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戒掉的兩大「壞習慣」！

一、傲，敗亡之道

李自成，陝西米脂縣人，初名鴻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稱帝時以李繼遷為太祖。

李自成出身貧苦，童年時給地主放羊。崇禎二年(1629年)起義，後為闖王高迎祥部下的闖將，勇猛有識略。崇禎八年滎陽大會時，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戰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領的贊同，聲望日高。次年高迎祥犧牲後，他繼稱闖王。十一年在潼關戰敗，僅率劉宗敏等十餘人，隱伏商雒叢山中(在豫陝邊區)。次年出山再起。十三年又在巴西魚腹山(腹一作復)被困，以五十騎突圍，進入河南。

其時中原災荒嚴重，階級矛盾極度尖銳。李岩提出「均田免賦」等口號。李自成在滎陽斬露頭角。他在艱難困苦的推翻王朝的戰爭歲月中，絕不向任何敵人屈服，與戰士同甘苦、共患難，提出了有利於百姓的「均田免糧」口號。當時的歌謠說：「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當時遠近傳播，深得人心。部隊發展到百萬之眾，成為農民戰爭中的主力軍。崇禎十六年(1643年) 李自成在襄陽稱新順王。同年，在 河南汝州(今臨汝)殲滅明陝西總督孫傳庭的主力，旋乘勝進佔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順政權，年號永昌。

1644年，李自成的起義軍佔領北京，推翻了統治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李自成進京後，軍紀嚴明，基本保持了農民軍的本色，但是在勝利之中，滋生了驕傲情緒。不僅對複雜多變的東北邊關形勢沒有清醒的認識，更沒有想到如何對付清軍，對於部下、士兵的日益腐化也沒有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武將忙於「追贓助餉」，文官忙於開科取士、登極大典，士兵沉溺於勝利之中，認為戰鬥已經結束，可以高枕無憂了。

這樣一來，起義軍喪失了鬥志。由於清軍對吳三桂的支持，迫使李自成起義軍撤回北京，而清軍直逼京城。李自成的山海關戰役失利，使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原來投降起義軍的明朝官吏紛紛出來對抗起義軍。比如牛金星，原來是明朝的一個舉人，為了避禍加入李自成的起義軍，早期為起義軍的擴建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為此被冊封為天佑殿大學士。

但他卻以開國功臣自居，私下對人說像李自成這樣的農民政權，一定會失敗。在起義軍形勢不利的情況下，他開始設計捕殺起義軍將領李岩兄弟。劉宗敏得到這一消息後，怒斥牛金星。牛金星不久離開了李自成，前往河南，這樣大順政權的內部出現了分裂。最終在清軍的追擊下，李自成被迫離京出走，退到西安。順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軍出擊潼關，大順軍列陣迎戰，清軍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達，堅守不戰。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以紅衣大炮攻破潼關，李自成戰敗向南潰退，經襄陽入湖北，試圖與武昌的明朝總兵左良玉聯合抗清。左良玉東進南京，去南明朝廷「清君側」，在征討馬士英病死途中。四月李自成入武昌，但被清軍一擊即潰。最後，死於湖北通山縣九宮山。

李自成本人「不貪財，不好色，光明磊落」，但卻「犯了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值得記取歷史教訓。

二、多言，貽害無窮

曾國藩一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他不僅經常批評自己「每日言語之失，真是鬼蜮情狀!」也經常反問自己「言多諧謔，又不出自心中之誠」，這種言語習慣、個性缺點，「何時能拔此根株?」他不僅對自己有這個「戒多言」的要求，還把它當成家訓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內容，尤其是對他的兩個兒子和幾個弟弟反覆灌輸、強調這一點。

曾國藩認為，如果想用言語超過壓制別人，即使勝了，別人也不會服氣，為人處世上，還是應當謙遜一些為好。爭吵往往沒有是非可言，結果常常會意氣用事。一個人牢騷太多，結局必然抑塞，無故而怨天，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人必不服。抑鬱不平之氣，往往傷人害己。

「戒多言」的本質是在面臨人和事的時候，要做到自我控制，避免禍從口出、亂從口出，在本質上，這是一種臨事不糾纏、少爭論的行動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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