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易先生去世：回顧武俠小說在大陸被禁的坎坷往事 | 短史記

文史 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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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武俠小說名家黃易；右，由黃易著作改編的電視劇《尋秦記》

文 | 諶旭彬

據《南華早報》報道，2017年4月5日，武俠小說名家黃易在香港去世，享年65歲。作為上世紀武俠文學熱潮末段的標誌性人物，黃易的小說如《尋秦記》《大唐雙龍傳》等，承載著很多人的青春回憶。

回顧大陸武俠小說史，這樣的回憶，其實來之不易。

被指為「小說中的逆流」

1955年，國務院下發文件，命令全國各省市在規定時間內清除「有毒害的圖書」和改造「私營圖書租賃業」。這可能是四九年之後首個涉及「武俠小說」的中央級指示。文件要求：「

凡……宣揚尋仙修道、飛劍吐氣、采陰補陽、宗派仇殺的荒誕的武俠圖書，應予收換，即用新書與之調換

。」「一般描寫技擊遊俠的圖書，一般的偵探小說……一律准予照舊租售，不得加以查禁或收換。」①

不過，這個比較溫和的政策，並沒有維持太長的時間。武俠小說很快就被貶為了「小說中的逆流」。1960年，中華書局出版《中國近代文學史稿》，號稱「第一本較完整的近代文學史著作」。該書對武俠小說做了徹底否定：

「

武俠小說在長期以來，一直起著極為有害和反動的作用

，它掩蓋階級矛盾的本質方面，把階級的矛盾說成只是純粹的個人恩怨，而且麻痹人民的戰鬥和反抗意志，宣傳迷信思想、因果報應和各種封建觀念，使讀者進一步沉浸在幻想中而忘掉現實的鬥爭，引誘人們離開反抗和革命的道路。這就是為什麼武俠小說在解放以前一直受到反動統治者或明或暗的支持的原因。它對讀者特別是青少年的道德品質各方面都起著極其有害的影響。」②

基於上述定性，

80年代以前，武俠小說的出版受到嚴格控制。只有在「為了進行研究」的名義之下，《三俠五義》這類傳統武俠小說方能獲准「少量出版」。

據統計，「《三俠五義》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間，只有兩個出版社印行過；一九五六年文化出版社印了十八萬套，一九五九年上海中華書局印了十八萬八千套。」③至於民國作者所著的武俠小說，則幾乎得不到任何出版的機會。

左，1959年中華書局版《三俠五義》封面；右，1956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三俠五義》封面

「《三俠五義》熱」引來禁令

70年代末，出版政策鬆動。從1980年下半年開始，出版社開始蜂擁出版「舊小說」。最受市場歡迎的舊小說，正是過去30年里被嚴格控制出版的《三俠五義》。

據統計，至1981年初，「已有十個省、市出版社爭相出版（《三俠五義》），印數達四百四十六萬套。

這樣的印數，居十多年來我國出版的古今中外文藝作品之『冠』

。有一個出版社就印了一百一十五萬套；還有一個出版社印了九十九萬五千套。除了《三俠五義》，不少出版社還競相出版《封神演義》(印三百多萬套)，《楊家將演義》(印二百五十萬套)、《俠女奇緣》、《俠女風月傳》，《濟公傳》、《龍圖耳錄》、《施公案》、《呼延慶打擂》、《西遊補》等。」④

以《三俠五義》為代表的「舊小說熱」，和以《福爾摩斯探案集》為代表的「偵探推理小說熱」（如群眾出版社1978-1980年間印了430多萬冊），在當時引起了非常大的爭議。

國家出版局的管控辦法，是限制印數（凡屬公案、俠義、言情的舊小說，最多允許印三萬冊）和建立審批制度（印數超過三萬冊，須上報國家出版局批准）。

⑤

但民眾喜歡看、出版社願意追求利潤，「三萬冊」的限制是難以遏制「《三俠五義》熱」的。於是，1982年4月，國家出版局出台了更嚴厲的政策：「鑒於近年來俠義、言情、公案等舊小說的出版已經太多，

自文到之日起不許繼續出版。所有正在印製的這類小說一律停印，已印好的暫行封存，聽候處理。

」「這類小說的縮寫本，根據這類小說改編的連環畫，以及從港、澳、台引進的所謂新武俠小說、言情小說等，也照上述規定執行。」⑥簡言之，即禁止再出版武俠小說。

「新武俠小說熱」再招禁令

1982年的禁令，使武俠小說的出版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低谷。至1985年，出版界又出現了一次「新武俠小說熱」——所謂「新武俠」，即以金庸、梁羽生、古龍等人為代表的港台武俠小說。

按許力以（曾任國家出版局副局長）的評估，「

這次好象比《三俠五義》熱，還要厲害一點。

新的武俠小說和舊的武俠小說，有的出版社印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冊；一些古舊書店本來開個口可以影印一些有價值的古本、珍本和資料書，供專家學者用，這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現在為了賺錢也印起武俠小說來，甚至印新的武俠小說……」⑦有數據稱：「1985年上半年，新武俠小說、舊小說出版量高達四千多萬冊。」⑧

這場「新武俠小說熱」，同樣飽受批評。一般的聲音，指責其「用一堆無用的甚至有害的『垃圾』，來充塞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少年的頭腦」。⑨較激烈者，則將問題上升至政治高度：「出新武俠小說，除了經濟原因外，還反映讀者趣味下降。這首先是思想政治工作問題，遠遠超出了出版的範圍。」⑩

1985年6月，文化部下達通知，重申新武俠小說的出版必須嚴厲控制：「未經批准的在制品，一律停排、停印、停裝；已成書發往書店但尚未發行者一律封存。」「未經批准、擅自出版或在批准印數之外擅自追加印數的，以及非出版單位濫編濫印這類圖書的，都要實行經濟制裁。」（11）

同年11月底召開的「全國出版社總編輯會議」，宣布了一份新的禁令：「新武俠小說，根據新武俠小說、古舊小說改編的連環畫，近兩、三年內不再批准出版。」

（12）

圖：左，1984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射鵰英雄傳》；右，1984年四川文藝出版社《書劍恩仇錄》

「統戰」掩護下的武俠小說

1985年這場「新武俠小說熱」，與之前的「《三俠五義》熱」最大的區別，是

後者往往以「古籍整理」的學術名義出版，而前者則常以「統戰」的政治名義出版

。邊春光（時任國家出版局局長）在總結1985年的「新武俠小說熱」時，曾特別提及「統戰」問題。邊說：

「新武俠小說泛濫，反映了一些同志思想認識識模糊，政策界線不清。……我們在文化上並不籠統地排斥香港、台灣和外國的東西，但是要有選擇。……對港台文化界知名人士，我們應該主動做統戰工作，但是，要正確處理統戰政策與文化政策的關係。」（13）

既要顧及對金庸、梁羽生這些港台武俠小說名家的「統戰」工作，又要防止新武俠小說成為大陸通俗小說的主流。這其實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據沈昌文披露，三聯書店在1991年獲准引進版權，正式出版金庸的小說（此前各出版社盜版泛濫），靠的正是「統戰」的掩護。沈昌文回憶：

「那麼，用什麼來統戰呢？我們又想出一個詞：『文化』。後來把這詞擴而大之，廣泛使用。……如出金庸的武俠小說，也強調它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意義，儘管那時查禁武俠小說甚嚴，我們的方案還是被批准了。」（14）

「南巡」與武俠小說解禁

確如沈昌文所言，1991年前後，對武俠小說的查禁仍然很嚴。1990年4月，新聞出版署出台文件指出，「目前，正在出版發行的新武俠小說多數屬於未經批准出版和非法出版的」，限各出版社於一個月之內「停售封存」小說並上報情況，否則將「從重處罰」。（15）該文件得到了嚴厲執行——比如，同年9月份，文化藝術出版社因「擅自出版11種武俠小說」遭到重罰，利潤被全部沒收；多家協作出版機構除利潤沒收外，還被處以五萬元罰款——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16）

1992年8月8日，是武俠小說在大陸最重要的命運轉折點。該日，新聞出版署下發文件，將「古舊小說專題審批權」、「新武俠小說的專題審批權」下放，出版社「可按一般選題管理程序安排出版」。自此，武俠小說不再屬於特別管控對象。

之所以突然作出如此大的改變，按文件的說法，是「為貫徹鄧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談話精神，深化出版改革，簡政放權」。（17）

黃易於80年代開始武俠小說創作。其作品在90年代中期大量進入大陸，恰值大陸「虎軀一震」正式解禁武俠小說。從這個意義上講，黃易的作品是幸運的；黃易的讀者也是幸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