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第一刺客」王亞樵刺殺日軍白川大將？貪天功為己有！ | 短史記

文史 06-22

短史記微信號：tengxun_lishi

文 | 諶旭彬

1932年4月29日，日本在華軍政要人於上海虹口公園舉行天長節慶賀會，遭韓國義士尹奉吉炸彈襲擊。日本上海佔領軍總司令白川義則大將身亡，駐華公使重光葵重傷，其它傷亡者甚眾。此即著名的民國「虹口公園爆炸案」。

近年來，中文世界流傳一種說法稱：「民國第一刺客」王亞樵及其暗殺組織，乃是「虹口公園爆炸案」真正的幕後策劃者。這種說法傳播極廣，王亞樵的歷史形象也因為被定格為了「抗日英雄」。

前一期文章，筆者依據台灣「國史館」所開放的檔案，考證指出：「抗日英雄」王亞樵，在30年代（1932-1936），長期與日本軍方保持著良好的互動關係；其活動，常常與日本軍方存在著微妙的聯繫。（

傳送門：「民國第一殺手」王亞樵與日軍勾結，絕非抗日英雄

）。

本文將繼續還原真相：「虹口公園爆炸案」，這一所謂「王亞樵最著名的抗日事迹」，其實與王亞樵沒有任何關係。

傳言之由來：王亞樵的家人和舊部

1949年之前，沒有材料提及「虹口公園爆炸案」與王亞樵有關。

60年代初，被特赦的沈醉撰寫關於戴笠的資料，提及戴笠與王亞樵之間的矛盾，對王的描述也止於——「這個人有一群要錢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專干綁票、暗殺工作。以後一些反蔣的進步人士和李濟深、陳銘樞等便利用他這一組織，進行暗殺蔣介石的活動。」——並無隻字提及王與「虹口公園爆炸案」有關。①

最早聲稱王亞樵策划了「虹口公園爆炸案」的材料，出現在80年代。

1983年，

王述樵（王亞樵胞弟）、郭超（王亞樵外甥）

撰寫了一份「文史資料」。二人在文章中寫道：

「淞滬停戰，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決定於『天長節』(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園開『中日淞滬戰爭勝利慶祝大會』。……當時行政院副院長兼京滬衛戍總司令陳銘樞懷憤密至上海，約王亞樵、蔡廷鍇、蔣光鼐等十九路軍將領密議對策。決議搗毀日慶祝大會，洗雪國恥。但距『天長節』僅十數天，時間緊迫，日本特務又活動頻繁，且日寇規定只准朝鮮人、台灣人參加，大陸中國人不準入內，困難重重。王亞樵即命其弟述樵密約朝鮮革命黨人安昌浩在靜安寺路滄州飯店密議(朝鮮亡於日本，安昌浩等流亡上海從事抗日，曾與亞樵同隨中山先生)，決定用定時炸彈放在台肚轟炸。安昌浩旋於霞飛路寶康里40號寓所與其黨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傑等設計轟炸『慶祝大會』，特購十磅篾殼熱水瓶，裝定時炸彈帶進會場。3月28日，尹奉吉、金天山、安昌傑均穿日本服裝，尹奉吉一手提熱水瓶，一手攜茶杯，金天山、安昌傑各懷手榴彈(以備定時炸彈誤事即擲手榴彈炸死白川)，三人順利進入會場，尹奉吉將熱水瓶、茶杯放在台肚，坐旁看望。金天山、安昌傑一旁註視。白川、重光葵二十餘名日酋登台，看時間只有兩分鐘，尹奉吉離開。定時炸彈爆炸，威力頗大，連台帶人轟至半空，計炸斃白川、炸傷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會會長崗村洋勇，日酋共死傷13人。……蔣介石問戴笠誰人所為，戴笠答系王亞樵通過支持朝鮮人所為。戴問蔣如何處置？蔣介石令送四萬元給王亞樵，胡抱一送至上海拉都路交亞樵，要亞樵書復答謝：亞樵說：『他(指蔣)擁百萬之眾而不抗日，我們老百姓抗日，無須答謝。』」②

圖：王亞樵

1986年，

王亞樵的舊部朱大剛

，亦撰寫了一份「文史資料」，稱王亞樵是「虹口公園爆炸案」的策劃者。其文章內容，大致與王述樵、郭超之說相同，且有所「補充」。「補充」部分如下：

「淞滬停戰後，日軍決定在4月29日『天長節』假上海虹口公園召開慶祝勝利大會，……由於時間緊迫，中國人又不能進入會場，王亞樵非常焦急，經過反覆思考，最後想到韓國流亡在上海的革命組織領導人安昌浩。……安昌浩當即表示贊成，決定由中、韓兩國合作共同進行，使用定時炸彈。關於人員問題由安昌浩負責，經費由王亞樵負責。……王亞樵派其弟王述樵送交安昌浩四萬元活動費和安裝在大號熱水瓶內特制定時炸彈一枚。又制手榴彈三枚，由王述樵一併交給安昌浩使用。王亞樵又派華克之在會場外了解任務執行的情況。……尹奉吉、安昌浩、金天山三人完成任務後，王亞樵又送去四萬元慰勞。」③

這兩篇「文史資料」，構成了此後三十餘年來「王亞樵策劃虹口公園爆炸案」之說的內容主幹。

總結起來，這兩篇文章提供了如下四點核心訊息：

（1）於虹口公園集會上謀炸白川大將等日本軍政要人的提議，出自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與王亞樵。具體由王亞樵負責執行。

（2）因中國人無法進入會場，王亞樵主動找到韓國革命黨領袖安昌浩，尋求合作。安昌浩提供了人員支持，王亞樵提供了炸彈和活動經費。

（3）刺殺的方式，是將定時炸彈安置在會場之主席台上（台肚），趁白川等人在台上時引爆。

（4）直接前往會場執行刺殺工作者，是三名韓國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傑，王亞樵組織中的華克之「在會場外了解任務執行的情況」。

五大疑點，可證傳言之虛妄

史料比對之下，不難發現：王亞樵的家人和舊部之敘述中的四項核心訊息，沒有一項是站得住腳的。

疑點一

王述樵、朱大剛均聲稱：陳銘樞聞知日軍將在虹口公園召開慶祝會，非常氣憤，故找來王亞樵，商議如何破壞。

參與刺殺白川義則大將，對任何中國人而言，都是值得大寫特寫的歷史功勛，自我忘卻的可能性極低。但是，陳銘樞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卻無隻字提及此事

（該書第六章專談《淞滬抗戰與福建事變》）。④

疑點二

王述樵、郭超聲稱：為破壞日軍的慶祝會，陳銘樞潛赴上海，「約王亞樵、蔡廷鍇、蔣光鼐等十九路軍將領密議對策。」

但是，

1962年，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在《人民日報》刊文《「一·二八」淞滬抗戰回憶》，曆數自身功績，並無隻字提及刺殺白川義則。1946年出版的《蔡廷鍇自傳》，關於一·二八淞滬抗戰一節之資料，系由蔡本人之日記改寫。截至1932年4月29日，亦即「虹口爆炸案」發生之日，《自傳》中也無一字提及蔡曾參與策劃該案。全書亦未曾提及「虹口爆炸案」。

直到5月2日，也就是「虹口爆炸案」發生後的第三天，才有十九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范志陸來到蘇州，告訴蔡：「敵方亦有革命黨，聯合高麗革命黨向我們接洽，待敵方開某會之時，仍以炸彈對付。但他每人也要安家費數千元，成功後，仍要路費數千元，可否與其密商，請你決定？」蔡的回復是：「現在停戰協定已將簽字，如果系間接辦理，不成問題，如系直接，恐事情不密，就會弄成國際交涉。」但此事並無下文。⑤

疑點三

王述樵、朱大剛均聲稱：王亞樵當時尋求的韓方合作對象是安昌浩。

作為韓國獨立運動史上的重要人物，韓國史學界對安昌浩的史料發掘較為充分，但有關安氏的主流表述當中，並無「策劃虹口爆炸案」一項。

如韓國國家記錄院對安氏生平的描述，僅謂其受「虹口爆炸案」之累而被日軍逮捕，並不認為安氏與爆炸案本身有關。⑥

日軍在爆炸案後逮捕安昌浩，有意外成份。日軍最初判斷爆炸案系韓共所為，故前往搜捕親蘇的韓國革命領袖李春山（李裕弼），撲空後卻意外等到了來訪李宅的安昌浩。安氏是著名政治活動家，其被捕影響日本的國際觀瞻，故日方一面逮捕安氏，一面對外界解釋安氏的被捕另有原因，「日當局現信安氏與炸彈案無甚關係。」6月份，安氏被秘密解往朝鮮，據其家屬所聘律師探知，

日方沒有尋獲安氏與爆炸案有關的證據，「將以違犯朝鮮治安法起訴」。安氏最後僅被判入獄四年，也可證日方並未將其當作「虹口公園爆炸案」的主謀。

⑦

圖：獄中之安昌浩

疑點四

王述樵、朱大剛均聲稱：因為不許中國人進入會場，故直接前往會場執行刺殺工作者，是三名韓國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傑。

尹奉吉是刺殺行動的執行者，這沒有任何問題。有當年的媒體報道、有日軍留存的各種檔案、有韓國搜集的眾多史料可證。但其餘兩人的「存在」及「行蹤」，卻大有疑問。

邵雍等學者認為，「金天山」乃是韓國革命領袖金九的化名。但據金九1932年於申報所刊登的自述，以及其自傳《白凡逸志》，他派了汽車載尹奉吉前往虹口公園，「乃祝其成功而別」，自己並沒有去現場。刺殺白川大將是壯舉，金九沒有必要謊稱自己沒去現場。至於「安昌傑」，許多中文資料聲稱其乃是安昌浩的兄弟，但安昌浩並無兄弟名叫「安昌傑」，目前可謂「查無此人」。韓國方面對「尹奉吉刺殺白川」一事發掘了很多史料，亦未聞有名為「安昌傑」者與尹奉吉一同行動。⑧

此外，此次慶祝會，虹口公園內是有華人的。日軍在爆炸案發生後，即在公園內逮捕了多名華人，後又全部釋放。這些華人的命運，一度成為上海華文報紙關注的焦點。甚至還發生了美國人士因干預日方抓捕公園內之華工而一同被捕之事。⑨

疑點五

王述樵、朱大剛均聲稱：刺殺的具體辦法，是在大會主席台上安裝定時炸彈，另攜帶手榴彈作為定時炸彈失效時的備用。最後的刺殺，乃是由定時炸彈完成。啟動了定時炸彈後，「看時間只有兩分鐘，尹奉吉離開」。

「虹口公園爆炸案」是當時的一件中外關注的大新聞，上海是媒體薈萃之地，公園內報道慶祝會的媒體也很多。故事件的還原度很高，眾家媒體對爆炸案的具體過程的報道大體一致。如，《申報》報道：「後台突然擲來一炸彈，落在重光公使、野村司令右面」。《大晚報》的報道是：「忽有不知姓名之人向其投擲一炸彈。」日本陸軍司令部公布的事件情形是：「有人從祝賀台左後，向台上擲炸彈，爆發閃光。」

略言之，整個事件，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定時炸彈」。尹奉吉也是當場被日軍捕獲，不存在利用「兩分鐘」的間隙「離開」的情節。

⑩

真實之歷史：金九與上海兵工廠合作

有上述五大疑點，王述樵、朱大剛等人所描述的「王亞樵策劃虹口公園爆炸案」之說，其可信度如何，已可想而知。

目前關於「虹口公園爆炸案」，最可信的材料，乃是金九自傳《白凡逸志》中的記載。與王述樵、朱大剛的敘述不同，金九留下的這些文字，可以得到許多其它相關資料的佐證。

1、按金九的說法，行刺用的炸彈來自上海兵工廠，而非王亞樵。

金說，他獲悉虹口公園天長節慶祝會的消息後，「馬上到西門路拜訪王雄(本名金弘逸)，要他向上海兵工廠廠長宋式驫聯繫，製造像日本人攜帶的水壺和飯盒型的炸彈。」[11]

此事，可獲得宋式驫之子所整理的「宋式驫年譜」的證實。

據該年譜，宋式驫接任上海兵工廠的時間，是1931年10月。韓國人王雄（亦即後來的韓國陸軍少將金弘一）自1928年起，即在該兵工廠工作。淞滬抗戰期間，王雄亦曾為十九路軍提供過情報服務。年譜無一字提及王亞樵及陳銘樞、蔡廷鍇等人參與此事。[12]

2、按金九的說法，尹奉吉所使用的乃是「水壺和飯盒型的炸彈」。

王述樵、朱大剛等人則聲稱王亞樵提供的是「安裝在大號熱水瓶內特制定時炸彈一枚」和「手榴彈三枚」。

查日軍事後公布的調查報告，金九的說法是準確的，王述樵、朱大剛等人的說法是無稽之談。

日軍報告稱：「使用之炸彈有兩枚，一位水筒型，一為飯盒型，擲出者為水筒型，飯盒型之炸彈，遺棄於地上未投出。」[13]

3、按金九的說法，此事系其個人單線指揮尹奉吉完成

：「昨天是菜販子的尹奉吉今天做了驚天動地的事，這一事件除我金九外，恐怕也只有李東寧、李始榮、趙琬九等幾個人能猜測得到。今天的事完全是我獨自進行的。」為了保密，尹奉吉出發後，金九才「到趙尚燮的店裡去寫一封信，交給店員金永麟，要他急速轉交給安昌浩先生，信的內容是『從上午十點左右起請不要在家裡，會有重大事件發生。』我又到石吾(李東寧)先生家去，向他報告進行中的事。」

查金九以英文打字文件，向媒體投書《虹口公園炸彈案之真相》，自承乃爆炸案的策劃者和主使者，同時附有尹奉吉行動前宣誓為國犧牲的相關照片。這些照片，可以證明金九與尹奉吉之間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

素有聲望的安昌浩無辜受到牽連被捕，給金九帶來很大的內部壓力，這是其向媒體投書自承主謀的主要原因；安昌浩訪韓國友人而被捕，亦說明他並不是炸彈案的策劃者（真正的策劃者金九，選擇藏身在更安全的美國人家中）。[14]

圖：左，尹奉吉行刺前手持炸彈、胸貼誓書留影；右，金九與尹奉吉合影

王亞樵之真面目：勾結日軍破壞抗戰

「虹口公園炸彈案」可謂「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尾聲。中方之上海兵工廠，與金九之「韓人愛國團」互相合作，遂有此等擊斃日軍大將白川義則之壯舉。

此事與所謂的「民國第一刺客」王亞樵無關。那麼，王亞樵在淞滬會戰期間，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孫科之親信馬超俊（時任南京市市長）晚年在回憶錄中，以親歷者的身份，作了這樣一段披露：

「在滬戰之際，日本軍閥詭計百出，在十餘日內，先後發生宋子文、吳鐵城、孫哲生等住宅爆炸案，希圖削弱我抗戰陣營。同時並採取『以華制華』的卑劣手段，

二月九日，敵方唆使陳中孚、陳群、王亞樵、陳友仁、任援道等，在上海暴動，由日軍部發給槍支一萬支、機槍兩百挺，以驅逐吳鐵城，奪取上海市政權

，造成傀儡地方政府。並決定如吳氏率保警抵抗，即先將其槍斃或逮捕。是日各暴動陰謀分子齊集於霞飛路廟福開森路陳群家開會，商定叛變起事各項布署。當夜十二時，有人到我處報告，正值大雪紛飛，奇寒襲人，我急至莫理愛路，密報哲生，請速設法制止，以維大局。哲生立即以電話邀陳群、陳中孚、陳友仁、王亞樵等前來，嚴加詰詢，彼等承認有其事。哲生怒斥此等行為與吳三桂、石敬塘賣國賣身無異……」[14]

馬超俊的回憶不是孤證。在台灣「國史館」所開放的「蔣中正總統文物」中，筆者發現了一份張道藩致何應欽的密函。密函稱：

「敬之先生賜鑒。茲據嘯天（筆者註：楊虎）自滬來電如下：「滬上搗亂者為王亞樵陳人鶴輩，借抗日知名，組織軍隊，冠附十九路軍字樣，以皖籍工人為基本兵士，王任旅長，胡抱一、鄧祖禹任團長。經濟因陳○○ 另有來源。

更擬取兵工廠槍械，聞有為憲兵反對。此等籌備據云已有八成把握，後果實現殊為中央腹心大患。祈即轉呈總座並請敬公火速設法制止。更希為弟嚴守秘密為要

」等語。除已電轉呈介公外，茲特錄電陳達，敬祈注意設法制止為禱。」[15]

圖：張道藩致何應欽密電

該電報所署日期，是1932年2月12日。馬超俊披露王亞樵等人集會密謀「驅逐吳鐵城，奪取上海市政權」，是在2月9日。雖然獲取武器的途徑不同，但獲取武器的目的，顯系一事。

電報中提及的「陳人鶴」，即馬超俊所提及的陳群。

當時，十九路軍與中央軍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正並肩合作抗擊日軍，中央軍且交由蔣光鼐指揮，「始終以第十九軍名義抗戰」（如2月13日，蔣介石曾電告八十八師師長俞濟時，命其「對蔣總指揮（光鼐）命令絕對服從」）。

此等情勢下，王亞樵等人謀奪上海兵工廠之武器另立山頭，其用心顯然相當幽微。

即便不考慮王亞樵之隱秘用心，姑且承認其搶奪上海兵工廠之武器（其侄郭超承認王有此舉）是為了抗日，但此舉亦足以說明王與上海兵工廠關係惡劣，金九與兵工廠之間的合作，自然不可能與王亞樵有什麼關係。

所謂「王亞樵策劃刺殺白川義則大將」，乃是貪天功為己有之說；王乃是一與日本軍方長期保持良好秘密互動之暗殺集團首腦，決不是什麼「抗日英雄」。

******************

注釋

①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1962年出版。②王述樵、郭超，《王亞樵生平活動紀略》，《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1983。③朱大剛，《王亞樵點滴史料》，《合肥文史資料》第三輯，1986年。④《陳銘樞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P98~127。⑤《蔡廷鍇自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P297-298。該書1946年由自由旬刊社首次刊印。

有某些文章，拿這段文字來「證明」王亞樵策划了「虹口爆炸案」。這當中存在如下幾個問題：（1）這段材料發生的時間，在「虹口爆炸案」後三天，蔡身在蘇州。蔡該部分之自傳，取材自其個人日記，當無可能搞錯日期。（2）按蔡的記載，當時是「敵方革命黨」和「高麗革命黨」聯合與之接洽。所謂「敵方革命黨」顯然是指日本方面的某些反政府組織。這些細節，與「虹口爆炸案」不符。（3）此事在蔡之《自傳》中沒有後續。如果這段文字所言即是著名的「虹口爆炸案」，《自傳》無後續記載，顯然是不正常的。（4）《自傳》中這段記載，並無一字提及王亞樵及其暗殺組織。

⑥在頁面http://www.archives.go.kr/next/viewMain.do 中，搜索「安昌浩」之韓文名字，可得到諸多相關訊息。如http://theme.archives.go.kr/next/pdf/news_2011_4/2011_4_6.pdf。⑦《<申報>有關韓國獨立運動暨中韓關係史料選編 1910-1949》，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P305-327。⑧金九，《虹口公園炸彈案之一函》，《申報》1932年5月10日。⑨《西報記載各情》，《申報》1932年5月1日轉載《大陸報》消息。⑩參見：《<申報>有關韓國獨立運動暨中韓關係史料選編 1910-1949》，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P305-327。[11] 金九/著、宣德五張明惠/譯，《白凡逸志》，重慶出版社，2006，P210-211。下文引自該書者不再贅注。[12]宋式驫年譜，收錄於：《宋式驫詩詞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13] 《上海炸彈案原委：日本公布經過》，《國聞周報》1932年第19期。[14] （台）「中研院」/整理，《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P108。[15]（台）「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數位典藏號： 002-110300-000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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