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三國》里的英雄是被道德打扮著的歷史英雄？

曾有一位學者說過：歷史就像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女孩。

歷史是過去了的昨天，為了人類今天和明天，人們需要了解自己的昨天。

但是，無論是缺乏有意或無意地保留歷史真實條件的過去，還是已經具有保留歷史真實條件的今天，要想「復原「歷史，並不是一件易事，於是歷史學家們在歷史遺留的種種資料中去「復憶「歷史，政治家們在歷史的遺留中去」選用「 歷史」，文學家們則在歷史的資料和藝術的想像中去再現歷史，歷史果然像一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在歷史學家那裡，她被打扮得樸實無華，甚至不免有幾令人不願目睹的醜小鴨的模樣；在政治家那裡，則是被漂亮的上衣與破爛的書子裹著；在文學家那裡，則被套上了理想得令人忘卻她是一個小女孩的外套，當然，還有一些人也會來打扮歷史，如與政治結合得非常「巧妙」的「歷史學 家」，小女孩將一天一個樣；硬要強調自己的作品就是最好的歷史教材的「文字家」、「藝術家」和「影視編導」，乾脆就把自己縫製的外套當女孩。

我不知道《三國演義》的作家們是如何認定他們的創作的，民間藝人無以再考，羅貫中也沒有說小說以外的話，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卷首有庸愚的序和修髯子的引，二人對這一問題已有不同的看法。

前者認為： 「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仁准《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這是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基本上就是三國的歷史。

後者則不然：「客問余曰： 劉先主、曹操、孫權各據漢地為三國，傳世久矣，復有所謂《三國志通俗演義》者，不幾近於贅乎？余曰： 否。史氏所志，事詳而文古，義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學，展卷間鮮不便思困睡。

故好事者以俗近語隱括成編，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義，因義而興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統必當扶，竊位必當誅；忠孝節義必當師，奸貪諛佞必當去，是是非非，瞭然於心目之下，裨益風教，廣且大焉，何病其贅耶？＇」這是認為小說與正史不同，不僅其語言不同，而且作用也不同，由於作用的不同， 所敘之事也就不同，小說更重於道德教化，在道德教化的要求下，所敘之事也 就必然有所選擇，以便讓讀者和聽眾悟其義而受感動。

到毛宗崗的手上，小說與歷史的區別被明顯地劃分開來，他從文體形式和內容側重方面作了分析，認為《三國演義》不同於分國分人而書的，不同於依經而立、各段獨立的《國語》，也不同於國事多煩、不能貫串的《三國志》，而有自己的總成一篇、首尾連貫的寫法；又不同於誕而不經的 《西遊記》和無中生有的《水滸傳》，而是真而可考、獨具匠心。毛氏用大量的筆墨論述了《巴國演義》的藝術創作手法，明確了這不是一部史書，而是一部歷史小說。因此，毛氏修飾過的《三國演義》也就比羅貫中的原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又好讀多了。

在那個時候，在文史不分或曰文史分不清的傳統觀念里，能把打扮了的歷史和歷史的「復原」區分得如此，已是不易。

歷史小說是被用理想打扮了的歷史！

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裡，歷史小說更是被倫理的理想一道德打扮了的歷史， 作為歷史小說中主體的人物當然是塗抹了理想油彩的人物，《三國演義》中的英雄們塗的理想油彩是傳統道德型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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