三國》《水滸》《西遊記》《紅樓夢》四大著作,為加點新註解供編注參考,倒比較近於實事求是。」⑦沈從文將這幾本書稱為「四大著作」,與「四大名著」的說法以比較接近。




不久後,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央要求各地書店投放《紅樓夢》《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以顯示中國圖書市場的繁榮。然而,此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新華書店總共只存有這四部書3800多部,不敷使用。於是中央通知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將這些書向尼克松將要訪問的北京、上海、杭州分別投放1000部、700部、400部,其他15個城市各發20—50部,並規定「只賣給外國人,不供應國內讀者」。⑧




這種做法不僅引起讀者的不滿,還遭到外國記者的嘲諷。周恩來指示:「馬上通知上海、杭州,不能那樣辦,那樣辦是錯誤的。如果沒擺出來就不要擺了,已擺出來,賣光算了。」這幾部小說隨即重印,至1972年4月,《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印了20萬部公開發行;到年底,這四部書共計印137萬部;1973年,《紅樓夢》又加印50萬部,依舊供不應求。1972年以來,內地還從海外進口了大量古舊書籍。以「四大著作」為例,僅1973年春節後半個月就郵寄6909部;1973年10月12日—20日郵寄11190部。⑨




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要求,對《水滸傳》「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15日凌晨,國家出版局就收到姚文元傳達的指示,很快北京、上海等各地,出版了大量各版本的《水滸傳》。⑩由於「書荒」的原因,「四大名著」幾乎成了人們的必讀書。

在「1978—1984年期間對個人影響最大的書」的調查結果中,位列前三名的是《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排在第五名。





圖註:尼克松訪華,遊覽長城




至80年代,「四大名著」的說法才流傳開來




上世紀80年代,「四大名著」的說法已經流傳開來,如1981年出版的鄭國銓等編著《文學理論》一書中,說到「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的四大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將紛紜繁複的生活事件……組織在一個完整的大廈之中。」1983年紅旗雜誌文藝部編的《論文藝與群眾》中,收有一篇署名田丁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論》,說到「《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所以成為古典文學四大名著,同它們塑造了眾多的藝術典型是分不開的。」




使用「四大名著」名義出版這幾本小說,則是90年代以來的文化現象。

較早的有《漫畫四大名著》(長征出版社,1995年)、《中國古典四大名著(合訂珍藏本)》(海天出版社,1996年)等。進入21世紀,在名字上加冠「四大名著」的書,從小說叢書到研究論著,就更是汗牛充棟了。




簡而言之,「四大名著」這一說法是1949年後,伴隨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這幾部書的大範圍傳播,才逐漸出現並深入人心的。也就是說,這幾本書被稱為「四大名著」,並不意味著它們就是古典小說中水平最高的作品,只不過是因為種種原因,它們的讀者最多,而約定俗成罷了。





圖註:電視劇《紅樓夢》劇照






注釋


①《人民文學出版社六十年圖書總目(1951-2011)》,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第109頁;②陳早春:《略論馮雪峰的編輯出版工作》,見於宋應離等編《20世紀中國著名編輯出版家研究資料彙輯 第5輯》,第475頁;③《毛澤東談<紅樓夢>》,見於童慶炳等編《文學理論學習參考資料新編(中)》,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839頁;④⑤易圖強:《新中國暢銷書歷史嬗變及其與時代變遷關係研究(1949.10—1989.5)》,博士論文;⑥方厚樞:《當代中國出版史上一次特殊的會議——記1971年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中國出版史話新編》,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71頁;⑦《沈從文復史樹清》(1971年6月9日),《沈從文全集》第22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515頁;⑧⑨⑩方厚樞:《古典小說名著出版史話》,《中國出版史話新編》,第152、153頁。






林彪讀《紅樓夢》心得


文 | 諶旭彬




毛澤東嗜讀《紅樓夢》,乃眾所周知之事,且慣常超出文藝範疇,對內容進行品評。或因受此影響,素無文學愛好的林彪,亦曾反覆研讀紅樓夢,並留有諸多批語①。可惜的是,這些批語,迄今仍未全部公開。今人只能從當年針對林彪的批判文章中,對其讀《紅樓夢》之心得,稍窺一二。本文內容,即整理自當年的一些批判文章。




關於賈雨村。

「(林彪)在《紅樓夢》第一百七回……居心叵測地批了一段話。他寫道:『天馬行空,勿太密,親則疏』;還說什麼:『太接近』了,『答應』、『不答應』都不好辦,都會『得罪』人」。②




對於這段批語,《人民日報》當年的解讀是:「一九六二年,林彪書寫並掛在床頭的三個條幅中,有一條就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賈雨村緊緊追隨賈府,獻媚取寵,無所不用其極,……在林彪看來,賈雨村由於與賈府關係『親密』,不僅引起了賈璉的疑慮,而且在賈府抄家時竟至左右為難:站在朝廷一邊,賈府那邊不好辦;站在賈府一邊,朝廷那邊不好辦。」「他以賈雨村為借鑒,告誡自己:『勿太密』,即既要裝出『高舉』、『緊跟』的樣子,向無產階級司令部『靠攏』,同時又要注意保持一定的距離,適可而止,『才不可露盡,勢不可使盡』。」「他在別的黑筆記里提出什麼『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的『三不主義』,什麼『免爭領導之嫌疑』、『去隱射之嫌』,可以作為『勿太密,親則疏』的註腳。」③




上述解讀,大致成立。換言之,在林彪眼中,賈雨村乃是負面教訓。





圖註:1966年9月,林彪與江青在天安門城樓




關於平兒。

「林彪一夥,居然使人繪像圖影,尊為『四美』之一」④——此說太略,顯系概括之言,至於林彪對平兒的具體批語,迄今尚無隻字披露。




作為賈府主事者王熙鳳的大丫環,平兒之處境頗為特別:「在賈府,平兒的身份是『半個主子』。對主子來說,她仍然是奴才;對奴才來說,她卻儼然像個主子」。⑤其中,又尤以伺候性格凶、狠、陰、薄之鳳姐為難事,誠如書中賈寶玉所嘆:「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姐妹,獨自一人,供應璉、鳳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兒還遭荼毒,想來此人薄命,比黛玉猶甚。」




關於薛寶釵。

「野心家、陰謀家林彪卻對薛寶釵推崇備至、讚不絕口,竟然給這個封建衛道士戴上『正面人物』的桂冠,林彪及其死黨還指使別人搞了有關薛寶釵評論的摘錄集子和卡片,親自在上邊批批劃劃,寫了許多讚揚這個所謂『正面人物』的黑話。」





具體而言,「在林彪一夥的心目中,薛寶釵是個「克己復禮」的模範。他們對薛寶釵一言一行都大加稱讚,說她處處合於『禮』的要求,把她奉為學習榜樣。」「他們特別敬佩薛寶釵的什麼『大智若愚』,為之拍手叫好。」「他們稱讚薛寶釵,能在『大事上出智』,是個什麼『出點子、點睛專家』」「林彪及其死黨十分讚賞薛寶釵善於『籠絡各層人』。他們竟然無恥地吹捧她懂得『團結』,能與『大多數群眾代表結合』。」⑥




林彪卧室中,曾懸有「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之條幅。所謂「克己復禮」,就字面意義而言,即:通過自我剋制,以求修成正果。薛寶釵在賈府,「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雲守拙」,終於做到賈二奶奶,確也適合被當作「克己復禮」的模範。






注釋


①據王海光介紹,當年林彪死於溫都爾汗後,「清查工作小組」進駐毛家灣,「工作重點是清查7萬冊圖書,主要是清查林彪在書上的批註」。詳見《毛家灣清查林彪「罪證」材料紀事》,《領導者》第54期。②③江天:《反革命兩面派的自我暴露——剖析林彪在〈紅樓夢〉第一百七回的一段批語》,人民日報1974年4月23日第二版。④⑤嚴嘉良:《林彪一夥為什麼欣賞平兒》,轉引自《〈紅樓夢〉評論文選》,貴州省委宣傳部資料室/編,1974。⑥柏青:《這是哪家的「正面人物」——批判林彪一夥對薛寶釵的吹捧》,北京日報,1974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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