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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博物館:貝聿銘的一部「自傳」

1974年,貝聿銘在離開40年後重返中國,他記憶里的家族和園林熟悉又陌生,建造現代中國的命題也變得複雜。從香山飯店到中國銀行,再到蘇州博物館,他對歷史和現實聯繫的重建,意味深長。


貝聿銘總將蘇州視作故鄉,這裡也是貝氏家族的根基所在。他85歲才決定開始做蘇州博物館,並將它親昵地稱之為「我的小女兒」。曾任職於貝氏事務所的林兵告訴我,在一生這麼多項目中,蘇博包含了貝聿銘更多的感情。他將對故鄉、對自身的中國血統、對中國文化、對幾何形體的熱愛,都融合在了這幢建築里。貝聿銘曾說,蘇州博物館是他的一部「自傳」。

蘇州博物館:貝聿銘的一部「自傳」


蘇州博物館看起來更像一座現代園林(蘇州博物館 供圖)


從90年代開始,就有人來找貝聿銘,想要他在蘇州做些什麼,來來去去蘇州也經歷了五六任市長了。貝聿銘當時就說:「你們不用找我,你們重要的不是現代的高樓大廈,現在你們需要的是城市的保護方案,而且還必須把運河清理乾淨。蘇州坐落於京杭大運河之上,也是當時的主要交通渠道,但多年以來受到了嚴重的工業污染。我說,如果他們不改善水質,這個城市就會衰敗,他們對此也默認了。要真正改善河道水質其實很難——他們得從長江引水。於是我告訴他們,當蘇州的水變乾淨了,我就會回來。」


把運河清理乾淨——這個要求在當時其實很高,好像貝聿銘在有意拒絕。但他其實一直在以各種方式參與蘇州古城的保護,先派大兒子貝定中去為蘇州解決城市問題。已於2003年過世的貝定中是城市規劃師,他參與到1996年的「蘇州,為新的中國塑造一座古城」項目里,其中也包括對水質的改善。在關於這個項目的一本書的後記里,貝聿銘寫道:「在新千年里,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中國前所未有的爆炸性現代化工業化浪潮里,如何保護中國的歷史名城。而這也正是我請定中為老家蘇州解決的問題。他和易道(EDAW)公司的同事一起,為蘇州最敏感的區域制定了一套規章制度,目標是在保持和強調蘇州歷史特點的同時,找到古城區的重建和復興之路。」

貝聿銘等了很久,等到蘇州有一定經濟地位了,水的治理也有很多措施了,才開始做蘇州博物館。這時候,貝聿銘已經85歲,同樣採用兒子公司主持項目、他來做顧問的形式。某種意義上,這並不僅僅是他對自己故土的回報,更顯示了他對於歷史重要性的堅實信仰。蘇州博物館也是繼續他在香山飯店的實驗——對於現代建築和歷史傳統之間聯繫的探索,對於中國本土語言的尋找。

蘇州博物館:貝聿銘的一部「自傳」



香山飯店是貝聿銘探索中國現代建築語言的第一次實驗(蔡小川 攝)


與20多年前設計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座飯店相比,貝聿銘在蘇州博物館項目上有了更大的自主性。但是,他面臨的問題也更複雜。如果說香山飯店是要提醒一心邁向現代化的中國回望傳統,那麼在傳統如盆景一樣點綴的現代城市背景下,重建和復興的含義更模糊。

在貝聿銘眼裡,蘇州離上海雖然只有八九十公里,不過和上海比起來,還很傳統、很保守。很多人還活在明清時那種理想的生活里,那是蘇州的黃金時代,直到今天提到當年的大畫家大詩人,蘇州人還如數家珍。他清楚,與拙政園一牆之隔的蘇州博物館是個文脈主義建築,當地政府想要的也是建築文脈。「在這個項目上,我有機會將歷史古迹融入21世紀的背景里,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至於用材就毫無懸念了,我選定了灰泥、石材。而顏色則是灰白結合。」儘管如此,貝聿銘想在蘇州尋找的,是如何在中國如今林立的摩天大廈和真正的文化根基之間架設橋樑,是對中國傳統的升華。從表面看,蘇州博物館更像是一個現代建築——幾何造型,片狀山石,鋼結構,都不是傳統語彙,而有傳統意境。蘇州博物館已經建成10年,關於這座博物館本身,也關於它所開創的路徑,至今仍有爭論。


某種意義上,蘇州博物館項目是最接近貝聿銘建築理想的。他一生堅持現代主義,但在進入這一領域的一開始,就試圖要超越早期現代主義的白板理論。在哈佛讀書時,他曾打斷格羅皮烏斯的講課,爭論說,「國際風格」不應該消融世界各地的不同風俗和特色。這位現代主義建築的創始人回答說:「好啊,那你證明給我看。」貝聿銘提交了他的「上海藝術博物館」方案和模型:這是一座兩層樓的建築,有好幾個涼亭,還有淙淙流過茶園的溪水。他解釋說,他的博物館不同於西方模式,因為中國藝術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當你想到東方藝術時,你所考慮的是截然不同的事物。那是非常隱秘的——玉石、象牙、陶瓷都是這樣的,甚至畫卷也不例外。無論其長短,畫卷是從不攤展開的;它們總是束之高閣,只有特殊場合才供人一飽眼福。因此,你不會在一座龐大的希臘式或羅馬式複製品中展示這種藝術。因此,觀看、展覽這種藝術的環境必須區別於我們的西式博物館。」


蘇州博物館室內(蔡小川 攝)

蘇州博物館:貝聿銘的一部「自傳」


林兵說,貝聿銘是從一個館長的角度入手設計蘇博的。「香山飯店對他打擊很大,做好了以後就扔在那兒了,管理得一塌糊塗。博物館也有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藏品不佳,沒人去看。從這方面說,他很在乎為中國留下一個好的文化建築,同時也很在乎建築建完之後的生命延續。」林兵告訴我,貝聿銘請來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前亞洲部主任屈志仁(James Watt),還有上海博物館時任副館長汪慶正,再加上前蘇州博物館負責文物的館長,一起商量蘇州博物館應該展什麼。討論的結果是,將明清工藝作為未來展示方向,而且只做文物展陳,不做歷史展陳。以前設在忠王府里的老蘇州博物館的展覽,是從遠古時代開始談起,其實跟蘇州關係不大,明清才是蘇州文化的高峰期,尤以工藝為代表。貝聿銘還提議設立一個當代廳,他說,蘇州所有東西都是過去,也要面向未來,通過這樣一個平台請大藝術家來做一些跟蘇州有關的藝術,同時推動蘇州藝術的發展,也能提高博物館的國際地位。他請來三位國際知名藝術家來做開幕展——徐冰、趙無極、蔡國強。林兵記得,當時連趙無極的畫進中國時的通關,都是貝氏事務所幫忙弄的。


蘇州博物館「宋畫齋」(蔡小川 攝)

蘇州博物館:貝聿銘的一部「自傳」


如今的蘇州博物館裡總是遊人如織,既是來看展品,又是來逛園林。或者說,博物館建築本身就是其中最大的展品。我們從大門進入前庭,之後是主展館,連接著一個露台,可以從這裡觀賞中央的池塘和花園。經由曲曲折折的人行步道,路遇一個八角形茶亭,又可以到達東西兩翼的展館。每一個展館體量都不大,正適合明清工藝品的展示。而且高低起伏,錯落有致,移步換景,與中國傳統建築的體驗類似,正如貝聿銘所說:「在中國,大宅子都是用有幾進庭院來丈量的。家庭是基本的單位,中國人不愛張揚財富,所以築以高牆。我們祖上的宅子里,花園是用來遊玩之用的,有非常簡單的黑或紅色的後門,和灰瓦白牆。宅子里是一進又一進的庭院,有把花園建在牆內的傳統。」


林兵說,貝聿銘在「蘇而新,中而新」方面花了很大功夫。最大的問題是瓦。中國的專家要求他用瓦頂,貝聿銘不同意:「我設計一個現代建築,要我用瓦頂,不就是穿西裝戴花翎帽嗎?」林兵說,對於蘇州建築來說,頂很重要,從一定高度俯瞰全是粉牆黛瓦,所以不能像香山飯店那樣做一個大平頂,要做斜頂,但他不想用瓦。他一直反對大屋頂,認為大屋頂是中國建築最大的局限。撇開大屋頂,其實屋頂不是屋頂的概念,而是作為牆面的延伸,所以平整度要好,瓦片顯然達不到這個效果。最後採用了青色花崗石材,便於養護,又能組合成貝聿銘簽名式的立體幾何空間。


蘇州博物館老館——忠王府園林景觀(蔡小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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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聿銘說,在中國做建築,不能想像不做園林。庭園和房間並沒有明顯的界限,是融為一體的。庭園也不能太大,通常都是按照人性化比例設計的。在他看來,園林的三個主要元素——水、植物和石頭,是三件很簡單的東西,但這上面卻可以有豐富的變化。「蘇州的園林是詩人、文人、畫家做出來的,他們把做園當成是作畫作詩一樣。可是現在那樣的人才幾乎沒有了,我也不是這種人才,可是我還想要試一試。」水位於博物館的中央,人們可以在不同的季節欣賞水裡的植物和游魚。而因為庭園不大,植物不在於名貴,而在於造景,每一棵樹都是他親自選的。貝聿銘專門設計了一個紫藤園,園林有兩株紫藤,代表老的蘇州博物館——忠王府里的文脈傳承。林兵告訴我,忠王府里有一棵紫藤,號稱由文徵明親手栽種,他們從那裡面修剪了十幾個枝嫁接在新館的紫藤樹上,最後把剩下的部分都剪掉,只留下嫁接的部分作為主幹。林兵記得,他和貝聿銘第二次去蘇州就去選了桂花樹,因為博物館開館那天是中秋節。「貝先生已經想好,請人來這裡彈琵琶,水面上漂著荷花,水邊一棵桂花樹,桂花飄香,明月當空。這是他要的意境,古人很多園林也是這種意境。」


蘇州博物館片石假山(蔡小川 攝)

蘇州博物館:貝聿銘的一部「自傳」



蘇博園林的視線焦點,是水池正對面的片石假山。十幾塊巨大的片石立在與拙政園相隔的白牆前,形如山水畫,正所謂「以壁為紙,以石為繪」。林兵說,儘管貝聿銘家族曾擁有的獅子林以石聞名,他也喜歡那種「爺爺挑石,孫子用石」的太湖石寓意,但是,他們做蘇博時已經很難找到好的太湖石,也沒有了當年疊石的技藝,決定換一種做法。貝聿銘想到了北宋畫家米芾的山水畫,米芾不求工細,多用水墨點染,自謂「信筆作之」「意似便已」,這也正是貝聿銘的旨趣所在,於是他嘗試用一種三維繪畫手法重塑米芾畫中意象。


林兵被派到全國各地找石頭,最後在山東的一個石場找到十幾塊大石頭,用鋼線切割成片石,再運回蘇州。林兵記得,貝聿銘就坐在池塘對面,指揮升降機把一塊塊石頭吊上來又吊下去,不斷地調整大小和位置。終於看上去差不多了,但石頭又太過光滑,切割處過渡不自然,他們想了個辦法,將人工切面敲毛,再用火燒,石片終於呈現出天然野山石的毛糙感和渾厚感。


蘇州博物館片石假山手繪圖

蘇州博物館:貝聿銘的一部「自傳」



2006年要離開中國的前一天,貝聿銘對林兵提出,他想在下午4點鐘去蘇州博物館,一個人在裡面走走看看。而且要觀眾在的時候,感受一下空間是怎麼被人使用的。這個願望最終沒有實現。林兵說,這是他回想起來特別慚愧的事。開館後,貝聿銘從來沒有靜靜地看過這個他傾注情感的作品,而那也應該是他最後一次機會了。


(本文節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17年第16期《百歲貝聿銘》封面文章《重返中國:另一種現代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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