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對》的怪圈

說諸葛亮是個英雄，這一點沒有人會懷疑；說英雄也經常會犯錯誤，諸葛亮並不例外，這一點同樣有人相信。千百年來評騭諸葛亮功過得失的文章、言論不知幾何，其中直言不諱批評諸葛亮缺點失誤的亦不在少數，這種情況早在魏晉時代便已開始，如《三國志》一書作者陳壽就不客氣地指出，諸葛亮「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並說諸葛亮的北伐中原純粹是「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云云。然而它們多糾纏於一些細枝、末節，局限於講他軍事指揮水平不高，用兵過於謹慎膽小，用人不免摻雜個人感情因素，事必躬親以致沒有及時培養好接班人等等，卻放過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即諸葛亮的戰略思想從一開始就發生了失誤，《隆中對》並不像論者所普遍認為的那樣，是什麼古代戰略預測和運籌思想的典範之作，是傑出軍事智慧的集中體現。恰恰相反，它的基本戰略方針乃建立在虛幻、空想的沙灘上面，即戰略籌劃的前提本身就是錯誤或說是不存在的，故爾在實際操作中註定要碰壁的，正是它構成了諸葛亮一生悲劇命運的怪圈，不論諸葛亮怎麼拚搏，結果仍是跳不出這個怪圈，「有意栽花花不發」，「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只好讓後人一掬同情之淚：「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甫 《蜀相》）

《隆中對》的核心，是建議處於多極競爭中弱勢地位的劉備集團，乘天下動蕩混亂之際，玩弄厚黑手段，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從劉表，劉璋等人的手中，奪取戰略要地荊、益兩州，同時避免過早地和強敵直接碰撞，「跨有荊、益，嚴其險阻」。在此基礎上調整好各種關係，坐大實力，為逐鹿中原準備條件，「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內修政理，外結好孫權」。然後等到「天下有變」，時機成熟後，再分別以荊、益兩州為基地兵分兩路，進擊中原，消滅曹操勢力，實現所謂「復興漢室」的戰略目標，「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從邏輯上看，這個著名的戰略構想絲絲入扣，天衣無縫，它既有全面具體的戰略預測和分析；又有明確無誤的戰略目標和任務，內容充實的戰略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更有執行戰略方針，實現戰略目標的基本戰略措施，真的是沒有不料想到的，沒有不安排好的。無怪乎，古往今來，會有那麼多的人對它頂禮膜拜，盡揀最動聽的言辭讚美它！「孔明創蜀，決沈機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將帥之弘規也！」 (王叡:《將略論》)

可是，常識告訴人們，最完美的東西往往是最虛假的，完美（《孫子兵法》中稱之為「全」）無疑是一種美好的事物，然而正因為它太美好了，太高尚了，故爾只能是「夢中情人」，變得可遇而不可求，在戰略上，如果處處求全，事事求備，就會不分主次，面面俱到，「眉毛鬍子一把抓」，結果顧此失彼，進退難容，雞飛蛋打，兩頭落空，正如《孫子兵法》所講的「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總之一句話，追求十全十美，結果常常是事與願違。《隆中對》的弊病，同樣恰恰在於它的完美，從而成為一廂情願，在實際活動中根本行不通的戰略假設。

這中間的關鍵，在於諸葛亮所設想的劉備集團既要「跨有荊、益」兩州又要「外結好孫權」兩者之間的水火不相兼容。荊州北靠漢、沔兩水，南毗鄰華南，東與吳郡和會稽郡相連，西和巴蜀地區相通，自古以來便是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誰控制了這一戰略要地，誰就可以四通八達，進退自如，攻守皆宜。利益之攸關，使得誰也不肯放棄佔有它的企圖。不但曹操方面要前來爭奪，而且江東的孫權也不會眼睜睜地看著這塊地盤落到劉備的手中。這樣的形勢，決定了蜀漢要在保有荊州的前提之下，維繫和東吳的聯盟關係，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這就好比一個人借了人家的巨款不還，還要同對方講友誼，套近乎，做好朋友的願望註定要落空的情況一樣。所以，只要劉備一天賴在荊州不走，孫權就會跟他沒完沒了，雙方聯盟破裂，兵戎相見，大打出手乃是絕對無法避免的事情。在這個棘手問題面前，不但關羽這樣的武將計無所出，就是智慧超群的諸葛亮本人也將束手無策。畢竟在現實中魚與熊掌實難兼得，誰都不是容易被算計的傻瓜！

一旦孫劉兩家鬧翻臉孔兵戎相見，不僅「外結好孫權」的願望要徹底破滅，曹操集團可以從中大漁其利；而且從實力和地理形勢等綜合條件來看，輸家也肯定是劉備一方。因為從實力上講，劉備勢力與「立國已三世」的孫權政權相比，處於相對劣勢的地位，實力不逮，在戰爭中自然只能佔下風。從地理形勢來說，荊、益兩州中間隔著大巴山、巫山，交通極為不便，戰事甫起，兩大戰區孤立分割，首尾遙隔，相互間難以支援；而荊州和孫權盤據的揚州，在地理格局上則聯成一片，形成相對完整的吳、楚地區，可以做到進退自如，配合默契。從這個意義上看，地理形勢也是有利於孫權而不利於劉備。與兵要地理條件的不利相聯繫，劉備集團本來兵力有限，而「跨有荊益」，實際上是將有限的兵力再加以分散，這誠屬用兵之大忌。毛澤東指出：「其始誤於《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敗」（《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106頁），一語道破了其中的癥結。戰局的發展果然證明了這一點，經過江陵之戰和彝陵之戰，孫權不僅一舉剷除劉備勢力的頭號大將關公，輕輕鬆鬆地從劉備手中奪回了荊州，而且還徹底挫敗了劉備重占荊州的企圖，贏得了荊州爭奪戰的最終勝利。

蜀漢勢力「委棄荊州，退入巴蜀」之後，要再北伐中原，完成統一也就失去了基本的條件，這也意味著《隆中對》的戰略目標從此變成了水中之月，鏡里之花。因為巴蜀畢竟是出入不易、偏居一隅的「獨守之國」，用於自守，尚勉強可行，用於進攻則實難思議。這一點古人早就有論說，且是言之成理：「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擊，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安，猶且不給，而何以制中原哉。」（蘇詢《嘉祐集》卷三《權書》）它的局促與閉塞，決定了蜀漢的人力、物力處於劣勢。用張儼《默記》的話說，就是「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指曹魏），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這一現實，聰明睿智如諸葛亮者當然也心中明白：「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前出師表》）而其主要對手曹魏，卻佔有壓倒性的優勢，「據天下十倍之地」，「據牢城，擁精銳」，真可謂是「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更為不幸的是，諸葛亮所面臨的敵方統帥，恰恰又是同樣具有雄才大略的司馬懿，「所與對敵，或值人傑」。諸葛亮軍事指揮能力上也有欠缺的地方，「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客觀形勢的不利，所遇對手的強悍加上自身指揮水平的局限，使得諸葛亮的北伐之舉雷聲大雨點小，只開花不結果，「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距離《隆中對》的戰略目標是越來越遠。

既然《隆中對》戰略目標和戰略措施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跨有荊益」和「外結好孫權」兩者之間是永遠無法接軌的敗筆，那麼它就是一個無法用具體行動來證實的怪圈，是一座沒有實際使用價值的空中樓閣。脫離實際的理想，便是幻想；不能實現的計劃，等於空談；無法成功的戰略，實屬擺設。諸葛亮走不出《隆中對》的怪圈，這意味著諸葛亮自己終結了《隆中對》的前途。這雖然令人遺憾，但是卻教人信服。

可見，《隆中對》不但不是諸葛亮的光榮和驕傲，相反它倒是諸葛亮人生追求中的一大敗筆。杜甫稱頌諸葛亮「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詠懷古迹》其五），這作為同情之辭，可以理解；但作為篤評之論，當屬臆度。

當然，《隆中對》的不足，並不有損於諸葛亮的形象。在人們的眼裡，諸葛亮的人格始終是極其偉大的，這種偉大，集中體現為崇高之美，悲情英雄，即諸葛亮勇於向悲劇性命運挑戰，是不計成敗、知難而進、鍥而不捨、捨生就義、臨危不懼、九死不悔等高尚道德情操的化身。用他自己的話講，便是「鞠躬儘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裴氏以此表出《默記》）。大家熱愛他，崇敬他，主要不是沖著他的功業去的（歷史上比他功業顯赫的人多得去了，他同時代的曹操論事功就遠遠超過了他），而更多的是出於對他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英雄人格與獻身精神的仰慕和嚮往，即所謂「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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