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貝聿銘

縱觀東西文化交流史，完成這種跨越的人寥若晨星。這其中，貝聿銘是一個難得的樣本——他從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汲取了精華，又遊刃有餘地在兩個世界裡穿越。

「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這一對永不相遇。直至天與地並立於上帝偉大的審判席前。」英國作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在1889年的感嘆，為兩個世界的長久對峙奠定了一股感傷基調。東方和西方，既可以看作一種時空意識，也可以視為一種價值體系。在西方現代性的想像中，世界最基本的秩序表現為兩組二元對立：時間秩序上的古代與現代、空間秩序上的東方與西方。這兩組二元對立最後決出勝負——在古今之爭中，現代勝出古代；在東西之爭中，西方勝出東方，東方成為遙遠的異邦和他者。

吉卜林的論調在今天看來似乎有些悲觀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渴望從民族和國家的藩籬之中掙脫出來，去尋求一種更豐富、更包容的世界性視野。作為兩種既對立又互補的精神因子，東西方的二元性也蘊含了人類精神終極結合的張力——西方理性的、倫理的、實證的、應用的精神正需要東方傾向於內心生活和直覺思維的精神的補充。因此，如何跨越東方和西方之間的這道「玻璃門」，更成為一個人類命運的重要母題。

縱觀東西文化交流史，完成這種跨越的人寥若晨星。這其中，貝聿銘是一個難得的樣本——他從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汲取了精華，又遊刃有餘地在兩個世界裡穿越。前輩大師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式的圓形鏡框和後面那雙神采奕奕的眼睛，永遠上揚的嘴角，考究又不至於古板的西裝，風度翩翩又有分寸感的態度，都給人一種精妙的平衡感，以至於貝聿銘多年的合作夥伴亨利·考伯（Henry N. Cobb）形容他為「文化意義上的男扮女裝者」。某種意義上，貝聿銘是東方和西方、藝術和商業、陰與陽、新與舊等多重矛盾的統一體。

貝聿銘建築作品 德國歷史博物館（圖源於網路）

今年4月26日，貝聿銘即將迎來百歲生日。在他的這個世紀里，身為一個華裔美國人，貝聿銘在他的建築王國里跨文化的成就斐然：1964年擊敗名氣大得多的路易·康（Louis Kahn），被肯尼迪總統的遺孀傑奎琳選為肯尼迪圖書館的建築師，此後兩人成為至交，因為在傑奎琳眼裡，和肯尼迪同年的貝聿銘看上去是一位貴族，更是一位有改革精神的年輕紳士，正如其亡夫予世人的印象。1978年，幾乎是美國最重要的公共文化建築——國家美術館東館建成，貝聿銘以充滿激情的幾何結構有力駁斥了現代主義運動已經衰落的論調，1983年更被加冕建築界的最高獎項——普利茲克獎。1980年，法國總統密特朗出人意料地邀請貝聿銘主持盧浮宮擴建工程，他的跨文化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幫了忙——一方面，他可以帶來新世界的靈感和效率，卻不會給人招搖過市的美國人的印象；另一方面，他的中國血統彷彿給他注射了預防針，使他得以抵禦法國的排外主義。這個1989年建成的玻璃金字塔在爭議聲中成為巴黎最新的「紀念碑」，也給貝聿銘籠罩上一層無往不勝的光環。更具跨越意義的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之後，貝聿銘就作為中美關係的橋樑性人物，被屢屢邀請重返中國設計標誌性建築，包括1982年建成的香山飯店、1982年香港中銀大廈、1985年北京中銀大廈、2006年蘇州博物館新館，還有2009年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在一定意義上完成了文化尋根和重建；而1996年的日本美秀美術館，2009年的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則是在更大跨度上對人類文化精髓的探尋。

貝聿銘建築作品 蘇州博物館（圖源於網路）

貝聿銘對文化的跨越當然不只局限在建築領域。正如尼采所說：「建築是一種權力的雄辯術。」建築與我們面對的一些最重要問題息息相關——權力、榮耀、壯觀、記憶、身份。儘管不願擔任政治角色，但在貝聿銘的一生中，卻屢次站在歷史事件的台前。最有戲劇性的一幕是1979年鄧小平訪美的破冰之旅中，在肯尼迪中心的一次招待晚會上，貝聿銘在其中兩幕間擔任了報幕員；美方還特意安排鄧小平在剛建好的國家美術館東館發表演講，該館的建築師正是貝聿銘。而在此之前的一年裡，鄧小平已經兩次邀請貝聿銘來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在紫禁城周圍留下美國式的現代化印記，而他最終選擇了在西北郊的香山建一座低層飯店，並影響了故宮周邊的高度限制政策出台。可以說，在貝聿銘身上並存著兩個世界，而他也同時被兩個世界所需要。

貝聿銘建築作品 中國駐美大使館（圖源於網路）

某種意義上，這出於歷史的偶然。如果將貝聿銘的一生分為三個階段，那麼，第一個階段是1917到1935年，他在中國，而且是一個某種意義上無法再現的傳統中國：他出生於1917年的廣東，封建帝制剛剛分崩離析，中國正掙扎著要以還在襁褓中搖搖晃晃的現代制度取而代之。貝聿銘的父親——銀行家貝祖詒帶著全家從廣東到香港，再到上海，既是尋找避風港，也是佔領橋頭堡，要在這個東西方文化的對撞點上尋找一條現代中國路徑。相對於半西方城市的上海，相鄰的蘇州則是傳統的中國城市，中學時期的貝聿銘會在每年暑假去蘇州的祖父家，學習一整套儒家禮儀。這個階段直到1935年，貝聿銘去美國求學。兩年後，「七七事變」爆發，中國成為一個回不去的故鄉。第二個階段在美國，從他1935年去求學，到1978年以個人名義被邀請回到中國，正值美國現代主義建築最盛行的時期。他拜在現代主義建築奠基人之一的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門下，又在其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始終如一地捍衛著現代主義，也藉此確立聲名；第三個階段從1979年中美建交、中國改革開放至今，貝聿銘遊走在中美之間，東方和西方之間，作為尋根者，也作為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化跨越者。

可以說，貝聿銘經歷了東西兩種文化最好的時期，又恰好躲過了它們的災難期和衰退期，從兩個對立又互補的世界中汲取了精華：中國賦予他儒家的洞察力、根深蒂固的平衡感，以及紮根傳統的貴族特有的權威感；而美國使他能夠從過去的歷史重荷中解放自己，成為現代主義流派的代言人。

在貝聿銘所見證的這個世紀之初，東方和西方曾爆發過相互交流和碰撞的「火柴熱」，這場文化的發酵延續至今，我們每個人都被捲入其中，不僅要擁抱文化和制度那些激動人心的轉變和多元化，而且要面對傳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空前裂變和崩塌。在這個過程中，什麼要拋棄，什麼要堅守？如何在全球化環境下建立一種既包容又自我的視野？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也是我們去深入觀察貝聿銘的原因，正如他對自身跨越者身份的明確意識：

「如果你對人類情感的歷史——那也正是建築史的本質——進行思考，你會注意到，最為碩果累累的想像力的發展總是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相互對立的思想或情感方式碰到一起時發生。這些思想或情感方式也許紮根於彼此非常對立的文化土壤中，但如果它們真的能碰到一起……那麼，一種出人意料的含義豐富的關係就會出現。由於我生命中的對立面逐漸獲得一種互補性，我在這些方面感覺到了發展。與此相比，這些年中我在設計建築方面取得的進步就不再那麼新穎、有用、令人振奮。這好比是播種和收割，季節和情緒的循環，光和洞察力的運動，你種下的東西什麼時候可以收穫，你永遠不會搞得很清楚，收穫也許是一次性的，也許是重複進行的。你也許會忘記你種下了某種東西——一種經歷、一種觀念、與某人的關係或一種哲學、一項傳統。然後，突然間它就開花了，而且是由截然不同的環境促成的。這樣的開花現象能穿破牆壁，甚至突破整個時代。」（文/賈冬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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