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身文化為何如此盛行

本的文身經歷了出現與消失的不斷反覆，其形式與審美在江戶時代獲得極大的發展。本文將追溯考察一下文身那些不為人知的歷史。

文身，日本各地自古以來的習俗

刺破皮膚，注入色素，繪出圖文、符號、線條等，文身是人類最古老的身體修飾法之一，在世界各地都有所見。與割禮、纏足、抻長脖子等習俗一樣，人們無法確定它的起源。然而，根據日本出土的泥人及古墳土俑上的圖案符號等推測，日本自古便存在文身的習俗。

從日本南端的奄美群島到琉球群島一帶地區，女性曾習慣於在從指尖至胳膊肘的部位刺上文身，並將其稱之為「Hajichi」。儘管現存的相關記錄是從16世紀開始的，但仍可推斷出在此之前「Hajichi」便已存在。其中，特別是手部的刺青，表示女性已婚；女子在文刺後會受到祝福，它兼具有人生進入一個新階段的含義。各個島上的文身部位和圖案皆有不同，一些島上還留傳著古老的觀念，認為沒有「Hajichi」的女性來世將一生勞苦。

另一方面，日本北方原住民阿伊努族的女性則在嘴唇周圍和手上文刺文身。由此可知，日本各地自北向南都曾廣泛地流行文身的習俗。在日本的創世神話《古事記》（712年）和《日本書紀》（720年）中也提及了文身，稱它是邊境居民的習俗，也是刑罰的一種手段。

自7世紀中葉開始，日本的審美意識產生了巨大變化——相較於身體之美，整體上更偏重於衣著、芳香等在昏暗的室內也顯得光彩奪目的「美」。於是，文身日漸式微，有關文身的文獻與繪畫資料在17世紀初也變得難尋其蹤。

復活，在世界上獨放異彩

經歷了戰國時期，日本邁入了社會安定的江戶時代，文身的歷史車輪再次轉動起來。一些文獻中又開始出現了有關的記述。比如，妓女與客人之間，以切掉小指，或在身上刺入對方的名字等方法，以示永遠相愛。後來，文身在俠客之間也作為他們互表誠信誓約的方式而流行起來。

豐原國周的《東京之花 尾上菊五郎》

此外，文身亦受到從事建築、祭典活動等的準備工作，並同時擔任街道內消防救火任務的「鳶」（yuān）和專事遞送書信、錢款和貨物的「飛腳」的喜愛。他們工作時身著服裝會帶來諸多行動不便，因此常常只系一條兜襠布。而對裸露肌膚感到抵觸的這些人，便在身上刺入文身。於是，社會上形成了「『鳶』必有文身」的固有觀念。對於沒有文刺的年輕「鳶」，街道里有錢勢的人還會集體出錢供其文身。奮戰在火災現場的「鳶」，在江戶時代是「帥氣、瀟洒」的象徵，因此，鳶的文身對他們居住的街道來說，也是一種體面和驕傲。

「鳶」們刺入的文身圖案大多為龍，據說是因為相信龍會興雲降雨，能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隨著這種需求的增加，文身也從一開始的簡單文字和圖案，日益變得複雜，文身部位也不斷擴大。這也促使了日後文身師的誕生，出現了專門為人文身刺青的職業。

歌川國芳的《武者繪 通俗水滸傳 浪里白條張順》

在大眾文化的世界中，刺著文身的俠客作為「鋤強扶弱」的理想形象開始被畫入浮世繪，並迅速成為人們仰慕的對象。19世紀上半葉，浮世繪畫家歌川國芳，將中國小說《水滸傳》中的主要人物全身都繪滿文身，大獲好評。歌川國貞等人隨後發表了刺有文身的歌舞伎演員的浮世繪，也受到了大眾的喜愛。這一潮流反過來又影響了歌舞伎，在《白波五人男》（1862年）等劇目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演員，穿起了帶有文刺花紋的內衣。在浮世繪和歌舞伎的進一步刺激下，原本就在不斷擴大的文身部位，此時更是擴展到了全身。

三代歌川豐國（歌川國貞）的《青砥稿花紅彩畫 白波五人男 濱松屋》

明治政府，嚴格限制文身

由於在武士階級中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忌諱自傷身體行為，因而文身沒有流行開來。另外，自1720年起，作為刑罰的附加刑，還開始實行了在額頭和胳膊上刺青的「黥刑」，所以平民百姓中不乏有人厭惡文身。但是，儘管江戶幕府幾次對文身加以管制，卻未有成效。19世紀下半葉，日本的文身達到了鼎盛期。

此後，掌握了政權的明治政府，取消了閉關鎖國政策，力圖成為與歐美比肩的文明國家。於是，外國賓客、遊人和船員開始紛紛到訪日本，這是400年來從未有過的事情。並且，他們把遊歷日本途中所見所聞，比如男女混浴、僅穿一條兜襠布的通體文身男子在街上闊步而行等景象，作為日本特有的風俗寫入遊記。

明治政府非常重視這些被歐美人視為日本未開化的部分，於明治5年（1872年）立法，對文身師與文身客雙方實行了限制。到了20世紀初，日常身著衣物的習慣在社會上也得到普及，文身便被隱藏到了服裝的深層。在這裡筆者想補充一句，那就是反過來說，或許是在這個文身受到取締的時代，讓「唯有隱藏文身，精神世界才愈加深邃美好」這種想法變得更為強烈。

此外，沖繩和阿伊努地區女性文身的習俗亦受到衝擊。雖然也有人秘密文身，可是一旦被發現，就會因野蠻落後而遭警察逮捕，被迫以手術或鹽酸清洗等方法去除文身。現在，這些地區代代相傳的文身習俗已然絕跡。

文身師，遠渡重洋，大展身手

另一方面，有些來日本的外國人，將文身當做「日本特產」。登基前的喬治五世（伊麗莎白女王的祖父）、俄國的尼古拉二世等都曾在日本文刺，這些可在記錄與證言中得到確認。而且，由於英美的報紙刊登了海軍士兵和遊客講述的在日本文身的經歷，人們開始對此發生強烈的興趣。而滿足了這些人好奇心的，就是遠渡重洋的日本文身師們。

當時日本國內的文身師，表面上有的是做「招貼畫」生意的，就象現在的廣告牌製作商；有的是開「燈籠店」的。他們是在暗地裡從事文身生意。其中有些人渴望更加自由的工作，便遠渡香港、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印度、英國和美國等地。這些有關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活躍在英美的日本文身師的情況，在小山騰及其之後的筆者的研究中都有詳細的闡述。

遠渡海外的文身師，他們的顧客多為客船乘務人員和乘客，因此他們或在港口附近開店，或租借酒店的房間做為工作場所並輾轉於各地。例如，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一名曾在倫敦和紐約工作、名為Yoshisuke Horitoyo的文身師，對報社記者稱，自己也曾到中國、香港和巴黎等地工作，還特別談到在香港時，曾給菲律賓的第一任總統阿奎納多刺過文身。

住在長崎的文身師O.Ikasaki的刺青底圖圖冊。20世紀初，Horiyoshi Ⅲ收藏

儘管日本文身師憑藉精湛的技藝獲得了頗高人氣，但大部分顧客想要的不過是一些輕而易舉即可完成的小文身，少有日本那樣的能長期光顧的客人，所以文身師們的技術似乎並不能得到充分發揮。

二戰後，文身開始向普通人的時尚轉變

1948年，二戰中戰敗的日本全面解除了文身禁令。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的佔領下，日本各地建起了美軍基地，文身師在軍港橫須賀，以停泊港口的美軍士兵為顧客，做起了文身生意。據說在這裡也是美國特色的文身比日式圖案受歡迎，並且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時期，文身生意異常火熱。

1953年12月，在韓國拍攝的澳大利亞士兵。據說這些文身是在埃及、英國、香港、日本和印度文刺的

上世紀70年代，在文身長期淡出人們視野的日本文身師們開始了出版和展會等活動。這一時期，時裝設計師三宅一生、山本寬齋分別發布了靈感源於日本文身的「TATOO（文身）套裝」。80年代，由於美國等地的搖滾樂隊歌手們身上常常刺有文身，因而對此感興趣的日本年輕人有所增加。此後，隨著文身人氣的提高，喜愛傳統文身的人也越來越多。

2014年，關東律師聯合會以1000名20歲至60歲男女為對象進行了一次隨機調查，結果顯示其中16人刺有文身。從海外的文刺率占人口的一成至四分之一這一比例來看，該數字顯得有點兒微不足道，但我們可以說的是，文身作為一種時尚，在日本也開始立足生根了。

日本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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