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恭喜紅姐憑藉《幸運是我》拿下第三個香港金像獎影后...

半年前，《幸運是我》公映，橘子君幸運的和紅姐聊了1個多小時，坦白來講，那是橘子君做的最舒服的一次訪問，聊到最後，記者對紅姐說：「我看過電影（《幸運是我》）了，我覺得你真的可以準備明年金像影后的獲獎感言了。」紅姐笑著搖搖手：「不了，不了，我已經很幸運走到現在了。」但又小聲的補了一句：「真的能拿嗎？」。

紅姐的故事太長，這篇採訪只能碎片化的給你講惠英紅的故事，比起電影，她的前半生可難多了...

以下是採訪原文：

「你好，我是惠英紅。」

頭髮簡單的紮起來，妝容極其清淡，白色刺繡的短褲，顯得她格外嬌小，她怕冷，走路有點僵直，採訪過程中，明明記者都已經感到採訪間很熱了，惠英紅仍把一個毯子蓋住雙腿，手裡捧著一個熱水瓶，「這是老病根了，因為我腿的關節不是很好，不能受涼。」這是武打演員的通病，治療了好幾年，已經算「好多了」。

雖說是兩屆香港金像獎影后，但惠英紅不會讓你產生任何距離感，見到記者，惠英紅主動問好：「你好，我是惠英紅」，當她向你微笑時，你很容易感受到一種女俠的感染力與氣魄。

聊了一會兒之後，我們開始進行採訪，由於採訪過程中要拍照，惠英紅自己拿起化妝鏡，開始化妝，這讓記者極其意外：「你沒有化妝師嗎？都是自己畫嗎？」

「又不是多難的事情，為什麼要麻煩別人呢。」惠英紅淡淡的說。只見她直接上粉底，打陰影，畫眉毛和眼線。接著，把頭髮從髮根一綹一綹別後面，最後檢查一遍，確保燈光下不會出現一點毛躁。

化完妝，56歲的惠英紅放下化妝鏡。瞬間，一個精力充沛和表情飽滿的惠英紅出現在記者的眼前，這和記者當年透過電視看到的她別無二致。

這次惠英紅帶著新作品《幸運是我》來內地宣傳，這部作品被認為是惠英紅有可能第三次問鼎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之作。再此之前，惠英紅拿過第一屆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29年後，又第二次拿下金像影后，之後，她還拿過一次香港金像獎女配和金馬獎女配。

當談起自己的成功，惠英紅把這一切都歸結到自己的「苦難」。

「他們都覺得我太可憐了，也願意給我錢」

惠英紅1960年出生在山東一個家底頗為殷實的家庭，惠家有8個子女，惠英紅排行第五。文革時處境危急，惠英紅的父親帶著妻妾子女遷居香港，剛開始，家裡經濟條件還不錯，後來惠英紅的父親迷上賭博，把家底幾乎都輸光了。

家道中落後，家裡還發生了一場大火，姐姐為救出她和妹妹，遭到毀容並且失明，排行第五的惠英紅就成了長女，承擔了大部分家務，晚上，惠英紅的媽媽帶著孩子們到酒樓拿剩菜回去吃，白天，惠英紅要去灣仔區乞討，「當時打越戰，很多美國水兵、英國水兵會來香港度假，我媽就讓我去那裡，把一些紀念品、口香糖、撲克牌和筷子，賣給那些水兵。一般來說，水兵通常都會買的，有時他們也不需要這些，買是因為覺得我很可憐。」

乞討的時候，惠英紅學會一種伎倆，為了能賺到更多，只要在路邊見到外國水兵，她會一個健步跑過去，直接坐在地上抱著水兵的大腿，但這樣做會有一個誤區，她經常被打，會被一腳踹開，身上青一塊，紫一塊。時間長了，惠英紅明白：「美國水兵比較有錢，會很大方，所以不要去抱英國水兵」，這讓惠英紅從小就有了察言觀色的能力。

在惠英紅的記憶里，灣仔有時會像一個天堂，有時會像一個地獄。「我曾經在這條街上認識一個非常好的Bar girl ,她每次看到我，都會叫她身邊的老外給我很多小費，因為大家都很苦，她也很懂我，但她吸毒，吸白粉，有一次我站在街角對面和她打招呼，結果她就突然死在我的面前，像個木偶一樣倒下了，沒有家人收拾她的屍體，警察就直接把拽著她的胳膊，把她拖走了。」

這是惠英紅第一次感受到生死，那一年，惠英紅才6歲。

「我為什麼要當打女，因為沒有人做打女」

在灣仔乞討的時候，惠英紅看到電影院外張貼的明星海報，就立志要做明星，在她的意識里：「明星可是人上人！」離開灣仔之後，惠英紅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夜總會跳中國舞，「因為我知道當時女演員很多都是在夜總會被星探發現的。」這一點，她十分確信。

可到了夜總會後，惠英紅髮現自己必須要做上領舞，才有可能讓更多人看見自己。「一場節目只有一個領舞，20個多演員，每個演員都想當領舞，這怎麼辦，那你就要拼，要吃苦，這樣你才能走到前面來！」

但總吃苦是沒有用的，還要有門路。惠英紅記得，當年大家都喜歡看報紙，報紙上經常會有招演員，正好李翰祥導演的《紅樓夢》在招演員，惠英紅去影樓照了幾張照片，花了5塊錢，這對當時的惠英紅來說已是天價，照片洗出來之後，惠英紅根據地址又寫了一封信寄了出去，但沒有任何人回復她。

過了一段時間，午馬導演無意中看到正在台上表演的惠英紅，就跑到後台問惠英紅的主管能不能讓她去演戲。「我當然願意了！」惠英紅覺得這是一個機會，「其實，導演是要找江南七怪裡面的梅超風，但試鏡後，導演讓我演了穆念慈，那可是女二。」

第一場戲是穆念慈的爸爸被抓進監獄去，惠英紅哭得像個淚人，這讓導演張徹十分意外，「他以為我拍過很多戲，還問我：『你拍過很多戲嗎？』我說『不是啊』。他沒想到我能做到說哭就哭，要多慘就多慘，其實，這些我都經歷過。」

在當時，武打片是主流，而武打片基本以男性為主，「打女」是沒有的，所以，惠英紅不得不去做打女。

「我為什麼能一開始做第一女主角，因為她們怕痛，我不怕。拍《爛頭何》的時候，女主角都被打跑了，導演就想起我，就說找那個女孩來吧。」

那場戲是講一個不會任何功夫的妓女，劉家輝在後面控制這個妓女，顯得好像打得很厲害一樣，但是拍的時候不是這樣的，「我是真的要被人打，沒有任何保護的。」

這場戲NG很多次，原因是惠英紅被打到一半，就要求導演給她幾分鐘，跑出去吐，吐完回來堅持再拍，再打，因為不斷NG，「大概打到好像30多拳，導演突然發覺了，就問副導演有沒有給我肚子做保護，因為那時候還沒有護墊，什麼都沒有的，副導演說好像沒有，導演就隨手把他的劇本給了副導演：『給她墊到前面吧。』就墊在我前面，打了40的拳，就拍完了。」

惠英紅當時只有一個念頭，「我不能走，如果不熬過這一關，我就沒機會了。我要成為明星，家裡才能有好的生活。同期有幾個一起的，比我漂亮，我必須比她們更努力，更拚命！」

於是，惠英紅選擇了一種非常笨的方式「肉搏」去獲得更多的機會，惠英紅的拚命自然贏得了很多導演的好感，有時候，她在戲裡不是絕對的女主角，但導演會在劇情之外為惠英紅在武打時多加了很多鏡頭，到了最後，這讓惠英紅和女主的戲份看起來相差的也就沒那麼多了。「你看《乾隆下江南》《乾隆下揚州》一系列的戲，他們都找我來當女主角。」

惠英紅覺得自己從不是一個機遇特別好的人，「今天摔了一個跟頭就一下子撿到100塊錢，這種事情絕對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為什麼沒有人找我演戲」

入行後，惠英紅很快簽約邵氏。1982年，她獲得了第一屆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獎。那一年，惠英紅剛滿21歲！

第一屆金像獎還沒有形成影響力。「我拿獎時還是500元一個月，我跳舞還能每月賺1500塊，當時覺得，那個獎如果是金子做的就好了，我媽那時候不同意我做演員，但我和我媽說，我一定能紅，我一定能讓你們過上好日子。」後來劉家良導演知道惠英紅家裡真的很窮，親自跑去要求邵氏給她漲薪，升為每部戲5萬元。

拿到5萬塊的惠英紅非常高興，這筆錢一分都沒有留，她全給了母親，「那你母親拿到錢之後，會留下一小部分給買衣服嗎？因為女明星，造型和服裝都是很重要的。」記者問道。

「買那麼多衣服，拿來幹嘛？衣服又不能吃，這我媽和我說的話。」所以在惠英紅的意識里，即時出名後，生存也是第一位的。

拿獎之後，惠英紅逐漸成為邵氏當家的武打明星。不過，惠英紅不想一直打下去。「我不甘於每一天打到全身傷，打戲很讓人崩潰，你想我每天睜眼就是打，第二天還打，要不就是被打，你永遠都不清楚我什麼時候不打，沒有盡頭！

惠英紅一直希望自己能打開戲路，多拍不同類型的片子。對於她的嘗試，邵氏並不允許。「他們覺得我是動作演員，很賣座，不可以去改變。因為怕我拍完之後，我打女的形象沒有了，他們覺得如果我轉了型，換了第二個形象出來，未必會成功，會影響票房，不會賣座。」

「那時候的香港電影，動作片已經開始沒落了，文藝片開始起來，但無奈，你是動作演員，只能讓人覺得你是老粗，和藝術沾不到邊，但機會始終不是我的。我曾試拍過兩部文藝片，第一部就是《男與女》，就是鍾楚紅後來拍的那個電影。」

「我拍了一天，邵老闆就馬上叫助手把我拉出來，不要讓我演，他說，你演武打那麼成功，那麼紅，突然之間演一個《男與女》，還有一點暴露的，會破壞財富，所以給了鍾楚紅拍，鍾楚紅就紅了。

後來沒人拍動作片，市場也拋棄了惠英紅。

當時導演找惠英紅，大多數是讓她出演一些配角，「說實話，我都是主角的，但找我的都是第三、第四主角，我整個人開始瘋了，有沒有搞錯啊，為什麼會這樣啊？」

「我當時就在心裏面罵，為什麼找我演這種啊？為什麼這樣？那時候，我的情緒開始出現問題，出現問題我自己還不知道，然後，越來越不願意見人，越來越封閉自己，越來越討厭自己，我那段時間基本上好像有一兩年的時間沒看鏡子，每次一看鏡子就很害怕，覺得很醜，自己沒有用，廢物，真的對自己那種負面情緒非常厲害」

90年代末期成了惠英紅人生中的低谷。由於不能接受這種失落，她得了抑鬱症，甚至一度吃安眠藥自殺，幸好被姐姐及時發現，救了回來。

「我這一輩子是別人的兩輩子」

經歷自殺之後，惠英紅開始反思，自己為什麼會這樣：「我曾經問過自己很多遍，是香港電影環境所變，還是我自己的情緒的問題，後來，我想明白了，是我不對，作為一個演員是什麼要計較角色的大小呢？另一方面，我也是拗不過這個電影市場的。」

加上親友們的鼓勵，惠英紅振作起來。2003年，惠英紅低調復出拍片，同時加入了TVB，不再計較角色，重新再來。和當初一樣，惠英紅問她認識的每個人：「需不需要我，有什麼角色嗎？我其實特別感謝那時候幫我的那些人，比如TVB的梅小青、李添勝。」惠英紅記得他們每一個名字。

「那當時我在拍梅小青的《宮心計》，拍完《宮心計》，我跟《心魔》的導演說我還差一段時間我才可以拍完，我說我拍完之後我才過來，然後我就跟梅小青監製說，你能不能最快先拍我的部分，沒想到她說OK，然後，也非常順利的去到馬來西亞，開工第一天，導演見到我說，太好了，太好了，我等了你三年，我才知道三年前他找過我，原來還是《心魔》，其實如果一般人，你三年前不拍戲了，其實不會再找你，對不對？他很堅持，所以我也非常感恩，感覺上天給我準備好了，再給我一個機會。」

2010年，惠英紅憑藉《心魔》里母親這個角色再獲金像影后。

在登台之前，惠英紅吃了鎮靜劑，因為有先天性心臟病，她擔心自己會暈倒。但之前，她並不知道自己會拿獎，「因為有一段時間沒怎麼拍東西，以及《心魔》是小本製作。我知道在那個過程里有很多人幫我，他們當我是朋友。其實從第一屆到第三十屆，雖然是一個很奇蹟的事情發生，如果細想的話，應該說是一個很丟臉的過程，你第一到第二十九，這三十年裡面中間你是沒有任何成績的，所以對我來說是有一點失敗的那種感覺，可是總比沒有的好，我真的很努力的走過來。」

採訪到最後，記者問了她一個問題：「我知道你特別想要一個自己的家庭，但為什麼不會選擇生小孩呢？」

惠英紅聽了，停頓了幾秒：「我沒想過，從來沒想過。」

「為什麼？」

「因為小時候，我曾住在孤兒院。其實，我不是孤兒，是警察覺得我家裡面太窮，我母親把我放在街上去要飯，好像認為我母親是沒資格去養這個孩子，要法官來判定我到底去孤兒院還是回到家，中間有三個月就把我放到孤兒院評核我的家庭，這三個月我就和其他的孤兒住在一起。」

惠英紅回憶起這樣一個場景：「每次鍾一響，所有的孤兒都會擠到門口等著吃飯，每周還要站一排，會有人來，看誰比較順眼就會領養，那我自己會覺得我的路很苦，我不知道我生的孩子他的人生是怎麼樣。」

「我覺得你太悲觀了，那你連試都不想試嗎？」記者再次問道。

「其實，很多人都和我說過這件事，我覺得和我小時候有關，我真覺得我小時候太苦了，我的一輩子是別人的兩輩子，加上我的性格，不是我不能走別的路，是我本身的性格走不出別的路！」

「但我已經很幸運了，不是嗎？」惠英紅又補了一句，臉上發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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