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野：1943年向蔣介石鑄獻九鼎的流產與非議

九鼎是古代中國特有的器物，寓有神聖之意。有關九鼎的記載最早出自《史記》，據載:"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繼之，唐武則天萬歲通天二年，宋徽宗崇寧三年，也曾先後鑄九鼎。自宋徽宗之後，此項記載便淡出史籍，九鼎逐漸成為古老的歷史故事，僅僅在詞典上留下一個並不常用的名詞。

然而，時至公元1943年，在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這個早已絕跡的器物竟又一次現身。這一回鑄鼎的一方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幾個下屬黨部，而獻鼎的對象則是該黨總裁蔣介石。這個絕跡之物的重現，也使九鼎的故事跨越時空，從上古延續到近代，從禹延續到蔣。

1943年1月，在蔣介石的直接督導之下，中國與英美分別簽署平等新約，據此，存在於中國約百年的不平等條約被取消，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得到解除。廢除不平等條約是近代中國革命的主題之一，由於此舉具體經由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黨完成，為此，官方的刻意宣傳與民間的自發情緒交匯在一起，在重慶掀起一輪對蔣個人歌功頌德的浪潮。

正是在這樣-個背景與氛圍之下，向蔣介石鑄獻九鼎的擬議被提出。擬議及操辦者，為組織部下屬大學黨部與工礦黨部，而出面牽頭的則是組織部長朱家驊(字騮先)。

鑄獻九鼎的消息傳出之後，蔣本人並不制止，等於默認，由此招來人們私下異議。3月22日，軍令部長徐永昌日記記載:"晚飯後王芸生、曹谷冰來......王、曹對委員長允准各大學鑄獻九鼎表示不應當，並雲鼎文為顧頡剛擬，鼎式為馬衡辦(此事全出人意料之外)。"王芸生時任《大公報》總編，曹谷冰則任該報董事，王、曹、徐三人的反應至少都不是正面的。

這九個鼎後來尚未對外展示即被封存，親眼見過其實物的並不多，時任組織部秘書的龐鏡塘記載:九鼎"經中央大學美術系和美術學院兩位教師畫出幾種圖樣，最後送朱家驊審定為圓形三足的一種，並決定用最好的銅合金鑄造成坯，然後飾以浮雕，花紋略仿三代彝器的舊圖案"。據稱:"九個鼎的形制大小和花紋完全相同，器高約30公分，重十幾市斤。"據前述王芸生所云，鼎式的設計出自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

九鼎銘文全文如下:"於維總裁，允文允武，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獻此九鼎，寶於萬古。"幾句空話，形式大於內容。

當年10月30日，中國與美英蘇一道簽署《四國關於普遍安全之聯合宣言》，據此，中國的四強地位得到確認。年初，基於不平等條約的廢除，鑄鼎的擬議被提出，年末，隨著四強地位的確認，獻鼎的時機已然水到渠成。

11月3日，中央社報道:"全國工礦暨學校黨部鑄九鼎奉獻總裁致敬，聞於本月七日在某地舉行隆重奉獻典禮。""並悉奉獻九鼎籌備會恭請組織部朱部長家驊為主獻人云。"（《大公報》）

3月間徐永昌初聞此一消息，或許因為還只是一個傳聞，其反應僅僅是出人意料，但當此事被證實之後，11月6日，徐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聞明日各界將獻九鼎於蔣先生，此亦可紀之一也。""余向主努力求己，不重視向國際求體面，即個人亦然。今日獻九鼎，蔣先生應卻而不之卻，徒損其大，獻者不以德愛人，徒增國家之陋。"

九鼎之鑄與獻，均緣自在國際上獲得"體面"，徐的意思是不應過於看重這些表面現象。徐對九鼎的獻受兩方均表不滿，認為獻者不以德愛人，受者則應卻而不卻，結論:國家之陋。

11月7日，國民黨中央訓練團第28期舉行開學典禮，按照預定安排，獻鼎典禮一併舉行。不料事到臨頭，獻鼎忽遭蔣氏嚴拒，急令叫停。

關於拒獻的原因，蔣在當天日記中這樣解釋:中訓團開學典禮，"本擬准予同時舉行黨員獻鼎典禮，以志本黨取消不平等條約之永久紀念，惟見報載，該鼎耗費金錢二百萬元，為時一年有餘，且需用數人抬杠，殊甚駭異!今晨到黨訓班(按:指中訓團)時，正實習獻鼎典禮達二十分鐘之久，此種耗錢費時，無益於黨國抗戰與民生之事，在此戰危時困，軍民窮乏之際舉行，可謂無聊已極。乃令作罷，故僅舉行開學典禮而已，至對於為獻鼎而來之五百餘人，在開學致詞時，乘便訓導，並說明作罷之理由，使一般黨員亦能多得一層教訓，並使之務實而不尚虛文也。"

此一記載表明，獻鼎一事本已獲准，而蔣所以忽又拒獻，是因為得知耗錢費時，故而斥之為虛文無聊。總之，在最後一刻，蔣總算保持了一分清醒，沒有讓這個無聊之舉成為最終的事實。

拒獻的消息迅即傳開，再次引來人們私下熱議。任職於侍從室的唐縱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上午中訓團開學，組織部將舉行獻鼎典禮。委座以工料甚貴，典禮隆重，大怒。責備朱部長不是。此時前線將士浴血抗戰，何能如此耗費，作此無益之事。時賢多贊委座英明。"

此一記載可以這樣理解，既然時賢對於拒獻的反應是正面的，反過來，對於鑄獻的看法肯定是負面的。

唐縱僅僅記載了人們的一般反應，但是，此類"無聊"之舉為何能夠發生，唐並未深究。時任銓敘部次長的王子壯探討了這個問題。11月12日，王子壯在日記中對事情的經過記述如下:原擬中訓團開學典禮與獻鼎典禮一併舉行，但蔣"見鼎為正式之銅鼎，即召朱部長至主席休息室，高聲斥責不應如此。謂作事須有意義，符合時代潮流，而此舉既無意義，又未合潮流......殊為不當。旋出而行開學禮，言及黨員應知恥，則指獻鼎為不知恥，並聲言不用再獻，我接受各位的意思好了。此事予朱騮先部長以當面責斥於大庭廣眾之中，至使人難堪，故朱氏有不願干之表示。"

蔣對朱家驊的斥責及中訓團開學典禮講話，國民黨官方文獻未見收入，王子壯的記載可以聊補此一缺失。

那麼，發生此事的原因何在？王子壯這樣認為:"總裁以雄才大略，本不免英雄自喜之心，近年以總裁身旁至少諍言，且往往蒙蔽事實以飾非......獻鼎之動機實難逃此種責備。"所謂英雄自喜之心，指好大喜功，這是蔣自身的弱點，而另一原因則是蔣的身旁缺少諍言，鑄獻九鼎正是兩方面的原因互為作用的結果。

另外，關於獻鼎的具體經辦，王子壯認為責任並不全在朱家驊，蔣亦應負一定之責。王寫道:"朱氏之出此，事前曾有報告請示，獻鼎時則指定於訓練團開學之時，彼(按:指蔣）並未有何反對之表示，在簽呈上批一 閱 字。其意蓋謂 知道了 ，何以突然來此打擊?謂其心緒不好亦不應前後判若兩人......"此言意指蔣出爾反爾。

王子壯探討了獻鼎的成因，較之唐縱那樣的一般性記錄有所深入，但王並未抓住問題的核心，此即獻鼎的性質。徐永昌提出了這個問題。11月18日，徐在日記中這樣表示:"蔣先生在中訓團卻朱騮先等所獻九鼎，此事關係太大。"為何關係太大?徐繼續寫道:"民四初聞籌安會之名詞，以為袁總統會將赫然震怒......不意其漸至於自謀之。張勳復辟前，余亦以為斷不會再有此胡塗事，卒至龍旗通衢，方覺果有此笑話出現。九鼎固微，然獻者之心至危。"徐稱蔣之拒獻大快人意，結論:"誰曰我中華民國未進步。"

在這裡，徐把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與鑄獻九鼎聯繫起來，作為同一類問題一併提出，從而抓住了問題的實質與核心。向蔣個人鑄獻九鼎，其實質並不在於耗錢費時，也不在於虛文無聊，而在於它是一項封建性質的活動。正因為徐的視角擺在這裡，因此，徐把蔣之拒獻視為國家的進步。

圍繞九鼎而引出的爭議，蔣是其一，朱家驊是其二，而第三個遭物議的則是九鼎銘文的作者之一，時任中央大學教授的顧頡剛。

關於撰寫九鼎銘文一事顧氏後來予以否認。此事本身並不複雜，只需做一個簡單的清理。1943年1月11日，顧頡剛日記記載:"中英、中美另訂新約，廢除百年來之不平等條約，是抗戰以來第一可喜事也。"這是背景。1月28日顧又記載:大學黨部與工礦黨部欲向蔣獻九鼎，"而以鼎銘屬予，因就(劉)起釪所草，加以改竄"。

劉起釪當時是中央大學的學生。這就是說，撰寫九鼎銘文這件事由顧接下，再由顧交劉起釪起草，最後經顧"加以改竄"而上交。所謂改竄，既是修改也是定稿。整個過程的確由顧經辦，因此本文稱顧為作者之一，這個定位應當可以成立。但由於顧的名氣大，當時人們只知顧頡剛而不知劉起釪。

中共建國之後，這件事一度被視為顧的政治污點，對此，顧曾這樣自辯:大學黨部等決議向蔣獻鼎:"因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學邀我撰鼎銘，適有歷史系學生劉起釪曾作文言文，我交給他做了......我把劉君所擬的送去，說明不是我做的，但過幾天報紙上登出來，仍寫了我的名字，這是他們要引我的名以為重的意思。"這個記述，完全迴避了"加以改竄"的事實。

顧氏繼續寫道:"哪知隔了六年，忽然舊事重提，說我獻鼎。我哪裡來的鑄鼎的工料錢......當時國共合作尚未決裂，共產黨尚喊 擁護蔣委員長"的口號，而廢除不平等條約也未始不是共產黨該慶幸的事，這鼎即使是我做也並不在今天犯罪。"

顧之自辯歸結為兩點:其一，銘文出自劉起釪；其二，中共當時亦擁蔣。的確，在抗戰時期說幾句蔣的好話並不為過，中共甚至說過這樣的話:"中國共產黨認為:全國軍民必須一致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中國共產黨承認，蔣委員長不僅是抗戰的領導者，而且是戰後新中國建設的領導者。"中共的此一說法，此一承認，較之"我士我工，載欣載舞"幾句空話，肯定可以為顧做更為有力的政治開脫。

顧氏對九鼎銘文的下推(劉起釪)與上掛(中共)，無非是政治壓力下的無奈的反應，問題在於:這些其實都不是事情的核心。顧頡剛曾親身經歷五四洗禮，但卻回過頭來參預這種與五四精神完全背離的活動，這才是問題的實質，也是引起當時的知識界側目的原因。

1943年12月18日，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在重慶造訪俞大維與陳寅恪，竺記載:"寅恪對騮先等發起獻九鼎，顧頡剛為九鼎作銘驚怪不止。謂頡剛不信歷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

如前所述，根據《史記》記載，九鼎為禹所鑄，而顧頡剛最為著名的學術論點之一，就是否定禹之存在，此即人們通常所說:禹是一條蟲。既然禹不存在，那麼，就邏輯而論，由禹所鑄的九鼎當然也不存在，因此陳寅恪表示不解:顧頡剛不信有禹，卻信有九鼎。

但是，真正引起陳寅恪"驚怪不止"的，並非禹與九鼎之間的邏輯關係，而是獻鼎所表現的與時代精神的背離。接下來竺可楨記載:陳寅格"作詩嘲之雲: 滄海生還又見春，豈知春與日俱新。讀書漸已師秦吏，鉗市終須避楚人。九鼎銘詞爭頌德，百年粗糲總傷貧。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陳詩所指與所嘲，正是問題的核心與實質。

既然被蔣拒絕，鑄獻九鼎也就沒有成為最終的事實。本文所以把這個半途而止的問題提出，因為在這個問題上體現了一種較為典型的不對稱的精神現象。

不平等條約的取消至少在形式上解除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這肯定是歷史的一個進步。然而，向蔣個人鑄獻九鼎，則又是一種封建性質至少是半封建性質的擬議，這肯定是歷史的一個退步。以封建或者半封建的方式，紀念半殖民地的解除，等於以退步紀念進步。一句話，以一種反時代的精神風貌，而面向時代的前行。本來，從理論上講，進步與退步兩者似乎互不相容，然而在實踐上卻可以被人們合為一體。既是不對稱的，又是可以平衡的，此即鑄獻九鼎所留下的一個可供思考的問題。

最後，那個期待"寶於萬古"的九鼎去向何方?據龐鏡塘記載:遭蔣拒獻之後，"朱家驊即刻派人把這九個鼎送交中央圖書館暫行代為保管，以後便不知下落了"。看來，其命運與夏禹、武曌、趙佶所鑄之物，大體相同，都被吞沒於歷史的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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