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奴婢地位

封建社會，是階級，等級分明的社會，唐朝也不例外。唐朝的等級大致可以分為」良」、」賤」兩種。」良」主要是官吏，編戶齊民。」賤」指奴婢，官戶、部曲等。兩者之間么是雜戶，工戶，樂戶。

唐朝的奴婢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是人非人，是畜非畜。

來源：

戰俘： 「 ( 突厥 ) 貴族子弟陷為唐奴···女子降作唐婢」 。唐太宗攻高麗」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

買賣：唐朝奴婢的買賣主要是在國內各地市場上及民間交易。 對於正常的奴婢買賣，唐政府在法律上制定了詳細的律令予以保護。奴婢與牛馬同在 「口馬行」 中買賣，官方有統一的市估價公布。凡交易的奴婢必須是原為奴婢身份或為「家生奴」 者， 必須經」過賤」 、 「立券」 等手續。相比較而言，唐朝對良人身份變為奴婢身份，控制極為嚴格，對私自將良人掠買為奴者，處罰極重 : 「諸掠人、 掠買人為奴婢者，絞 ; 為部曲者，流三千里。 」。對於以誘騙、 錯認、 妄認等方式將良人壓為奴婢者，分別科以不同的嚴刑，被壓良人可以到官府申訴控告。象羅馬法規定的那樣，自由人隨意自由賣身為奴是不允許的。

小農破產：唐律亦明確禁止因負債淪為奴婢。唐律規定 : 「諸妄以良人為奴婢用質債者，各減自相賣罪三等 ; 知情而取者，又減一等，仍計佣以當債直。 」。法律雖如此規定，但由於小農經濟的脆弱性及土地兼并的客觀規律、 契約租佃制的不盡發展，唐以前小農因債務而破產淪為奴婢的現象是相當嚴重的。

罪籍：西周罪人 「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稿」，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 。在唐代此制尚存，因罪被籍沒為奴婢者甚多。中國古代、包括唐代，籍沒罪人為奴婢，主要是具有政治上的意義，其經濟意義是次要的。

都官郎中負責 「簿錄俘囚」 之事。 「簿錄」 之後的 「入鈔之俘，歸於司農。宗室權貴使用官奴婢大多從司農寺直接領取。

地位：

《唐律疏議》 中多處明確規定 : 「奴婢畜產，類同資財。 」、「奴婢賤人，律比畜產。 」、 「生產藩息者，謂婢產子、 馬生駒之類。 「 「其奴婢同於資財，不同緣坐免法。「奴婢同資財，故不別言。 」、「奴婢既同資財，即合由主處分。」、「奴婢比之資財，諸條多不同良人。 」可見奴婢是當做畜生一般的資產，並不是一個獨立的人來看待的。

但是國家的戶口登記中，奴婢與良人登記在一起，唐代的戶籍需記載奴婢的名字，性別，年齡，相關親戚，州、縣也要對奴婢分門別類的記錄在案。畜生是不需要這般登基的，所以有點像人。

婚姻：

唐代的奴婢，法律上明確規定他們只能 「同類相婚」 「同色為婚」，「 男女既成，齊從其類而配偶之」「，即奴只能與婢為婚，所生子女只能繼承父母的賤人身份，非經主人許可及政府赦免，身份不得改變。對於奴婢與良人的婚配，唐政府嚴加禁止，」諸與奴娶良人女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減一等，離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 ; 因而上籍為婢者，流三千里。疏議曰 : 人各有耦，色類須同。良賤既殊， 何宜配合。 「由於 「同類相婚」， 賤人後代只能為賤人，這就使唐朝能夠保證賤人一直有著較穩定的來源，維持了賤人制的長期存在。

《唐律疏議》規定」人各有耦」，」良人奸官私婢者，九十。」 對於女婢的婚配有一定程度的保護，其實非常有限。

而且奴婢的結合，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婚姻。因為奴婢的婚配與否，與何人婚配，何時婚配，婚配後所生子女，奴婢都沒有絲毫的權利，完全由奴婢主人決定。在奴婢主人們看來，奴婢們的結合類似於牲畜的配合，他們的生育完全是主人增加勞動力的需要，即唐律所言 : 「生產蕃息者，謂婢產子，馬生駒之類。」在唐律 《廄庫律》「驗畜產不實」 律文下，疏議規定 : 「若驗奴婢不實者，亦同驗畜產之法。」 在 《名例律》 「諸以贓入罪」 條下，疏議規定，良人與贓婢所產育子女，」不合從良，止是生產蕃息，依律隨母還主。」可見奴婢的婚配並非正常人的婚姻關係，不過是為主人 「生產蕃息」 新的奴婢而已，

法律規定奴婢犯反逆之罪，其所謂親屬不受連坐，表明其親屬關係不為法律所認可。此外，主人可以將奴之妻、女任意收為妾，可以隨時姦淫玩弄，不受法律任何限制。可以隨意將奴婢夫妻拆散出賣、轉送，在這種所謂婚姻下，良人那種法定意義上的家庭是不存在的，家族權更是談不到的。另外，中古時期的奴婢沒有姓氏，而在中國古代，取得姓氏權及姓氏在子孫後代中的延續，是繼血統、承祭祀、 區別血緣繼承關係的基礎，唐代奴婢連取得姓氏的起碼權力都沒有，遑論家族權之類。

生死權：

第一，唐代奴婢主人有變相處死奴婢權利。唐律雖規定 : 「奴婢賤隸，雖各有主，至於殺戮，宜有稟承。」，但實際上法律又規定 : 「諸主毆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殺者，加一等，其有愆犯決罰致死，及過失殺者，各勿論。」，此律文雖是針對部曲的規定， 但決罰部曲致死尚且無罪，決罰身份更低一級的奴婢致死，更不會有什麼罪過。在另一處，唐律則明確規定 : 「其有過失殺緦麻以上部曲、 奴婢者，各無罪。 「

實際上主人決罰打死奴婢在多數情況下都是不難找到奴婢 「愆犯」 的。他們隨時可以 「決罰致死」 或以 「過失」 殺奴婢為自己開脫罪責。另外，唐律在「盜及傷人者」 條下還規定 : 「殺一家三人為不道。注云 :殺部曲奴婢者非」，明確將部曲奴婢排除在 「人」 之外。對於享有 「八議」 特權的達官貴人功臣等來說，由於享有司法上的特權，他們實際上可以恣意虐殺奴婢而不必擔心法律上的懲處。

第二，唐代故殺奴婢所受處罰極輕，其處罰尚不如盜殺馬牛者。唐律規定 : 「諸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殺者，徒一年。」，而 「若盜官私馬牛而殺者，徒二年半」。殺有罪奴婢與盜殺馬牛， 處刑竟差四級；殺無罪奴婢與盜殺馬牛，處刑則相差三級。人與牲畜處刑相差之大，使人吃驚 : 「殺一無罪奴婢徒僅一年，竟比盜殺馬牛者處罰輕四級

。反之」諸部曲毆傷良人者，加凡人一等 。奴婢又加一等。」「諸部曲奴婢過失殺主者，絞。傷及詈者，流」，即使放免的奴婢， 若罵舊主，按唐律規定，也要徒二年，傷者，絞。可見唐代奴婢地位極為低下。

財產權

在中國的唐代，唐律反映，奴婢原則上也是沒有財產的。奴婢的財產屬於奴婢主人，其本身不擁有財產權。如在《賊盜律》 「掠奴婢」 條下，唐律規定，如果被掠奴婢隨身帶有財產，那麼掠奴婢者除了計其 「掠奴婢」 之罪外，還要計其盜竊罪，因為奴婢「不合有財」，其隨身之財是屬於奴婢主人的，所以掠奴婢有隨身財產者，實際犯下了掠奴婢與盜竊奴婢主人財產的雙重罪。相同條件下，掠良人、部曲有隨身財產者，則掠人者只有掠良人、 部曲之罪，而無盜竊良人、部曲主人之罪。這是因為，良人、 部曲「合有資財」 。其資財屬於良人、 部曲自己而並不屬於他們的主人。

唐律中，即有證明奴婢擁有個人財產的律文。如唐律規定，」部曲奴婢應徵贓贖者，皆征部曲奴婢」，而不征其主人，既然是向奴婢征贓，這說明唐代奴婢有個人財產，否則征贓自贖無從談起。這種個人財產，在一定情況下是與奴婢主人的財產相分離的。但很清楚，奴婢本身尚且「既同資財，既合由主處分」，其所謂私有財產的性質可想而知。所謂奴婢的財產，不過是形式上為奴婢所有而已，是為維持奴婢簡單生活、生產的需要而存在。一旦有必要，主人隨時可以沒收。所以據唐律中奴婢可以擁有私人財產而推斷唐代法定的奴婢已有獨立的個體經濟，已屬半封建性農民是難以成立的。這正象早在北魏的均田制度下，奴婢可以受田，但奴婢所謂的受田，並非為奴婢個人所有，其土地所有權屬於奴婢主人，唐代奴婢擁有個人財產並不能改變其本身屬於其主人財產的性質。

告發權：

唐律規定 : 「諸部曲、 奴婢告主，非謀反、 逆、 叛者，皆絞。」、「日月所照，莫匪王臣。奴婢、部曲，雖屬於主，其主若犯謀反、逆、 叛，即是不臣之人，故許論告。非此三事而告之，皆絞，罪無首從。」

可見除了謀逆，即已非人臣，才可告發。其他一律不得告發主人，這個特例純粹是為了鞏固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而不是為了維護女婢的權益，唐太宗時，一度曾將奴婢告叛逆的權利也取消了，凡奴婢告主，不問何事、真否，一律將告者處死（小李絕對是階級控）。可見奴婢的法律權益的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