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教你如何應對謠言

在Hilda Bastian成為一名健康研究員之前，Bastian對醫療機構持有懷疑態度。80年代時，作為Homebirth Australia的代表，她前往澳大利亞參加了一檔電視節目，並在節目上呼籲產婦在家生產而不是在醫院。然而在澳大利亞，在家出生的嬰兒死亡率比在醫院出生更高。這件事對她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

如今Bastian致力於用健康研究幫助人們和如何對抗謠言。在過去的三十年里，她和許多醫生已經具備了對抗謠言的工具和技術。

第一課：花時間解釋你的觀點，而不是僅僅闡述你的觀點和為什麼對方是錯的

80年代，Bastian在參加分娩教育研討會時，認識了一位研究人員Judith Lumley。通過Lumley的幫助，Bastian與其他科學家取得了聯繫，他們給Bastian解釋了家庭分娩的實質，幫助她了解家庭分娩的優勢和局限性。Bastian在她的博客上提到：

我不會因為有人在一兩次的討論中說服了我而改變自己的想法，要改變它需要更多的時間。科學家們批判無用的研究和爭論，他們不期望像我這樣的人相信他們，因為他們是專家。他們只是想提高別人(尤其是群體領袖)的知識水平。

Bastian學會了僅僅指出別人是錯的而你是對的不能改變他們的想法。如果有人跟在她屁股後面大喊他們的觀點，Bastian反而會更加堅持自己的看法。

用這種方式說服別人可能需要一定的時間，但是更有可能成功。要說服別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Bastian在改變自己的立場時受到了死亡威脅，這種騷擾持續了很多年。不是所有的家庭分娩群體都同意她所推行的高標準。

她從疫苗倡導者身上吸取了教訓。她說：「疫苗的倡導者在疫苗的作用還沒確定時就採取行動，這樣做只會讓他們的可信度下降。如果你是反對他們的人，你可以指出他們話中的漏洞。」包括疫苗在內的所有醫療手段都有風險和副作用，有時疫苗的倡導者會捏造一些不存在的研究。

Bastian說，「用謊言對抗謊言的效果並不好。這只會製造更多的謊言和極端的人。」相反，花時間解釋你的觀點，而不是僅僅闡述你的觀點和為什麼對方是錯的，將會更有效。

第二課：確保你的信息是真實可靠並且容易理解的

為了將你的證據展示給別人，你需要找出哪些證據是真實的，然後令其容易理解。在90年代初期開始的循證醫學運動為這種做法提供了工具。

當時，醫生常常使用單一的或者采櫻桃的(刻意選取支持其論點的資料，忽略重要但不支持論點的資料)研究，或者是他們在學校和導師那學到的知識，決定患者的治療方案。這些不可重現的研究和過時的課程並不能代表所有的研究。

因此，一些醫生、研究人員和患者自發地組織起來解決這個問題。找到如何挑選證據的方法，並以此找到最好的研究結果，讓醫生學習以便臨床使用，而不是依靠醫生們道聽途說的研究或者導師教授他們的方法。

這些研究人員通過考科藍合作組織(Cochrane Collaboration)建立了高質量的系統性評價資料庫，這些評價使用統計學方法整理關於具體問題的所有解決方法，並總結出結論作為證據。這是革命性的進步，系統評價提高了實證對於醫療的重要性。它們令醫生能夠輕鬆理解複雜的數據，並且它們經常糾正對重要健康問題的誤解。例如，最好是讓嬰兒趴著睡的建議，事實上這會增加嬰兒的死亡率。

但是Bastian作為考科藍的創始人之一，她很快意識到，如果要提高組織的影響力，他們就必須要和其它群體取得聯繫。到1999年，她協助了添加「簡明摘要」到考科藍的評價系統中，這些摘要不用專業術語來表達系統評價的結果。例如在懷孕期間補充維生素E的摘要：

研究數據顯示補充維生素E不能預防死胎、新生兒死亡、早產、妊娠毒血症、早期破水或前期破水或胎兒發育不良。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以發現維生素E對於預防胎盤早剝的可能作用。沒有合理的證據表明，補充維生素E會造成其它重要的益處或危害。

Bastian的目的很明確：「與其指望記者將研究結果準確地總結出新聞稿，不如自己寫出摘要並將其加入研究中。」

現在，「簡明摘要」是考科藍資料庫中被翻譯最多、閱讀最多的部分，很多記者和患者都靠這些摘要讀懂研究結果。

第三課：從孩子抓起

要讓高質量的證據更加令人幸福，並不只有阻止假消息這一種方法。許多人都缺乏對信息進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挪威的研究員Andy Oxman專註於這一問題，在與健康專家、記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工作數十年後，他注意到大多數成年人沒有時間去學習，而且已經忘記了很多東西。

因此他想了解孩子們是否更願意學習如何理解證據和觀點。為了實現這個想法，他在2000年訪問了他10歲的兒子所在的班級。

Oxman說：「我告訴他們，有其他的孩子發現紅色的M&Ms讓他們感覺很棒，而且可以讓他們寫字畫畫的速度更快。但是也有一些不好的作用，比如肚子會疼，站起來太快會感到頭暈。」

他讓孩子們判斷這個說法是否正確，他將整個班級分成小組，並給每組一包M&Ms

孩子們很快就想到必須吃不同顏色的M&Ms才能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如果他們能看到M&Ms的顏色，那這個測試就變得不公平。換句話說，他們自己領悟了臨床試驗中的雙盲試驗。(受試驗的對象及研究人員並不知道哪些對象屬於對照組和實驗組，避免了試驗對象和研究人員的主觀偏向影響試驗結果)

在討論如何測試M&Ms的一個小時里，孩子們看上去掌握了測試健康觀點的基本方法。

從此，他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合作，為小學生制定關於批判性思維的課程、書籍、播客。他在烏干達進行了由15000名小學生參與的大規模實驗，以測試它們的作用。

我們還不知道這種方法是否有效，因為結果尚未發布。不過，無論實驗成功與否，這都令我們與如何從一開始就防止可疑的說法流行起來這個問題的答案更近一步。

斯坦福大學教授John Loannidis也在兒童教育中看到了希望，並且同樣認為兒童應該擁有批判性思維。他說：「讓臨床醫生去學習循證醫學，有時並不奏效。因為他們已經接觸過不基於證據的事情，對於公眾也一樣。所以我們要讓人們從小就了解科學和證據的重要性。」他希望看到關於如何查閱和鑒定高質量信息的課程。

第四課：證據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

社會流行病學之父Leonard Syme，開闢了重要的健康研究領域。但是他回顧以往時，認為他過去的努力是失敗的，因為像他這樣的研究人員根本不接觸那些他們試圖影響的人。

在70年代初，他開始了一項長達10年，耗費5.55億刀，由35萬人參與的實驗。實驗重點是改變參與者的三種危險因素——高膽固醇、高血壓、吸煙。這是科學界已知的增加疾病和死亡風險的因素。

Syme說：「我在這個項目上花了10年時間，結果卻是沒人改變他們的行為！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而在加州列治文市的一個社區里，另一項實驗用不同的措施讓人們戒煙。五年後，他們不再吸煙。

Syme做了自我反省。他仔細思考了列治文市的經濟中心為何是在二戰時期運送食物和彈藥的碼頭上。當戰爭結束後，這個城市沒有工作，陷入貧窮，空氣被污染，犯罪率高。

「如果你問那的人們他們有什麼問題，我可以保證他們不覺得吸煙是一件陋習。但是我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因為我是公共衛生專家。」Syme失敗的原因是，他並沒有接觸那些試驗對象。

他那時才想到，公共衛生專家需要了解人們生活的環境和背景。

Syme說：「我所學的統計學並不會這樣做，它是冷酷的。」或許，正如南佛羅里達大學癌症研究員Benjamin Djulbegovic所說：「證據是必要的，但是不足以決定或改變行為。」

第五課：讓謠言傳播者承擔責任

有時，你不能用研究結果或同情或慷慨的方法改變一個人。有時，高調傳播謠言的人需要被追究責任。在這些情況下，試著羞辱他們。

英國的一名外科醫生兼作家Ben Goldacre，塑造過很多角色，從馬虎的記者到製藥企業高管，維生素商人和虛偽的學者。他還說明了排毒足浴、順勢療法和耳燭的證據和不足。

他說：「嘲笑那些誤用科學的人是宣傳科學的實用訣竅。」

Ben Goldacre
達特茅斯學院的政治學家Brendan Nyhan同意Goldacre的建議。他表示：「Oprah Winfrey(脫口秀製片人、主持人)應該為她給奧茲博士(Dr.Oz，美國張悟本)提供平台而感到羞恥。讓奧茲博士上電視的人應該感到尷尬。我主張羞辱，不僅僅是羞辱那些誤導公眾的人，還有給予他們平台的組織。」

[bakako via v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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