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八年最無解的軍事難題

可以說，自1939年以來，幾乎每一年，軍委會都曾制定整軍、縮軍計劃，但年年都縮不下來。

抗戰期間，軍委會內部分成兩派，一派主張縮軍，一派主張擴軍

抗戰八年，為抵禦日軍，中國曾深度陷入了一種無解的軍事難題之中，那就是：究竟是該走擴兵之路呢，還是該走精兵之路？

最高軍事機構「軍委會」，自1939年至1944年，始終在為這件事情爭議不休。其中，軍令部部長徐永昌是主張走擴兵之路的代表人物；軍政部部長陳誠、軍訓部部長白崇禧等人，則是主張走縮軍之路的代表人物。

1940年6月12日，軍委會開會，白崇禧在會上提出：目前國軍，每個師都有差不多三千人左右的缺額，全國軍隊的缺額，則高達七十萬。白建議「師與師歸併，以充實小單位」，並認為大約可以合并掉四、五十個師。如此，師的空額沒有了，可以節省軍費開支，同時也增強了每個師的戰鬥力。

關於國軍的缺額，白的說法並不算誇張。1943年戴笠曾在給蔣介石的密電中報告道：駐在雲南的中央軍各師長，都自稱「現有戰鬥士兵八九千人」，但實際上「師士兵缺額均甚巨大，如三十六師現在騰北一帶游擊，實數僅約四千人，八十八師現任怒江西面防務，實數僅約四千五百人」。這些師空額過半，比白崇禧的說法要嚴重得多。

徐永昌則在會上持反對意見，認為白崇禧這一建議，不切實際。徐的看法是：眼下各師存在缺額，合并後，缺額仍將存在。因為出現缺額的原因，第一，是「師團營連排班各長能力不夠，各無能力統率其現有之大數量」；第二，是「軍長督導不力與軍政部補充欠周」。這兩個問題不解決，縮編後，短期內空額被補上了，長期而言，空額仍將再次出現。而且，徐永昌還認為，目前國軍在抗日方面存在的困難，不是師太多了，而是師太少了，所以「不敷分配，如李仙洲奉令援魯，一年半不能出發」。徐的建議是：按帶兵官的統率能力的大小，將各師整編為「大小師」，能力強者帶「大師」，能力弱者帶「小師」，如此，不但缺額可以減少，師的數量還能增加二、三十個，以滿足戰場之需。

徐永昌對國軍「師團營連排班各長能力」的判斷，其實是當時國軍高層的公論。譬如，蔣介石就曾多次在軍隊高層內部講話中，比較國軍將領與西方國家及日軍將領之間的差距，蔣明言：「我們做總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個團長，我們的軍長、師長，只當得人家一個營長和連長。」從這個角度而言，徐的見解，也有他的道理。

類似的爭論，在軍委會內部始終沒有停止過。同時，國軍的膨脹也沒有停止，至1941年夏，已從1937年開戰前夕的170餘萬，銳增至500餘萬。鑒於軍費所帶來的巨大財政壓力，心腹幹將陳誠，也不斷勸說蔣介石縮軍。陳誠的看法是：

「以我國家之人力、物力，究能否養此二百七十個師（註：1939年數據），實不言而喻。與其龐大無力徒耗國帑，反不若縮小充實，以求精銳。若能將集團軍縮為軍，軍縮為師，師縮為旅，按級遞縮，則節省經費必多。以此經費，用於裝備之充實及特種部隊之建設，則力量定必倍增。」

1937年11月，上海廢墟間的日軍

八年間，幾乎年年都制定了縮軍計劃，但每一次都是不了了之

至1940年底，軍委會高層逐漸醞釀出一份《整軍方案》，計劃至少裁撤60個師。但這一方案遭到了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的極力反對。徐永昌在12月23日面見蔣介石，深入闡述了自己的意見。徐認為：如果真能縮掉60個師，那麼，不如將這60個師的一半用來防備日軍深入，另一半派到淪陷區去游擊擾敵，以減少對川、黔各省壯丁的徵召。徐還提醒蔣介石：我國交通不便，部隊調動集中困難，所以在布防上，對部隊數量的要求也會相應較高；情報顯示日軍次年春季將有大規模的行動，我方應有準備，縮軍時機並不合適；且中國軍隊戰鬥力不強，乃是教育訓練的問題，與編製、機構關係不大。

受徐永昌意見的影響，原本傾向於縮軍的蔣介石，其立場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蔣在當天的日記里寫道：「整軍與縮軍不同，現階段不能以縮減軍隊為整軍之道。否則……有損無益，當謀充實各軍為唯一要務也。」

但縮軍的念頭，始終縈縈繞繞在蔣介石的心頭。可以說，自1939年以來，幾乎每一年，軍委會都會遵照蔣介石的指示，制定整軍、裁縮軍計劃。譬如，1941年的《陸軍各部隊調整大綱》，曾計劃將全國現有的305個師，裁減為240個。1942年的縮軍計劃，曾提出要將全國軍隊縮編三分之一。但所有這些計劃，最終都沒有能夠切實執行，國軍的編製，至抗戰末期，也終於膨脹至600萬以上，空額則高達三成左右。

年年縮軍，為何年年縮不下來？原因其實也很簡單：作為落後國家，其軍隊，無論是訓練、編製、軍官水平，以及內部運作，在戰前都尚未實現近代化，要想抵禦工業化強國的近代化軍隊的入侵，以量來彌補質的缺陷，是必然的路徑。但量的提升，隨之帶來的，是對落後農業國的巨大財政壓力。在財政壓力下，當局又不得不回過頭去考慮縮軍。然而，在戰爭狀態下縮軍，向「精兵主義」轉型，也是需要國力支持的，硬體如武器的配備，軟體如軍官的訓練，都是成敗的關鍵；而這些關鍵，恰恰中國當時並不具備。若勉為其難強行縮軍，其結局，有可能非但實現不了「精兵主義」，反而引發戰線的崩潰。所以，幾乎每一次的縮軍計劃，都因戰事影響而不了了之。

1944年，第四次南嶽軍事會議上，蔣介石曾如此對與會將領說道：「敵人在我國境內的不過六個軍，而我們用以抗戰的有一百二十個軍，以二十個軍來對敵人一個軍，還打不過敵人，還要常常受敵人的打擊。這樣一比，我們中國人的精神、能力、人格、地位，真不知低落到何等地步？軍人實在算不了是現代的軍人，軍隊也不成其為現代的軍隊。這種比例數字給外國人看了，他如何不輕視我們？」蔣的這番話，可謂對抗戰真實面相最沉痛的總結。

1939年3月25日，參加南昌會戰的國軍某部戰士在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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