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靈魂中反映世界和自然

我永不願遺忘那無垠的荒

以及在這地球最熱之處遇到的蒸人地獄；

那片微笑著飄蕩在空中的雲，

對恰值人生正午的我，感到透不過氣的抑鬱不安

越襲越近的我，應是些許昭慰。

――《紅海的夜晚》

《通往印度次大陸》

版本：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7年1月

《東方之行》

如同白晝在早晨與夜晚之間出現一樣，我的生命就在流浪的衝動與對家的渴望中度過。

1911年，黑塞對常規生活感到厭倦，前往錫蘭、蘇門答臘等東方之國旅行，希望找到心中的東方樂園，期望落空了，這次亞洲之行未能解決困擾黑塞的精神危機，他出於逃避而離開歐洲，但並沒有從東方獲得足夠的慰藉，這些都寫在《通往印度次大陸》中。

1932年，55歲的他出版《東方之行》，回顧了當年的亞洲之行，以豁達和理性的態度重新呈現了心中的「東方樂園」。他終於能夠坦然面對自己的東方經驗，也終於明白，與東方文明的這場邂逅，最終是為了通往內在的自我。

對他者的注視

在東方，為混亂的時代和個人尋找答案

深夜，一個人躺在狹窄的船艙里，忍受蚊子幾個小時的叮咬和嗡嗡聲，一陣陣熱浪顫抖著襲來。在異國語言編織的沉默中，沒人走過來說上隻言片語，只有海水涌動著朝船舷撲過來，發出單調的撞擊聲――這幾乎是黑塞上世紀20年代漫長的亞洲之旅每個夜晚的寫照。極少的時候，他會和幾個陌生人在街邊的木板屋裡，樂此不疲地玩擲骰子的遊戲；或者是有幸邂逅一兩個有趣的靈魂，在黑暗中談一談人生的使命。

這次亞洲之行給作家留下了不算美好的印象，他多次表達對船上生活的厭倦，也因為腹瀉久治不愈而對冒險的出行計劃懊悔不已；但大多數時候，黑塞適應了顛沛流離的節奏，昂揚地投入並不算愉悅的行程。他與自己喜愛的印度文化中的苦行僧有許多相似之處，「長途跋涉令人心醉神迷，如沐極樂，/我的心因喜悅而愈緊，宛如因愛跳動。」

黑塞對「旅行」的偏愛，與他追求個性、離群索居的性格有關。在早年作品《彼得?卡門青特》中，他塑造過一個半自傳性質的主人公：「他尋求的不是集體、同夥和位置排列，而是和這些相反的東西。他不想走多數人走的路，而要頑固地走自己的路，他不要跟著人走、不要去適應，而要在自己的靈魂中反映出世界和自然，在這新的圖像中體驗它們……」他也曾在散文《旅行的慾望》中，強調相比「閱讀」和「寫作」，「旅行的慾望」無疑要求的東西更多，要求付出的代價更大，「需要嘔心瀝血才能滿足」。

黑塞一生仰慕東方文化。1911年9月至12月，34歲的他乘船遊歷了印度、錫蘭、新加坡和蘇門答臘等地（當時中國正進行著辛亥革命，黑塞未能入境），考察各個國家的風土人情，體驗魚龍混雜的殖民地生活，並將旅行中的感受寫成《通往印度次大陸》一書。

學者張弘指出，黑塞當年的那場「亞洲之行」從根本上來說是「魔幻化象徵性的旅程」，但體現的卻是現實的關懷，是為20世紀30年代物質發達與精神混亂狀況尋找出路。在人生的壯年遭遇時代和個人的精神危機，使得黑塞將目光轉向了「他者」。旅行途中，黑塞接觸到各個階層的亞洲人，通過觀察他們，了解東方民族的生活習性以及整個社會的狀況。他流連於做苦力的馬來人和嚴謹肅穆的康提僧侶之間，對他們或同情，或仰慕，或感嘆不已，內心涌動著東方宗教中典型的「悲憫」情懷。

在他遇到的眾多外國人中，一個卑微的角色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在新加坡的一家馬來劇院觀看演出時，黑塞遇見一個扮演丑角的年輕女演員，忍不住為她天才的演技驚嘆。她化裝成乞丐，在舞台上十分靈動，時而滑稽可笑，時而又流露出漠不關心、病態的聰明和冷冷的輕蔑，眼神中帶著冷峻的批判。黑塞在一張酒店的便簽紙上記錄了這個女演員，讚歎「跟她交談或許就像跟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某個傻瓜或者哈姆雷特說話」。但結尾處他筆鋒一轉，慨嘆這位天才女子僅僅是個丑角，她身著象徵卑微地位的黑裙子，名字不會出現在英文和馬來文的節目單上。

類似「丑角」的小人物還有很多，譬如那個在酒店前兜售小玩意兒的中國女孩。她獨自養活一家五口，不像其他孩子會討好外國人，只是靜靜地坐著。閱讀這些文字，我們彷彿望見了酒店門口那雙沉默的黑眼睛，深邃而令人心疼。

面對沉默的黑夜

在與東方文明的邂逅中「通向內在」

除了對亞洲人的注視，黑塞在遊記中描寫較多的是所到之處的風景，尤其是那些蘊藏著巨大奧秘的黑夜。蘇伊士運河之夜、船艙之夜、叢林之夜、甲板之夜、新加坡華人的節日之夜……混沌的空間給身處異鄉的黑塞無窮的想像，他在黑暗中需要面對的，除了漆黑的港口和使用不同語言在甲板上納涼的乘客，更多的時候是回到身體的內部，與「自我」對話。

後來，黑塞在《德米安》中提出過要「走向自我」，這一提法之後又演化成「通向內在」的問題。如何實現在我和世界之間的溝通，是深深困擾黑塞的問題。譬如本書中的若干首創作於途中的詩歌都透露出這一點，「我永不願遺忘那無垠的荒漠/以及在這地球最熱之處遇到的蒸人地獄；/那片微笑著飄蕩在空中的雲，/對恰值人生正午的我，感到透不過氣的抑鬱不安/越襲越近的我，應是些許昭慰。」（《紅海的夜晚》）

與東方文明的邂逅成為黑塞「通向內在」的一種嘗試。他後來回憶說「我的旅行是一種逃避。我幾乎帶著厭惡逃離歐洲，我不喜歡它缺乏審美能力、它的廟會般的喧鬧、它的匆忙不安、它的愚蠢的享受狂。」比起在歐洲優越的物質生活，他更願意接受肉體上的苦刑，在古老而神秘的熱帶雨林承擔被螞蟥叮咬的風險。這樣的旅行和我們今天去西藏、雲南或國外某個地方自拍、購物式的狂歡有本質的不同：現代人在消費文化的引領下尋求的感官享受，恰恰是黑塞深深質疑和厭棄的。

事實上，早在親身感受印度次大陸之前，黑塞就已經從祖父和父親那裡接觸到印度與中國的思想。他十分喜愛《老子》、《論語》、《孟子》等中國古代經典，尤其對道家文化中的「雙極法」哲學，即福禍相依並相互轉換的理念，他推崇備至。在汲取了古老的東方智慧之後，他本人的思想體系得到全面的更新，並且在創作中突出了靈與肉、善與惡、光明與黑暗之間的對立及其內在統一，與此同時，他本人也獲得了內在的協調以及靜觀一切的力量。

他寫道，「我正是懷著同樣一種激動並且袖手旁觀的感情，在少年時代看著動物死去或者蝴蝶破蛹，也曾懷著同樣的感情凝視瀕死之人的眼睛和鮮花的花萼，我並不希冀去解釋這些事物，只不過就想待在那裡，不錯過任何不同尋常的瞬間。」（《叢林之夜》）這些經歷在黑塞之後的創作中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可以說，沒有黑塞對東方文獻的閱讀和漫長的亞洲「窮游」，也就不會出現《悉達多》、《荒原狼》這些深刻揭露人性分裂之現實、探索自然和宇宙規律的力作。

黑塞沒能如願以償，通過這次亞洲之行治癒自己，他的身體和意志力一度處於忍耐力的邊緣，他多次在遊記中表達返回歐洲的願望。不過，對於「家鄉」，黑塞本人應該更傾向於《尼科巴群島》中遊客史蒂文森的看法：所有的人只要具有世界情懷，身處那個「為一切人奮鬥」的團體，家鄉就在身旁。在本書的開篇，他便感嘆「在這世上我只能是過客，永遠無法成為公民」，並且認為「在我，最好是一直追尋而永不找到，/莫讓身邊事物把我緊緊溫暖地捆縛。」（《面向非洲》）對黑塞來說，這次艱辛的旅程其重要之處並不在於「獲得了什麼」，而只在於「追尋」本身。

□張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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