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將走向「熊皮特式」增長新模式

作者語

當前，肇始於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尚未見底，世界經濟亟待走出低迷；中國經濟經過三十餘年的超高速發展，也步入了調結構、穩增長和供給側改革的「新常態」。在世界經濟周期轉換，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關口期，我們如何尋找新動力，如何克服各類風險，且看滬上經濟學家問診經濟大勢。

原文：《尋找新動力：滬上經濟學家問診經濟大勢》

本報記者 汪仲啟

服務業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引擎

記者：目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升級已經進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階段，轉型升級實際上要求我們主動放棄一些「舊動力」，而維持相對高速度的增長則要求我們開拓強勁有力的「新動力」，在您看來，哪些領域能提供如此強大的新動力？

張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這一輪全球的蕭條仍在持續，這麼長時間的蕭條，很快就會波及企業層面。對於企業來說，全球蕭條的直接後果就是外部需求的減少，所以全球企業都面臨巨大的轉型和結構調整的壓力。中國同樣如此，不管是勞動密集型還是資本密集型的傳統行業普遍比較差。但是，中國的新興經濟發展得非常好。為什麼？我認為主要跟兩件事情有關係：第一，它能利用中國巨大的市場；第二，它能充分利用或者說發揮我國的人力資本優勢。無論是阿里巴巴、華為、騰訊，還是摩拜、順豐，這樣的新興企業無不是充分利用了中國巨大的市場和出色的人力資源優勢。除此之外，中國的新型服務業還充分利用了互聯網的優勢。有了互聯網以後，可以突破行政區劃這個長期困擾我們的難題。

所以，中國經濟在2008年以後，特別是2012年以後表現出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服務業增長的速度持續加快。這裡的服務業不是餐飲這種傳統的服務業，而是電子商務、信息、通訊、物流等新型服務業。2012年以後，服務業的增長速度和就業創造能力遠遠超過了製造業。當然，我們製造業也有新的發展，比如智能製造，但在製造業的大盤子里，它的比重很小，還不足以構成一個有力的推動製造業增長的因素。然而，新型服務業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中超過製造業的巨大引擎。

中國製造業同樣在進行深度轉型升級。過去，中國製造業主要是給跨國公司做加工，並不掌握核心技術。在這個模式下，中國處在全球產業鏈的末端。過去十多年以來，全球產業鏈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過去的橫向分工轉變為垂直分工。所謂橫向分工，就是你做A，我做B，然後貿易交換，比如中國用2億條牛仔褲換波音一架飛機。但在縱向分工當中，同樣做飛機，你做發動機，我做其他零部件，同樣能夠參與其中。在縱向分工的產業鏈當中，中國無疑有了更多的機會。但是在全球蕭條的大背景下，中國製造業必須繼續升級。

由於幾十年來的發展，中國的收入提高了，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無法再僅僅利用廉價勞動力來從事零部件生產。所以，中國製造業在全球垂直分工當中需要重新定位。一方面，零部件生產可能需要外包出去；另一方面，因為中國地區發展差異比較大，產業門類比較多，不同的地區可以選擇不同的產業轉型方向。中國可能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當中製造業體系最完備的一個國家，這是一個巨大的優勢。因為，我們的製造業在轉型過程中可以產生前向和後向的關聯，從而不容易出現整體性的危機。比如深圳華為做手機，它的零部件基本上是可以靠國內的供應商來滿足的，所以它對抗外部衝擊或風險的能力就比較強。

從根本上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記者：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前我國金融風險易發高發，不良資產風險、流動性風險、債券違約風險、影子銀行風險、外部衝擊風險、房地產泡沫風險、政府債務風險、互聯網金融風險等八大風險正在積聚。對此，您的判斷如何？

連平（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我們認為，這八個方面都是當前金融風險的重點領域，也是守住系統性風險底線的關鍵所在，其管理的好壞也將對宏觀經濟的走勢產生直接的影響。八大風險中，流動性風險和外部衝擊風險雖然具有全局性、整體性的特徵，一旦發生，極易導致系統性風險，但短期內各項調控措施的效果已經較為明顯。其中，流動性風險具有較強的跨市場擴散效應並快速形成跨市場風險，對此人民銀行已經通過管理工具和政策體系的優化較為有效地掌控了市場整體流動性水平。外部衝擊風險直接體現在匯率水平上，並通過資產價格的變動對各領域進行傳導。在以減緩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開放改革進程為代價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後，這一風險也得到了有效的緩解。除上述兩類風險外，其他風險領域大多具有局部性特徵，短期內通過風險傳導機制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當前系統性風險總體可控。

結合八大風險領域的現狀及其趨勢，建議採取系列風險管控措施。繼續堅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總量基本穩定；流動性過於寬鬆則會醞釀風險，而過緊則會發出風險。進一步加強監管協作，在注重合規的基礎上，建立相對統一的監管機制，消除監管真空，防止監管套利。對不同發展階段的三大類風險應採取差異化的管控手段。對於已經充分暴露和正在進一步發展的風險，應繼續鞏固和強化現有的管控要求和措施，既要防止存量風險的集中大規模爆發，也要嚴控新風險點的產生；對於存在潛在風險的領域，應盡量採取「以時間換空間」的模式對潛在風險進行有效的疏導，避免不同類型風險相互傳染，從根本上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稅改就是要著力於壓減企業負擔

記者：最近幾年來，國務院每年都有較大幅度的降低企業稅負的動作，但似乎大家依然認為我國企業稅負較重。比如前段時間，福耀玻璃去海外建廠，曹德旺先生談及中美兩國的製造業成本問題引起了大家的共鳴。中國製造業發展目前面臨的種種問題，真的就是負擔過重造成的么？中國目前依然還是製造業發展和資本流向的最佳選擇嗎？

張暉明（復旦大學企業研究所所長）：圍繞企業稅收負擔孰重孰輕的討論，前些時間似乎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熱點。我以為，熱的原因也與近期抓「三去」（去產能、庫存和槓桿）的宏觀大背景有關，在普遍存在「過剩產能」的情況下，投資失去了「方向感」，相對低端的產出使「附加價值」能力不足，稅負和其他法定繳交費用（比如「社保」）卻是難以消減，成了必須開支的「成本」，由此感覺到實體經濟的生存「壓力」。

近幾年來，以「營改增」為標誌的稅改，就是要著力於壓減企業負擔。聯繫不同企業實際運行狀態來看，「營改增」的實際受益又與經營活動的具體行業、產品結構有關。除了 「營改增」措施，對企業法定的繳交社保的三項費用也有調減，比如上海地方就綜合下調了2.5個點，年減少百億以上。政府既往出台的其他一些費用的徵收也有許多清理取消。這些措施都是為了落實「降成本」的工作任務，為企業減負，促企業轉型。

至於福耀玻璃去美國投資的案例，表面上恰好呼應了對於企業稅負重的觀點，就福耀董事長曹德旺先生接受媒體採訪所敘述的內容，提到美國政府有吸引實體經濟投資的鼓勵補貼政策，加之人力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和稅收等，受眾因此特別關注到稅收負擔信息，其實綜合起來評價，就福耀的美國投資決策最重要的可以歸結為「銷地產」，就是說福耀在北美的產品市場規模，投資建廠也是有生產規模意義的，恰好美國又鼓勵吸引外來投資，考慮到綜合成本比之在中國生產遠銷北美，還是經濟的，人們可能沒有仔細思考物流成本只有1/8這個關鍵信息。說到底，企業稅負有廣義狹義之分，稅制稅率、稅收征管方式有不同的制度結構，孰高孰低難以簡單比較。

回到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加快調結構的步伐討論上來。當下人們感知到的「實體經濟」相對困難，正是調結構處在關鍵階段，「高端」產能不足，努力走向高端，但高端不可能信手拈來，高端的背後是技術和由技術等綜合因素支撐的品牌，這恰恰就是轉換企業發展驅動力量的工作內容。根據上海市統計局正試點推行的「新經濟統計」，「新經濟」增加值佔全市GDP的比重已經達到30%以上，增長率比全市GDP高出2到3個百分點，對全市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40%。在「四新」經濟最為集聚的先進位造、新興金融、信息服務、科學研究等領域，一批極具活力的企業不斷湧現。所有這些，既給了我們以啟迪，也給了我們保持定力，堅持調結構走向高端的決心。

世界經濟將走向熊皮特式增長新模式

記者：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總體上依舊處在危機後的緩慢復甦過程中，但至今仍未真正走出危機，復甦和增長步履維艱，且危機後復甦的不確定性因素日益增多。不僅出現全球增長持續低迷，而且貿易增速出現下降，政策協調難度加大，各種所謂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的「黑天鵝事件」不斷上演，逆全球化思潮興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們應如何理解和思考目前世界經濟發展的困境？

權衡（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從長周期發展來說，當下的世界經濟正處在一個新舊周期的轉換期，即由於世界經濟正在舊周期衰退、新周期孕育階段，且不確定性日益增多，甚至全球化發展的方向也出現了動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危機已經破壞了上一輪經濟增長周期的內在動力，新的發展動力和周期尚未形成，目前的結構性困境使得世界經濟正處在一個艱難的調整和新發展周期的形成過程中。

在這個周期性轉換過程中，世界經濟需要跨越傳統的斯密型增長模式，走向熊皮特式增長新模式。從理論分析來說，斯密型增長的核心強調的是以生產分工、產業分工為基礎，強調增長的效率來自分工，圍繞比較優勢原則和國際分工來促進經濟增長。我們認為，斯密型增長是在一個經濟發展周期內，通過促進分工提升效率，實現經濟增長。但是，斯密型增長會出現「分工受市場限制」問題，由此一個長周期內的增長可能會面臨市場所限的盡頭；為此，突破「增長限制」新的思路就是跨越新的發展周期，通過突破舊的發展周期，跨越新的發展周期。這時則需要運用熊皮特式的增長邏輯，即通過創新驅動，特別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通過創新發現新的生產要素，形成全新的生產函數，實現新的經濟增長，這便意味著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周期。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熊皮特式增長的核心是強調創新，通過「破壞式創造」，重新發現新的發展周期內的新動力。從經濟發展周期性過程來看，一個周期內可以遵循斯密型增長，強調通過分工促進效率；而一旦出現「分工受市場所限」時，就需要通過熊皮特式增長模式，轉換髮展新動力，形成新的發展周期。

當前，世界經濟處在轉型和調整的過程中，一個十分迫切的重大戰略和任務就是推動世界經濟從上一個周期的斯密型增長走向熊皮特式增長，依靠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推動經濟發展周期性轉型，儘快形成並進入新的發展周期。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周期，關鍵就是需要形成新的增長動力，特別是形成由新技術驅動的新生產函數和新消費函數，塑造新的發展周期內的新產業支撐和新動力支撐。同時，也需要加快制度創新，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和機制，形成並引領新發展周期的投資貿易和金融新規則。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5期第1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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