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州的寺廟說開去

文：張琦彬 讀史（dushi818）特約作家

秦漢以降，中國與南亞、東南亞地區的海上交流因南海通商航道的開通而逐漸頻繁。

與起點為中國東南沿海的海上絲綢之路上中國物品外銷同時相伴而生的，是佛教自印度和東南亞國家沿南海通商航道向中國的傳播。

在彼時波濤洶湧的南中國海和印度洋上，通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場景：滿載中國物質產品絲綢、茶葉、瓷器的商船駛向東南亞、印度、西亞，原產自印度的精神產品佛教文化的載體經書、佛像、高僧則相向而行源源不斷來到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同時也是佛教東傳之路。這種雙向交流，在唐代中期達到鼎盛，一直持續到唐末。

如果把精神產品視為一種特殊的商品，甚至可以說，佛教東傳本身就是古代東西方貿易的組成部分。貿易的重要作用是互通有無，作為封建時代物質相對富裕的中國，顯然對高層次精神產品存在巨大需求，才會引致一波波波瀾壯闊的傳道和求法高潮。

廣州作為中國大陸聯繫東南亞地區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成為佛教自海道進入中國的首當其衝者。廣州在崇佛最盛時的南漢，敬奉佛法僧三寶的寺廟，達二十八處之多，據說是南漢皇帝應天上二十八宿之名而有意為之。現在留存下來的著名寺廟，有四大叢林或五大叢林之說，最著名者，當推位於越秀、荔灣老城區的光孝寺、六榕寺、華林寺、大佛寺。

光孝寺原是三國時因故遭貶到廣州的吳國名士虞翻的私人園林。虞翻死後，家人舍宅為寺。印度來華高僧達摩、智葯三藏等均曾在此駐留，一度成為中國南方最重要的佛經傳譯中心。成就了六祖惠能的「風動、幡動」之爭，讓光孝寺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據重要地位。惠能出家剃髮的菩提樹，寺內至今仍有其後世子孫存焉。2015年歲末再游光孝寺，得詩一首以記之：

佛法東漸兩千年，海道西來舊虞苑。

達摩徘徊終北去，六祖到此論經幡。

千年古寺氣象新，往來僧俗求善真。

歲末正逢打禪七，莊嚴凈土聽梵音。

與光孝寺直線距離僅數百米的六榕寺，因中國文學史上的兩個名人而聞名。其一是寫出文采飛揚的《滕王閣序》的初唐四傑之一博士王勃，王勃當年到交趾（今越南境內）探望父親途中，在南昌寫出成名作《滕王閣序》，後一路南行，來到廣州，為六榕寺寫了一篇《寶莊嚴寺舍利塔碑記》，至今刻石保留在寺內。

沒錯，六榕寺當時的名稱是寶莊嚴寺，舍利塔就是現在的花塔。後來為何變成六榕寺呢？這就輪到第二個文化名人--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出場了。話說東坡學士被貶嶺南後，一日來到寶莊嚴寺（當時已改名凈慧寺），應寺僧邀請，為寺廟題「六榕」二字，成為該寺後來傳世之名。

六榕寺面積不算很大，布局嚴整，風景秀麗，寺內供奉的建造於北宋年間的六祖銅像尤為著名。院內的大榕樹因天災人禍到清代早已不足六株，民國時的住持鐵禪和尚曾予補種，並建補榕亭以為紀念，可惜今天保留下來的只有四株，仍然不足六榕之數。到六榕寺參觀是在一個早上，正在六祖殿內感悟《金剛經》的精妙，外面密密層層地下起雨來，湊成一首詩以紀念：

博士學士都成空，寶寺莊嚴六榕名。

夢幻泡影電與露，甘霖法雨般若行。

華林寺地近達摩登陸廣州的「西來初地」，由達摩親自搭建的草庵發展而來，如今被華林玉器市場層層包圍，地方頗為局促，最著名者為五百羅漢堂。為華林寺賦詩一首：

羊城歲暮春深深，古寺新店接紅塵。

市聲喧囂梵音低，菩薩羅漢貨攤尋。

佛乃西天覺悟人，珠光寶氣盡浮雲。

含笑掂花無一語，遙指眾人出迷津。

大佛寺最早建於南漢，後被毀。淸康熙初年由平南王尚可喜出資重建，並鑄造三尊大型銅佛像，以壯觀瞻。尚是被康熙平定的三藩之一，祖上為遼東漢人，追隨滿清一路打到廣東，在廣州期間有佞佛之名，大致崇佛流於表面，於佛教本質並不甚了了。

大佛寺位於北京路步行街，這裡是老廣州城的心臟地帶，北面百米之遙就是原南越國宮苑遺址，門外是寸土寸金的商業店鋪。現住持耀智和尚頗思振作，在廣州著名寺廟中率先取消門票，向社會各界敞開大門，歡迎免費參觀、禮敬。並收回祖地，建起一座高大巍峨的弘法大廈，在廣州各大寺廟中風頭頗勁。為大佛寺賦詩一首：

宮苑無聲兩千年，多少繁華化雲煙。

古寺大佛連鬧市，弘法利生開新篇。

寺廟作為佛法修習傳播的中心，最初是因有高僧到某地弘法傳教，而建成簡陋庵舍以為容身之所，後因信眾奉獻建設而漸成寶宇。

早期寺廟多因高僧大德而名，而非今日方丈因住持某著名寺廟而有地位。中國佛教界古今情形與現今美中兩國醫生與醫院關係相類，美國的醫院名氣取決於是否有好醫生在此，而中國醫生名氣則多賴於在哪個著名大醫院執業。硬體重要還是人重要？兩種不同的評價標準，代表著不同的價值觀。哪個更好，似乎不言而喻。

寺與廟其實在歷史上不是一回事，兩者一度分立，功能各有側重。寺主要為譯經和傳播佛學的研究場所，廟主要為供奉、祭祀之地，後世則逐漸混同。歷史上眾多的禪寺、講寺，相當於中華大地上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為人們提供精神和文化產品，與眾多的書院一起，對繼承和傳揚傳統文化起著重要作用。比之今天的大學和科研院所，寺廟和書院似乎在學術上更獨立、更純粹。

寺廟在古代中國的社會作用顯然是巨大的。學術研究中心之外，更是人們的信仰中心，對匡正世道人心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寺廟還是那個時代的公共活動場地和游觀場所，起著今天公園和禮堂的作用，寺廟內建築雄偉，遍植奇花異草，令人耳目一新，可以有效改變人的心境和行為。寺廟還是慈善機構，在災荒時施粥救濟貧弱，有些還建有育嬰堂、養老院，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做了很多慈善事業，且甘願承擔無限責任。

寺廟與中國傳統士人亦關係密切。傳統士人群體多以儒家門徒自居，但並不排斥佛教，唐宋之後更是出現三教合流趨勢，佛家思想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士人訪僧尋道，是那個時代的常事。更有不少寒士，在未得功名前在寺廟中苦讀，成名後不忘發憤之地，出資為寺廟添磚加瓦，光大佛堂。仕途不暢或遇亂世，更有不少讀書人出家避世，遁入空門。如宋元、明清鼎革之際，不少著名士人出家為僧，如明末的方以智、天然和尚等，文化人的加入，令僧人群體素質大為提高。

佛教相對於中國固有文化是純粹的舶來品。在近代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接受西方文化之前，中華大地上曾有一場歷時數百年的全方位大規模的思想文化西方化（印度化）運動，那就是佛教傳入中國及中國化的過程。佛教不但在中國人的精神信仰領域影響巨大，還對中國文學藝術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如文學中詩詞格律的出現，義理和辭章的變革，傳統書法、繪畫中的留白、似與不似、空靈意境，都是受佛教文化影響的結果。

在佛教東傳來華的過程中，西來傳法的印度高僧和到印度求法的中國高僧兩個群體功不可沒。他們置生死於度外，為求法去萬里之遙，涉風濤、被流沙，歷盡千辛萬苦，沒有傳法度人的理想和信念，是絕難成功的。他們是最早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達摩、智葯三藏、鳩摩羅什、佛圖澄、法顯、玄奘、義凈等名字值得我們永遠記取，他們是智者、勇者、聖者，為中華民族取來了強大的思想武器—佛法真經。法顯、玄奘、義凈更是中國最早的留學生，他們與今天大多以鍍金為目的的留學生不同，不是為了解決就業生計問題，而是為了求取真理，他們求學的強大動力，與被父母送出國的留學生不可同日而語。

佛教在中國大興於唐代，但深入傳播的最重要時期是戰亂頻仍的南北朝。按照易中天的說法，南北朝時代，持續深刻的社會動蕩讓所有人都朝不保夕，民命如草芥，最高統治者也多死於非命，這就為佛教這一撫慰人們思想靈魂的外來宗教在中國生根提供了天時；當時連接中國與西域的河西走廊一帶為同情呵護佛教和傳統文化的地方割據政權控制，南海通商航道得以開闢，為佛教通過陸上、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提供了地利；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視佛為戎神，對其有天然親切感，南方精英階層在一再失敗後亦反思傳統文化存在的問題，對作為新思想傳入的佛教持包容歡迎態度，這是佛教傳入的人和因素。天時、地利、人和都有了，佛教順利在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生根成長，為隨後統一的隋唐提供了精神動力和先進思想。

佛教大乘經典中的《心經》、《金剛經》是佛法的精髓。空色一體、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切都是因緣和合的產物，透過現象看本質，不執著，重在行動。這是何等高妙的智慧。佛家主張既非唯心，亦非唯物，而是認為心物本是一體，不可執著於一端，講求中道圓融。甚至物質和意識，本身也是一體，可以相互轉化，不應對立起來。根據科學觀察，具象的物質經層層抽象後，最終都是空，與本性空明的意識相同，而空又蘊含萬物萬有。

思想本空，但能包容萬物，豈非物質的起源地？前些時候中國發射了衛星悟空到外太空尋找暗物質，其實根本不需要如此勞民傷財，暗物質就在我們身上。看不見、摸不著、沒有質量，但有可以感知的力量，這不就是思想意識嗎？看不見而有大力，人類的思想意識一直在社會生活乃至宇宙演變中起著巨大作用，意念的一點變化，就可能引起整個世界的變化，這不正是為無數事實所證實的佛家觀點嗎？

佛法產生於印度亦非偶然。印度可謂宗教的博物館，在佛教之前的婆羅門教、沙門教均已在哲學認識觀和方法論上達到令人驚嘆的高度，佛法正是在此基礎上應運而生，非賴釋迦摩尼的憑空想像。當然，佛祖的天才智慧在佛家理論形成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推動作用。

古印度的雅利安人多玄想，且十分接近科學。關於世界的起源，我們的世界史中講印度哲學歸納為「地火水風」四元素，十分含混，乃至錯誤。事實上在印度哲學中四元素是有嚴格順序的：從正在演變的空，產生可觸知的清凈有力的風（即現代科學主張的空氣流動形成風）；風演變而成具色相的火（空氣劇烈流動其中電子碰撞會形成電火）；火演變而生以味為德的水（氫原子和氧原子在高溫高壓下燃燒形成水）；水演變而生以香為德的地（水中出現各種元素，發生反應成為岩石、土地），地上生長萬物。這一演變順序過程，與現代科學關於宇宙地球起源的研究成果基本吻合。

為萬夫所指的婆羅門教種姓制度，其實在當時的印度社會有其進步意義，這是以制度化的形式來保護擁有智慧的精英階層的有益嘗試。婆羅門是智者、祭司，讓這一當時稀有的知識階層得到社會尊崇的特權，比各階層普遍貧困愚昧要好得多。四種姓中，婆羅門以智慧決定地位，剎帝利以勇武，吠舍以財富，首陀羅以年齡，承認差別，各安其位，比不切實際空喊平等對社會發展有益。婆羅門是那個時代知識智慧的擁有者和傳承者，以信仰和法律形式對其給以最高尊崇，遠好過崇拜勇力和財富，這是古代印度文明第一個過人之處。不能以現代的眼光苛責古人。

當然，過多的權利並不必然帶來智慧，還會導致腐敗無能。如果是一個愚蠢的婆羅門，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終會為人們所拋棄，就像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擁有諸多特權的士族階層被歷史無情拋棄一樣。問題是，今日婆羅門出身者在印度社會仍普遍有崇高地位，只能以這些人較好繼承了傳統智慧來解釋。

再回到中國，唐代以中國化的佛教禪宗興起為思想史上的大事。而禪宗乃至整個佛教隨著唐王朝的滅亡亦走向衰落，從此輝煌不再。這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宗教思想的傳播，好的教義不是第一位的，首要在於教團的組織和傳教者的才幹、熱忱。唐宋以來，科舉取士逐漸全面推行，天下英雄盡入帝王轂中，原本就過於關注現實生活的中國人，追逐現實名利的熱情遠高於青燈古廟的誘惑，佛教教團在與世俗政權爭奪人才的過程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唐以後，第一流人才很少進入僧團。而禪宗作為一種主要用以個人修習的智慧學說，需要一定的知識文化儲備方能解其真意，在下層百姓中的影響有限。逐漸成為全民宗教的佛教，為了現實生存發展需要，則不得不引入敬拜佛像、舉行法會等形式主義的東西吸引取悅普通信眾，佛教明心見性的本來宗旨出現嚴重偏差，知識階層甚或以愚昧迷信視之，反過來影響其在社會上層的生命力。

時代精神中一定包含了信仰的力量。漢代前期是黃老，後來是儒家，為社會人生注入了強大精神動力，才有了張騫的出使西域，有了霍去病的長驅匈奴三千里，然而儒家思想自身存在嚴重局限，與政權結合後越來越成為壓迫人民的工具，無力解決人們的信仰危機。問題在漢代後期已十分嚴重，社會普遍期盼變革，因無新思想整合統一人心，終至天下大亂。

經魏晉南北朝長期戰亂，各方合力迎來佛教，為中華文化注入活潑潑的新思想。佛道思想武裝起來的唐代漢人，玄奘、王勃、駱賓王、陳子昂、李白、岑參、惠能等，一個個精氣神十足，特立獨行，敢為天下先，與後世皇權壓迫下日益猥瑣的中國人存在明顯的氣質差異宋代人是風雅的，但已缺乏漢唐人的豪邁、超拔精神，明顯陽剛之氣不足。這是時代的局限，更與佛教在中國的整體衰落相關聯。宋明理學的復興，不足以應付時變，反而全面走向內省封閉。缺乏先進思想武器的宋人，少了陽剛之氣，精氣神不足，儘管在經濟上、技術上已達全球最先進程度，卻先敗於遼、西夏，再敗於金，最終為落後野蠻的蒙古人滅國，淪為地位最低的屈辱的被征服者。

儒學主要為修身養性的學問，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均沒有達到一流哲學的高深明晰，復興儒學顯然不是中國文化的出路。探求佛祖本意，復興佛學，實現人的解放，心靈的革命，可能是人類社會未來的共同出路。

佛陀是哲學家，是聖人，佛家學說是革命的學說，是和平的學說，是解放心靈的學說。引用美國學者《歷史的教訓》的句子做結吧：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對心靈的啟蒙和個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個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學家和聖人。

救人救世，舍佛豈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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