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在不朽的事業中完善人生

中國出版集團黨組書記王濤曾主政商務，對商務的文脈精髓有著更深切的體悟，對菊生先生的文化志業與人格精神有著更深沉的情思。本文即為王濤同志為商務120周年所作，希冀對當代的中國出版人和出版業有所裨益與參鑒。

張元濟先生，字菊生，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無與倫比的聖人。他在出版這一不朽的事業中知行完備，至善至德，厥功尤偉，是有限世界中的無限存在。時逢商務印書館120歲生日，我們不由得再次向他致以特別而又真摯的禮敬！

菊生先生七十壽辰時，以胡適領銜，蔡元培、王雲五等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大家名流一起發起徵集《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在《啟》中有一段經受了歷史檢驗的評價：「張先生是富於新思想的舊學家，也是能踐行新道德的老紳士，他兼有學者和事業家特長。他早年就敝屐虛榮，致力文化業，服勞工所不能服的勞，不計成敗，不顧毀譽。三十餘年如一日，所以能把一個小印刷店提到全國第一個出版家的地位。」菊生先生是一個關於道德、人格和事業的豐富寶藏，不斷地向菊生先生學習，汲取不竭的精神滋養，是一個有志於出版及文化事業的人之必修課。

壹

菊生先生1867年生於浙江海鹽的名門望族、書香世家。他曾中進士、點翰林，在「戊戌變法」時已有「維新救時之才」的聲譽。變法失敗後，他對官場極度失望，以「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為志向，加盟商務印書館，傾盡全力將其鍛造成一個偉大的文化企業，在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轉型至為重要的時期，做出了許多開創性、不可替代性的傑出貢獻。菊生先生是那一代中國傑出知識分子中的傑出代表。

菊生先生是一個人格與道德全方位高尚的人。他沒有任何學究式或道德上的盛氣凌人，他是那樣的真誠，渾然如孩童，以致許多與他交往過的人以及後世許多仰慕他人格的人都覺得，自己身上那種目光短淺的真誠與他的真誠相比，簡直不能算是真誠了。在菊生先生身上，真誠得更深刻、更無俗氣、更顯出清靈。在「百日維新」中，菊生先生並不是那種特別激進的維新派，或許也正是由於這一點，他才倖免被綁赴菜市口問斬。慈禧太后下諭旨：「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工部員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張元濟均著革職，永不敘用」。王錫蕃、李岳瑞早已經成為歷史的遺迹，如若不因為與菊生先生同列朝廷處分決定，我們已經無由得識他們。先生當時僅32歲，如此人生劫難，卻成了他展示仁人襟抱和情懷的際遇。他在危難時曾作詩一首：「滿朝鉤黨任株連，有罪難逃心自安；分作纍囚候明詔，敢虛晨夕誤衙班。」當時，守舊派的領袖崇禮兼任總署衙門的堂官，菊生先生偏偏每日依舊早到晚退，其意讓崇禮可以隨時在部里捕拿，為的是不要驚擾了家中的老母。可謂視死如歸，瀟洒得很。李鴻章曾在他最困頓的時候，托盛宣懷安排先生到南洋公學襄辦翻譯事宜。李中堂在得知先生任職南洋公學後，寫了一封意味深長的信：「近聞從事譯局，滬上華譯館轂，又喜密還珂鄉，得奉高堂之飲，兼修名山之業，讀書養志，藏器俟時，自有千秋。」正是李鴻章的慧眼，為中國保留了這曠世的人才。

菊生先生主持南洋公學後僅三年的1901年，做出了一個讓士林愕然的決定。他辭去了令人艷羨的公職，轉而加盟一個在當時還僅是手工作坊的商務印書館。如果穿越到當下，菊生先生相當於辭去了上海交通大學校長甚至更高級的職務，轉而到一個鄉鎮企業去當一個合伙人。我們必須對菊生先生加入商務的時代背景有真切的認識，那是一個無論在社會輿論和學校教育中，都把商業精神當作是不名譽的，把賺取利潤看作是不道德的社會。菊生先生的選擇，實為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所不解和不屑。

菊生先生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是時勢倒逼出來的。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勢呢？鄧實在《國學的歷史》中有深刻的描述：「中國自古以來，亡國之禍疊見，均國亡而學存。至於今日，則國未亡而學先亡。」「是則學亡之國，其國必亡，欲謀保國，必先保學。」菊生先生是當時中國少有的大大地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深知中華文化的根基受到的破壞是前所未有的，傳統的文化式樣已經無法與新式的傳播手段相抗衡。他選擇加盟一個手工作坊，看中的正是那用機器印刷、用現代手段營銷書籍對社會轉型的潛在功效。

菊生先生自作別官場後，就義無反顧，再無游移。1907年，清廷迫於形勢再行新政，許多維新人士不僅平反，即獲重用。先生也先後被外務部、度支部和郵傳部啟用，並委以高位。他都予以堅辭，不曾絲毫猶豫。8月11日，光緒帝下旨：郵傳部「左參議著張元濟補授」，菊生先生即日上書郵傳部，懇請「代奏開缺」，態度堅決，毫無商量餘地。辛亥革命後，菊生先生雖然與于右任、湯壽潛等人率先通電錶示支持，但當湯壽潛邀他出席各省軍政代表會議出仕為官時，即予婉拒：「務乞另選賢能，勿再相督。」此時，北京方面的袁世凱曾有心讓先生入京任學部副大臣，先生即在《申報》刊登《張菊生啟》，謂：「若欲得錢，則取不義之財，孰有如做官之便者？終歲勤勞，僅博硯田之獲，亦十有餘年矣，何一旦改其初態也？」菊生先生一生經歷過五個時代，與每個時代的最高領袖都有接觸，光緒帝、袁世凱、徐世昌和蔣介石都無法將他延攬，他對他們的評價也不太高。1948年，他被公推為中央研究院第一位院士，成立大會上他第一個講演，當著國民政府的黨政大員，菊生先生大聲疾呼停止內戰，「我們要保全我們的國家，要和平，我們要復興我們的民族，要和平，我們要為國家為民族研究各種的學術，更要和平。」以致胡適會後對先生苦笑著說：「先生的發言太煞風景」，對此，先生笑而不答。可新中國成立後，他與毛澤東主席同游天壇，並以詩信往來相交。在第一屆全國政協會的討論中先生說：「多說空話無益，我們唯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埋頭苦幹，奮發圖強。也有人說，共產黨來了後，我們的生活苦了。要知道這苦是幾百年，尤其是近百年來所積累的，並不是共產黨帶來的苦。」其後又欣然出任上海市首任文史館館長。我們對他站立時代潮頭的睿智和眼光由衷地敬佩。

貳

人類在理性探索中永遠無法迴避的困境在於，理性探索的無限性與個體生命的有限性之間始終存在矛盾。東西方的思想家們在軸心時代不約而同地意識到了這一點。莊子講過：「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古羅馬哲學家塞內加在《論生命之短暫》中說：「在所有的人中，只有那些把時間用於研究哲學的人是真正自由自在的，只有他們算是活著的。」康德多次對人類個體的理性認識與人類作為有機體的認識運動之間那不可調和的矛盾深以為憾。在這與無限與有限之間，需要一個中介，出版就是這樣的中介。一本本書籍就如無限理性鏈條上的環節，把由短暫生命產生的偉大思想串接起來，使人類得以向著無限的理性探索不斷地逼近。

以菊生先生為精神領袖的商務印書館在一百多年的發展中，對中國社會的轉型，真正起到了當之無愧的中介作用。它所貢獻最大者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編寫新式中小學教材和各類工具書，把掃盲作為我們民族復興最基礎性的工作。雖然是有著數千年的文明史，但深入到歷史現象下的本質之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文化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不過是文人墨客間的唱和文化，在一個以文盲為主體的國家，文化對這個國家的進步不可能起任何實質性的推動作用。中國的封建社會結構的高穩定態就緣於此。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掃盲都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轉型含金量最高的工程。二是引進西學。在獨尊儒術、皇權至上的中國，中國知識分子由於視野和格局所致，其實仍然不過是識字的精神文盲而已。賀麟曾經有過這樣的感嘆：「西洋哲學之傳播到中國來實在太晚！」當中國遇到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許多識字的精神文盲就如同在戈壁中行進的旅人，當行至一個十字路口，才發覺自己已經走錯了方向，退回已無可能，前進更無把握。為他們「掃盲」，與為普通民眾掃盲的意義相等。在菊生先生的主持下，以出版嚴復的《天演論》為發端，大量迻譯西方學術名著，使中國的知識界茅塞洞開，相見恨晚，意義非凡。魯迅曾生動地記錄了《天演論》給他帶來的精神震撼：「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裡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胡適也說：「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淘汰』、『天擇』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胡適為自己名字特地選了「適」字，足見風氣之盛烈。

菊生先生將出版作為他一生不朽的事業，是出於對出版在民族自立和文化復興中浚瀹國人神智，育化新型國民作用的深刻認識。他曾在給盛宣懷的信中談到：「國民教育之旨既是盡人皆學，所學亦無取高深，但求能知今世界所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於地球之上，否則未有不為人奴，不就消滅者也。」他從圖存保種的急迫中，從民族文化復興的艱難中，獨具慧眼地看到了出版業不可替代的作用，遂發下了「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的宏願。我想他一定是敏銳而又痛楚地意識到，中國這個文明古國的落伍，並不是近世的事情，在理與器的層面從有宋以來就早已落伍。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中，雖然造紙術與活字印刷術都與出版有關，但這兩項發明並沒有對出版業本身以及社會進步產生實際的功效。蔡倫的造紙術既無配方傳世，也無實物留存；畢昇的活字印刷既無工藝流程，也無技術標準。與谷登堡發明可以工業化生產的印刷技術催生了歐洲文藝復興相比，中國在此之前的歷史中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書籍；沒有真正地對社會進步起催生和推動作用的出版業。中國是名符其實的文明古國，到晚清末年，出版先輩們為我們留下了八萬卷古籍，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所有現存或是已經消亡的文明都不曾有過的榮耀。這幾成中國文化史的常識，但菊生先生卻從這常識中，看到了金玉遮掩著的尷尬。他曾坦陳，中國四萬萬人，只有四十萬人受過教育，受過教育的人也就是學過八股文，對世界大勢、科學知識所知寥寥。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要亡。無獨有偶，梁啟超也曾談及，中國四萬萬人中，當時識字的只有四萬人，一萬人中只有一個，談何民權。張、梁二公引用數據在統計學意義上的差別，絲毫不影響他們所論及問題的真實和嚴峻。一個沒有書籍、沒有閱讀的國家，就只能是菊生先生當時所目睹的那樣混亂不堪受，悲慘不忍睹，不可能是別的什麼樣子。在那個時期的中國俊彥中，只有菊生先生對出版在「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根源性作用感悟和體認得最深、最透，他一生的功德的動力皆源於此。人一旦意識到自己的使命所在，生命的能量就會爆發，並激活在尋常情況下處於隱匿狀態的生命的要素，頓時使生命與生活都璀璨得與眾不同。菊生先生正是這樣被激活了所有生命要素的聖人，達到了孟子所說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境界。他屬於這樣一種人，遇到的挑戰越嚴峻，所做出的反應就越超出人們的想像。

菊生先生做出版，立意和格局是極其高遠的。在那樣的動蕩年代，輯校整理古籍，鉤沉、探尋、保存中華文化的命脈。他花巨資四處搜尋古籍刻本，一時得不到同仁的認可，有的股東稱這是他「徇一人之嗜好」，文弱的先生為此竟然聲厲拍案。他以獨具的慧眼和現代出版的運作，堅持出版《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續古逸叢書》等重大古籍整理工程，既獲得了極高的學術聲譽，也帶來極高的利潤回報。文以載道的千年傳承，到菊生先生這裡有了新的境界。文化如果不與市場法則相結合，就稱不上是現代文化，這個「文」已經擔承不了「載道」的責任了。文化如果不能實現真正的大眾傳播，就永遠無法對社會進步產生實質性的推動作用。

《華英初階》《華英進階》（1898）《華英初階》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第一本書，第一部中英文對照排版印刷的英語教科書

叄

菊生先生的功與德，應該屬於什麼範疇呢？康德將人類的全部知識與學問納入了真、善、美三大範疇之中，並用著名的三大批判來加以闡釋。其中，《實踐理性批判》考察的是至善問題。康德認為，人不應該只尋求世俗的快樂，而應該遵循道德行為準則，努力實現人格的尊嚴和崇高。康德說過：「意志自律是一切道德和與之相符的義務的唯一原則；反之，任意的一切他律不僅根本不建立任何責任，反倒與責任的原則和意志的德性相對立。」縱觀菊生先生的一生，在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國建立這段中華民族歷史中會以其波瀾壯闊、波詭雲譎和艱難困苦而載入史冊的時期，他應時勢、遵道德、好公義、守素樸，在出版文化界做出了無人可以比肩的巨大貢獻。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就是緣於他對使命與尊嚴的體認和踐行，菊生先生就是一個有著強烈意志自律的聖賢式的人物。他的人生是由強烈的使命感和意志力鑄成的。百折不撓、遒勁奔放的生命力，精神上的創造力和人格上的征服力是屬於菊生先生的。

1932年被日軍炸毀的商務印書館上海總館

1932年1月29日，日軍飛機連續向位於寶山中路的商務印書館總館投下六枚燃燒彈，焚余的紙灰飛達數十里外。次日，日軍又來，總館幾近毀盡。3日後，日本浪人又闖入東方圖書館縱火，直到傍晚，一座巍峨璀璨的五層大樓焚毀一空。灰燼與紙片隨之衝天而起，飄滿上海的天空，向國人控訴那野蠻至極、毫無國格可言的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日酋海軍陸戰隊司令鹽澤幸一說：「燒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復。」2009年，當溫總理視察商務印書館的時候，我把這句話講給總理聽，總理佇立在商務印書館被炸毀的照片前，沉默良久，然後說了一句讓我難以忘懷的話：「文化對一個國家的作用，有的時候敵人比我們自己看得還要清楚一些。」在人類文化史上，凡是以毀壞書籍為目的的事件都是臭名昭著的。1453年5月29日，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終於被奧斯曼的土耳其人攻佔。茨威格曾痛心疾首地寫道：「奧斯曼土耳其官兵在大肆搶劫的同時又進行了最野蠻的毫無人性的破壞。十字軍在進行差不多同樣可怕的洗劫時殘留下來的一些寶貴的聖徒遺物和藝術品被這一群瘋狂的勝利者又砸、又撕、又搗，弄得七零八落。那些珍貴的繪畫被燒毀了，最傑出的雕塑被敲碎了，凝聚了幾千年的智慧，保存著希臘人的思想和詩歌的不朽財富——書籍被焚毀或者被漫不經心地扔掉了，從此永遠消失。人類將永遠不會完全知道，在那命運攸關的時刻，那扇敞開的凱爾卡門帶來了什麼樣的災難；人類將永遠不會完全知道，在洗劫羅馬、亞里山大曆亞和拜占庭時，人類的精神世界失去了多少財富。」這樣痛心疾首的悲愴發問，同樣要向那些日本人提出！

菊生先生最為悲憤的是：「工廠機器、設備都可以重修，唯獨我數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幾十萬冊書籍，今日毀於敵人炮火，是無從復得，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這也可算是我的罪過，如果我不將這五十多萬冊搜購起來、集中保存在圖書館中，讓它仍散存在全國各地，豈不可避免這場浩劫！」面對此大難，先生慨然出任善後特別委員會的委員長，當時的心境，正如他給胡適的信中所言：「商務印書館誠如來書，未必不可恢復。平地尚可為山，況所覆者猶不止於一簣。設竟從此澌滅，未免太為日本人所輕。」傲慢是人類最根本的敗壞，菊生先生從廢墟中看到了日本人那淺薄的傲慢，決意不為他們所輕，這是一種堅強的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本體，世界上從來沒有意志所不能達到的時空。當菊生先生拄杖站立在滾滾濃煙前時，以「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為號召時，他那瘦弱身軀里所蘊藉著的強大意志力足以讓那些刻意摧毀中華文化的人成為了一群屑小。

《中華民族的人格》：商務在1932年被毀之後，張元濟識破日本人以毀滅文化以摧毀國人意志的險惡用心，提出「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的口號，並編撰《中華民族的人格》一書勉勵國人。

一則軼事很能表明菊生先生的人格風範。1927年10月17日晚，菊生先生在其家中被綁架。綁匪開價20萬銀洋。先生的確是那種「每臨大事有靜氣」的聖人。他在給家中的信中賦詩兩首，其一謂：「豈少白裘兼社夏，其如生計遇艱難；笑余粗免饑寒輩，也作錢神一例看。」先生在被關押期間，始終泰然處之，還為綁匪開方治病，綁匪也看到先生的內衣竟有破洞，始相信他並非劣紳。最後，家人在變賣家產交納一萬元贖金後，先生得以安全回家。先生在致丁文江的信中說：「人言此是綠林客，我當饑民一例看。」古今中外的聖賢都首肯並踐行著仁愛與同情的精神，這種精神轉化為這樣一種觀念：值得尊敬的不是吃喝玩樂的富人，而是貧窮、衰傷的人們，應當給予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更多的關愛與理解。這是浸透在先生的血脈之中的。在菊老身上，切實地體現了一種超越，即對自私自利的局限性的超越，正是這種超越帶給他比物慾更深刻的滿足和愜意。

菊生先生與王雲五先生是商務的兩大巨擘，他們的關係，可以說是聖賢合璧，近現代文化史的一段佳話。菊生先生充滿理想，是逐利世界罕有的清雅之士，有著傳統文化人固有的堅守；雲五先生是經營高手，是新舊轉型不可多得的經營和管理強人。菊生先生一生清貧，述而不作；雲五先生榮華富貴，著作等身。1945年光復之後，雲五先生將參與國政視作六十人生新的起點，堅辭商務印書館總經理職務。無論菊生先生如何勸勉，終無法將這個文化高人留在屬於他自己的舞台上。雲五先生其後出任國民政府高級職務，特別是在任財政部長期間，推行幣制改革，以金圓券代替法幣失敗，被彈劾下台。到台灣之後，他由於政壇失意，又再次出任台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臨終前，奮力執筆，為菊生先生的《涉園序跋集錄》寫跋文，再續了張、王二公在文化史上的傳奇。2012年，筆者在訪問台灣期間，專程去台北陽明山雲五先生墓前焚香致敬，時任台灣商務印書館副董事長、八十多歲的施嘉明老人得知此事，激動得老淚縱橫，晚上竟不顧高齡，豪飲金門高粱，百年商務情盡在酒中矣！

1914年，菊生先生曾親書家訓：「吾家張氏，世業耕讀；願我子孫，善守勿替；匪學何立，匪書何習；繼之以勤，聖賢可及。」他是真正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中國式文化人的典範。菊生先生九十大壽時，曾自撰一份輓聯：「好副臭皮囊，為你忙著過九十年，而今卻要交卸了；這般新世界，縱我活不到一百歲，及身己見太平來。」這幽默中蘊藉著曠達，欣慰中包含著期許，菊生先生所具有的人格境界和魅力，足以讓後世人們長久地敬仰。

王濤

中國出版集團公司

黨組書記

轉自「中國出版傳媒商報」微信公眾號（zgcbcmsb），騰訊文化合作媒體，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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