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人的郁達夫

郁達夫是我青春時代的最愛，大約十七八歲開始，我有好多年獨自與郁達夫的心靈對話，今天翻開他的文集，依然能喚起早年的記憶。他的精神氣質是憂鬱的、灰色的，可是他的情緒對於一個成長中的心靈為何如此富有感染力？二十多年後，思來想去，覺得大概是因為他那不做作、不虛偽、大膽直白、毫無忌諱、來去無牽掛的姿態吧。

一個在新舊文化之間漂泊的人

郁達夫對我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魅力，還在於他一生的命運幾乎都在漂泊。他忽南忽北，最後想在杭州安頓下來，然而等到屬於自己的「風雨茅廬」建成，他也未能停下漂泊的腳步。他的漂泊不僅是身體上的，也是心靈上的，他的心靈一直在新舊文化之間漂泊、遊盪，他一手寫新小說、白話散文，另一手沒有停止過舊體詩的寫作，他一手拿線裝書，一手讀原版外文書。作為一個定格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文化史上的人物，郁達夫就提供了這樣一個介於新舊之間的文化典型。他生在19世紀末，甲午戰爭的次年，變法維新的浪潮已然興起，他在偏遠的江南小城或許也能呼吸到時代變化的氣息，他生活的時代，舊文化已漸趨衰微，新文化嫩葉初綻。他是如此熱愛傳承了幾千年的舊文化，這種熱愛不光停留在他對舊體詩的早熟、他對古老文化自然而然的接近；同時，他貪婪地汲取了英國、德國、俄羅斯及世界各國文學中的異質營養，他自述在日本讀經濟學期間，大多數時間泡在外國文學上面，幾年至少讀了上千種小說。因為英文版小說中常夾著法文，他無師自通，懂得一點法文。

在他的舊體詩中還有典型的文人情懷、文人心態，帶有很深的傳統烙印。他愛喝酒、抽煙，甚至不避諱逛妓院的事。在日本留學時，讀小說有空，就去咖啡館找女孩子喝酒。他自稱「零餘者」，常常自嘲百無一用是書生。他是新文學開山的重要作家，其作品之所以打動了那麼多年輕的讀者，還是因為他終究已開始掙脫舊文化、舊文學的桎梏，呼吸到了新時代的空氣。他是文化轉型時代的代表人物，一個可以不斷解剖的標本。他在文化上的象徵意義，在更深的層次上，要比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更重要。他的靈魂在新、舊之間遊盪、漂泊，彷彿沒有找到最後的歸依，新、舊的矛盾、掙扎，使他身上總是縈繞著一種難以揮去的傷感、痛苦，也正因為如此，才引起了同時代萬千青年的共鳴。

從他的教育背景來看，他7歲進私塾、9歲入書院，奠定了舊學的根基。但當他少年時代新學已經勃興，從11歲起，他就進入了富陽當地的新學堂（富陽縣第一高等小學堂），開始學習英文、算學、地理、體操、圖畫。以後，他在嘉興府中學、杭州府中學、之江大學預科、杭州蕙蘭中學就讀，接受的都是新教育，18歲起留學日本近10年。他在東京帝國大學讀的是經濟專業，懂英文、德文、日文，還懂一點法文。在他「風雨茅廬」的藏書中，有大量各種文字的文學作品，當然也有大量的線裝書。中學階段和日本留學期間，他讀古書的興緻始終沒有泯滅，喜歡晚明小品《西青散記》之類，喜歡清代詩人黃仲則的《兩當軒集》。成年之後一有錢就喜歡跑舊書鋪，把買柴米油鹽的錢換了舊書。他最早在報紙上發表的作品就是他的舊體詩，那時他還不到20歲。在日本異國文化的氛圍中，他不斷地以舊體詩這種形式表達內心的各種情感。在他心靈深處，他還沒有走出舊體詩代表的文化時空，但在現實的巨變中，他已經被拋到了一個陌生的、難以把握的世界，而且他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參與了這個新世界的創造和建設。他藉助新的文學方式，用新的筆調喊出了轉型時代的聲音。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新舊融合、亦新亦舊、舊中有新、新中有舊。也許這是他的幸運，正是這一特徵成就了他獨一無二的文學事業，同時也使他在生活中常常陷入矛盾。

郁達夫在評價蘇曼殊時說，他的譯詩比他自己寫的詩好，他的詩比他的畫好，他的畫比他的小說好，而他的浪漫氣質，及由此而來的行動風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我以為，作為人的郁達夫，也要比他的小說、散文、舊體詩更加豐富，更為生動，有著更大的魅力。

郁達夫在評價「五四」文學的歷史意義時說過兩句話，一是融入世界文學的洪流中，二是自我的發現。我覺得這兩句話很準確地抓住了新文學的內核，也是判斷他本人價值的關鍵。

個人、個性、自我、自我價值，這都是舊文化所不具備的。郁達夫有幸遇到了「五四」，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正是在這個時代，中國才最終確立了文化的獨立價值，包括文學、科學、藝術等，在舊文化體系中被視為小道、末技的這一切，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作家、學者、畫家、科學家，從「五四」時代起，開始正式登上社會舞台，顯示自己不可替代的獨有價值。從此，社會輿論漸漸不再把做官當作讀書的唯一出路，一個多元的近代文明社會漸露頭角。

「五四」的新浪潮帶來了新的可能性，從這一嶄新的生活方式而言，郁達夫已經完全屬於新文化的懷抱，徹底告別了傳統的舊文化。他作為主要發起人的創造社乃是「五四」時代最重要的文學社團之一，而包括創造社在內的「五四」社團已經是現代自主社會空間出現的標誌。

「我不是一個戰士，我只是一個作家」

1931年，日本人增田涉第一次見到的郁達夫——「帶著靦腆的微笑，很瘦，給人一種纖細柔弱的感覺。談吐舉止都很溫柔，是個文人的樣子」。他本來就是一介文人，但他與舊式的吟風弄月、醇酒婦人的文人也有了本質上的區別。舊文人往往是游離於整個社會之外，獨善其身、玩弄詩詞文章、苟全性命於亂世和治世之間，對於社會沒有發言權，也不大會公開站出來批評社會的不公、不義，更不敢批評朝廷的是非。身為「五四」一代作家，郁達夫的一生與他生存的時代一再構成衝突，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日本侵略者，都是他批評的對象。即使是他在作品中反覆言說的那種苦悶、感傷和病態，也未嘗不可以看作是社會批判的一種特殊方式。他自己在談到《沉淪》時說過，「眼看到故國的陸沉，身受到異鄉的屈辱，與夫所感所思，所經歷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點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沉淪》由此產生，那是一種「哀鳴」，也是一種反抗。

1930年，他對林語堂、徐志摩等人表示自己是一個文人，不是一個戰士，叫他去撒傳單，他是不會去做的。1933年，在宋慶齡家裡，他對美國紅色記者史沫特萊說：「我不是一個戰士，我只是一個作家。」然而，在他的一生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傲骨嶙峋的一面。

1921年，他還在日本留學，聽被譽為「憲政之神」的日本政治家尾崎行雄演講時，聽到尾崎把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仍稱做「清國」，並對當時軍閥當道的中國說了些不友好的話，他當場站起來打斷演講，堂堂正正予以反駁。尾崎只好承認錯誤，當場道歉。他並不認同武夫當國，回國後曾在北京平民大學的課堂上痛罵北洋軍閥，公開對學生說：軍閥統治，社會混亂，讀死書是一點意義沒有的。在學生張友鸞的記憶里，那一次，他把一堂文學課變成了政治課。他在那篇著名的《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里甚至激憤地說，與其讀書、從事寫作，還不如去做強盜、做小偷。

正是因為對軍閥統治的強烈不滿，他才滿懷熱情地跑到廣州，結果很是失望。他的《廣州事情》一文，就是和國民黨衝突的公開。他憤慨地說：「什麼是黨派？什麼是爭鬥？更什麼是感情？實際上不過是為了一點金錢、權力而已，旁的話都是騙人的器具，狐鬼的畫皮！」1927年4月28日，離「四一二」不過半個多月，他撰文直接譴責蔣介石是「新軍閥」，隨後在日本的左翼文藝刊物上發表，差一點被逮捕。當軍警在5月29日搜查創造社出版部時，他恰巧去了杭州，才得倖免。創造社的同人責怪他惹禍，他因此公開聲明退出這個自己參與創立的團體。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他的內心始終是壓抑的。他曾多次因文字得罪當道，離開上海避禍。但他還是堅持做了許多力所能及的事情，1927年 9月創刊的《民眾》旬刊是他發起和主編的，他執筆的發刊詞如此說：「我們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諛權貴，我們不想執政，所以沒有黨派，我們更不想爭地盤，剝民財，所以可痛罵新舊的自私自利的軍人，我們是被壓迫，被絞榨的民眾的一分子……」一年後，他又和朋友辦了個《白華》半月刊，他指出：「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還要講樂觀，還要講理論，還要講文學，實在是不通的事情，尤其當言論創作的自由，被壓縮得同針頭那麼纖細的現在。」1931年，他因奔走營救創造社的朋友，受到當局警告，去故鄉避難，但還是忍不住要諷刺「中央帝黨」玩秦始皇玩過的把戲。

1933年，他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參與要求當局釋放被捕作家丁玲等的聯名通電。當楊杏佛被暗殺的消息傳來，他在杭州憤然寫下了沉痛的舊詩，「生死無由問伯仁」。熟悉他的鐘敬文說，他討厭虛偽，憎惡暴力。這個有骨氣的文人，最終客死南洋，千秋飲恨，然而至死堅守氣節。

2006年11月28日杭州

（作者系知名文化學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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