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獻堂：一個台灣士紳的「二二八」

發生於1947年2月28日的「二二八事件」，無疑是近代以來對台灣影響最大的歷史事件之一。白先勇先生曾言：「不理解『二二八』，就不會對台灣人的心理有深刻了解。」誠如斯言。而有「台灣第一士紳」之稱的林獻堂，他在「二二八」之中的經歷和所想，也能恰當的體現台灣精英知識分子對於這一事件的真實態度。

林獻堂

林獻堂，1881年生於台灣世家大族之台中霧峰林家。甲午戰爭爆發後，清政府被迫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林獻堂隨家族內渡福建泉州，不久之後又返台經營龐大家業。林獻堂從小在家族私塾中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國學造詣深厚，這成為他後來長期堅守中華文化本位的源泉。當時日本在台灣施行嚴酷的殖民統治，血腥鎮壓抗日運動，抗日誌士死傷慘重。而殖民地子民的台灣人被斥為「清國奴」，完全享受不到與日本人同等之「國民待遇」。1907年，林獻堂在日本遇到梁啟超，將台灣人民之苦悶傾情以告。梁啟超告訴他：「中國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幫助台人爭取自由。故台胞切勿輕舉妄動，而供無謂之犧牲，最好仿效愛爾蘭人對付英本國之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界之顯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過分壓迫台人。」隨後，林獻堂逐步採取「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之方式，通過和平請願和結社、辦報等方式，為台灣同胞向殖民當局爭取民主和自由之權利。

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回歸祖國。被日本殖民者壓抑多年的民族主義熱情激發出來，許多割台時已經成年的老人更是熱淚盈眶，盛裝以迎前來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軍隊。許多長期致力於民權運動的台籍知識分子也歡欣鼓舞，對國民黨政府滿懷期待，林獻堂也是如此。1945年，他受邀前往南京出席日本投降儀式。次年，在為湯子炳著作《台灣史綱》所做的序中，林獻堂寫道：「我國抗戰勝利，日人無條件投降，本省重歸祖國版圖，予重睹漢官威儀，參加受降典禮後，歸還台中故廬，優遊林下，幸復為太平自由之民。」光復後，林獻堂還擔任了台灣省參議會議員等民意代表職。然而陳儀政府施政不當，國民黨將其在大陸的「劫收」之習帶到了台灣，引發了台灣民眾之不滿。經濟管理的失敗，政治理想上的失望，蔓延整個台灣，危機一觸即發。

保護嚴家淦

1947年2月27日，台北專賣局緝私隊員當街毆打小販，引發群眾憤怒。隊員慌亂之中開槍，打死一名圍觀者。次日，家屬聚眾在警署門前，要求強力處置；得不到有效回答後，遂前往行政長官署門前請願。光復以後的施政不當，致使台灣民眾心中積壓了諸多憤怒。沿路加入的人越來越多，衝擊官署，與衛兵發生衝突。衛兵開槍鎮壓，事件一發而不可收拾。民眾起而暴動，攻打軍火庫奪取武器，佔領廣播台，消息很快傳遍全台，全島騷動。由於島內兵力稀少，省政府難以及時彈壓，只能固守港口、機場、官署等一些主要的據點。隨後的幾天里，台北街頭陷入混亂，暴徒、流氓和原台籍日本兵等乘勢而起，高呼「打阿山」的口號，公然毆殺外省人，許多店鋪被焚毀。全台各地，不少外省籍軍公教人員輕則遭到毆辱，重則喪命。

事件爆發當日，林獻堂在台中陪同省財政處長嚴家淦，一起出席彰化商業銀行的股東大會。不知何故，林獻堂的日記正好缺失了從3月1日到3月5日的記載。也許是在混亂的局勢之中，林獻堂諸事繁多無暇寫字，抑或事後為免招禍而刪去其內容？筆者暫不得而知。從3月2日起，台中民眾也起而效仿台北，此時各地已經陷入混亂，交通和通訊都成困難，外省人更是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嚴家淦無路可去，只好避入林家。此事被暴徒得知，紛紛聚集在林宅門前，要求林獻堂交出嚴家淦等，並掀翻了嚴家淦的座車，甚至威脅要放火燒掉林宅。林獻堂並不屈服，稱「除非你們先把我打倒」。另一方面也好言相勸。懾於林家的威望，暴徒未敢動手。嚴家淦躲避在林家，一直等到3月12日國府援軍將近台中時，方得北上返回台北。期間，仍有暴徒意圖襲擊林家，幸被巡警所擊斃。而經此劫難的嚴家淦，也一路官運亨通，在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以「中華民國副總統」身份繼任「總統」，此為後話。

林獻堂

保境安民，資助親友

台灣光復後，國民黨當局惟恐豪紳大族對當局的專制統治構成威脅。在日據時期採取「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對抗殖民當局的林獻堂，在光復以後，即上了國民黨情報機關的「黑名單」。一來，林獻堂有參與皇民奉公會的歷史，而且被納為日本貴族院議員，有「御用士紳」之頭銜；二來，林獻堂曾被辜振甫等人列為日本投降後台灣獨立計劃的重要人物，有參與「台獨」之嫌疑。以上這些案底成為懸在林獻堂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使得林獻堂在面對光復以後的政治局勢時，更為隱忍持重。

因為德高望重，林獻堂是台灣士林之領袖，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後也被遙列為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常務委員。因為林獻堂需要留在台中保護滯留在林家的嚴家淦，又要留在台中「時局處理委員會」參與主持局面，與左派斡旋，所以他無法脫身前往政治漩渦之台北，參與事件的處理。如此也是幸事，否則在3月9日國民黨軍隊登陸基隆後，他難免會如他的朋友們一樣，慘遭殺害——被台中士紳派往台北聲援、聯絡的林連宗即被選入「處委會」，在3月份的大逮捕中下落不明，他雖有「國大代表」、省參議員、律師等身份和光環，卻也沒能保住性命。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中並未發生較大的變亂，本省人和外省人死者四、五名，傷者四十餘名；局勢也在林獻堂等士紳的主持下，較快即恢復秩序。儘管前縣長劉存忠等外省籍軍公教人員被抓起來集中看管在民眾旅社，不過傷亡也並不嚴重。而林獻堂等當地士紳還舍力保護嚴家淦等外省官員不被傷害，加之台共領導人謝雪紅「二七部隊」的武裝抗爭也讓國民黨軍投鼠忌器，所以國民黨軍隊進入台中後，並未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樣展開報復，這也算是林獻堂等保守派士紳保境安民的一大功勞。

林獻堂1948年日記摘錄

3月15日，局勢已經基本處於國民黨的軍事控制之下。林獻堂等士紳前往台北面見陳儀，得知他的舊識好友林茂生、陳炘、阮朝日、吳金煉、林連宗、施江南等悉數被執。林向陳儀說，二二八事件實屬意外，請求他對台人寬大處理。大逮捕開始後，前來請求林獻堂為之籤押作保的家屬不絕於道，言語凄涼，以至於林獻堂處於「保不勝保」之狀態。一位原台籍日軍，清鄉之中家中被搜出手槍和手榴彈等物而被捕，也來找林獻堂為之作保。林苦笑「余有何能力敢負此責任也」。阮朝日之妻，林茂生之妻，吳金煉之妻、陳炘之妻、王添燈之兄等也都數次三番來，請林獻堂救其家人，要林獻堂作保、說情等。然縱使林獻堂有通天之術，也難拯救這些在國民黨看來必欲除之而後快的「首要之人」。不過，他深曉「外省人之作事皆用感情，而看輕法律與實際」，也儘力救助被捕同志和親友，不少人就是經他作保才得釋放或減刑的。林獻堂的另一重要工作就是資助親友。他的日記中，經常有仗義疏財的記載。被本省人毆打受傷的外省籍官員他資助，被國民黨殺害的本省精英家屬他也資助，去大陸找工作無川資的朋友，他也相助。

積極奔走，力圖善後

二二八的血腥鎮壓，引發了有識之士的不滿。蔣介石派遣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慰」善後。白崇禧奔走島內，仔細傾聽台人聲音，挽救了不少無辜民眾的性命。3月17日，白崇禧會見林獻堂，林獻堂陳述了自己認為的二二八爆發之原因：1、國內歸來軍屬（即台籍日本兵）被虐待而出報復；2、青年失業、物價騰貴；3、「野心分子」從中煽動；4、學生純真易於誘惑；5、貪污官吏被民眾厭惡等，請求白崇禧寬大處理。這一定性，仍然指向施政不當的陳儀省府。次日，林獻堂再次出席白崇禧的招待會，從台灣民眾之社會性格方面，檢討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因素。他說，「台灣受日本之壓迫、同化教育，青年多變成急性淺量，不能認識國家，故有此舉。」他提出的對策是加強對台灣人的國民教育，「此後對於教育須當努力，以造成之真正國民，不可有互相仇視之心」。

此時林獻堂心中依然牽掛著他那些被捕後生死不明的朋友們，想著看看什麼時候合適，向白崇禧提出保釋請求。「林茂生、林連宗、陳炘、阮朝日、吳金煉……未知他等之命運如何」，孰料他們中多數人已經命喪黃泉。儘管有不少已被槍斃的謠言傳來，但是尚未確證。到四月底的時候，他向柯遠芬詢問林茂生等人情況，柯答「無此案也」。五月初，他再次向警備司令部求證，答「被拘留者中無此人」。林獻堂終於明白，「噫！彼等確已死矣！」。悲憤之情，溢於言表。然而受難者家屬仍倚門而望，仍不相信這就是事實。吳金煉和施江南的妻子繼續奔走來找林獻堂，求為其夫蓋印作保。林獻堂將此消息告知吳金煉的妻子，「汝可以絕望汝夫之生也」；施江南的妻子則仍然不願相信，林獻堂不得已，再次為其蓋印作保。林茂生之妻則更為堅韌地表示：「若死亦要問因何而死！」林獻堂積極奔走，向當局和大員輸誠，力圖減少善後之中的冤假錯案和民眾損失，做官府和台灣民眾之間的溝通人。

二二八事件之惡果累累，萬眾之的指向施政不當之陳儀，國民政府應各方之怒，遂將其調走。五月六日，林獻堂在台北出席陳儀的送別宴時，作為代表致送別辭。他肯定了陳儀「不說謊、不睡午覺、不揩油」之三不主義，讚揚其在台之三件功勞：其一，維持台幣制度；其二，遣送日俘；其三，設立民意機構。獨立的貨幣體系可以使得大陸混亂之經濟體制不至於侵擾台灣，遣送日俘也卓有成效；陳儀雖有過，但本人確屬清廉勤政。然而話並未說透。回到家中，林獻堂在日記中，寫下了對陳儀最大的不滿：「人民望治心急，二二八事件非反叛中央，因要求脫線而誤解，請此後時為指示……。」在他看來，陳儀對「二二八事件」的定性錯誤並因此而引來對台人的血腥鎮壓，陳儀難辭其咎。

5月19日，林獻堂受邀去台灣訓練團為學生進行演講。演講中，他再次講到二二八之發生原因。他說，本省同胞素來懷念祖國，歡迎光復。二二八發生之原因，主要有三大因素：1、政治與經濟上之不滿；2、青年失業，物價騰貴；3、本省人與外省人之互相輕視，加之語言不通等。他呼籲青年要養成愛國之心、責任之心和虛心，勿進行先入為主判斷，以此修身、治平。

陳儀走後，魏道明接任台灣省府主席，恢復台人對中央之信心，實屬首要之職。魏道明明確反對「台省同胞受日本奴化教育過深」之說，並倡言官民協力，頗得林獻堂之好感。在討論善後政策時，林獻堂向魏道明提出了七條建議中，其中一條即為儘快釋放二二八事件被拘留者。他建議政府，二二八事件中有罪、無罪當從速解決，即便是失蹤人員如林茂生、陳炘等，也應當公布其結果。

避走日本，躲避是非

二二八事件中，林獻堂眼見好友被殺的被殺，系獄的系獄，流亡的流亡，他的心中難免惶恐，對台灣政治的前途，更為黯淡。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在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主持下，台灣通過《台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即地租以37.5%為上限，如遇歉收則應調降等，此外還有諸多保護佃農利益、限制地主的政策。霧峰林家是當地的豪門，控制著中台灣大量的田產，屬於實實在在的大地主。這一政策的出台，對林家的打擊最為直接。林獻堂愈發感到政治環境之不利，終於在白色恐怖的大幕降臨前夕，以治病為名離開台灣這個是非之地，避走日本，直至去世。

在日期間的林獻堂（右）

林獻堂一生歷經清政府、日本殖民當局和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他的心路歷程也是台灣精英知識分子的典型性寫照。1936年，林獻堂先生訪問大陸，在演講中稱中國為「祖國」，引來日本浪人的毆辱。為了躲避台灣總督府的迫害，林獻堂避走日本達三年之久。林獻堂一生致力於為台灣漢族同胞追求平等地位，中華二字念念在茲，並為此而遭到日本殖民當局的嫌嫉，卻在生命中最受危難的時候，總是避走日本。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弔詭。

從林獻堂等台灣士紳的表現即可知，二二八事件主要是台灣民眾對於優良政治追求的結果，呼籲的是內部改革，主要追求的也是「憲法」之下的自治，這同時也是日據時期台灣民族、民權運動在光復後的自然延續。儘管事件中有一些「台獨」分子奔走其中，但是實屬少數，也未能對台灣人民形成影響。即便是左翼的台共謝雪紅等人之理想，也強調的更多是反蔣而非「反中」。

自1995台灣「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成立以來，至2015年8月為止，該會審核通過的受難者死亡類案件為684件，失蹤類178件，其他如監禁、受傷等案為1426件。2016年2月，甚至還有一名日本籍失蹤者的家屬獲得賠償。這一數字也從側面表明，二二八事件中的台灣民眾死難者，並無當代「台獨」分子所誇張之多。（文/張曉宇）

（感謝台灣政治大學張郁芬老師的幫助）

參考文獻：

①《正氣月刊》，1947年第2卷第2期。

②何義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世變中林獻堂先生之參政與隱退》，《台灣文獻》第50卷第4期，1999年12月。

③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9（1947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1年版。

④許雪姬：《「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獻堂》，載《20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2002年。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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