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臨閣帖——溝通與古人的深邃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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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書座右

晨夕觀賞

崇禎六年，災饉兵伐四告，大明元氣衰羸。皇帝與臣僚陷入中國歷史上最為詭異暴戾的關系。經歷三朝侍講的董其昌，側身宮廷，無可迴避地跼蹐於凶昏諂讒之間，憂患不安。四月，老道地深自引遠，上疏乞休。崇禎皇帝下旨「特准致仕馳驛歸裡」。是時，董其昌賞帖題跋，流露出一種釋然輕鬆的歡愉。

董其昌《臨淳化閣帖冊》，十開，依序臨王敦《蠟節》、王洽《承問》、王珣《三月》、王廙《廿四日》、謝萬《七月》五帖。《宣和書譜》著錄有敦、洽、珣三帖。《石渠寶笈初編》載：「明董其昌臨淳化閣帖一卷，上等荒四，貯御書房。素箋本，行草書，凡五則，款識云：崇禎六年歲在癸酉四月朔，臨淳化帖。思翁。下有董其昌印、董元宰二印，冊計十幅，幅高七寸九分，廣本寸二分。末幅御筆識雲：乾隆乙丑暮春月望日，養心殿御筆曾臨一過。上鈐乾隆御一璽。」

董其昌臨《淳化閣帖》，傳世可考真跡有六件之多。晚年臨之更勤。崇禎五年，曾耗時半月臨書《淳化閣帖》十冊全套（現藏於故宮博物院）。次年復作此《臨淳化閣冊》。二者字勢書跡似互為向背，應臨同一帖本。

對比《懋勤殿藏本》，《臨冊》的行格和順序與之有差，書體字勢突出地顯現一種刻意的異樣。如道光時期書論家周星蓮《臨池管見》所評：「古人書間茂密，體勢寬博。自思翁出，章法一變，密處皆疏，寬處皆緊，天然秀削，有振衣千仞，潔身自好光景。」

以歷史縱向眼光看，晉人之豐華艷逸，非明乃唐宋可及。董其昌曾感嘆：「無能追蹤晉、宋，斷不在唐人後乘也。」然而，從1617年繪畫《青弁圖》始，其冠之以「仿臨」之作，無論畫書皆趨一而顯著具有一種孤詣重構或原創與舊范的重疊。

晚明，董其昌憑之文宗地位與輿論主宰，以禪宗為喻，線索性地將歷代畫家劃定「南北宗」。這一辯述，吸引崇尚心學的文人士大夫參與，摹古的儒家致知，為玄學思索取而代之，寫意傳達的靈氣與精髓，優越於精準節制的摹仿與質理明晰的技法，上奉自然的內心是感知世界的終極真實。這一主義不可自抑的原創慾望，挾裹士大夫泛道德權威，促成畫派蜂起，灼然開啟一個「以我為法」的寫意時代。

被推為奠基者的董其昌深感爭論和江南書畫家的創作，與初衷南轅北轍。禪機所在是以古人為師，不以自然對觀，在有意味的「摹仿」中，改造一個前所未見的新意象。

這一隱於熟見的微妙默化，百餘年間，乏人深考，或賴康雍乾三帝的極度推崇。

滿清皇帝喜愛董書，與其說作為漢儒文化的融入根基和成就，不如說以異文化的眼光發現，隨從心性又風華自足的董書，契合滿人的游牧性格。康熙曾贊道：「其昌淵源合一，故摹諸子輒得其意。草書亦縱橫排宕有致，朕甚心賞。」

延至清中，上好衍及體制，迫得文人士大夫趨尚帖學和董書，傾以溢美之詞。其中謝肇的「合作之筆，往往前無古人」，周之士譽的「六體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蘇，入乎米，而豐採姿神，飄飄欲仙」，對於董書的「推陳出新」似有隱悟。

相比之下，西方學術史家高居翰更為敏銳，表述亦准確：「董其昌創造的世界雖新，卻給人一種難以忘懷的熟悉感。古人原作的風格意象依稀猶存，足以與董其昌的改造創新之作交疊，並顯現出來。」

藉助西方人的鏡像，重觀董其昌《臨冊》，麟集五家，草行殊制，王敦顛草簡脫之狂，王洽運斤成風之力，王珣詞翰善治之雅，謝萬才器雋秀之致，入思翁腕底，尤如五轡在手，駕熟而合轍，縱肆而發人意氣。

《臨冊》以及董其昌所有的晚年老筆，無不是將古人無可化解的完美線條，重構出新，而最令人敬重的是，在四方鼎沸的晚明，董其昌所緣定最深者，是以之原創力，溝通與遙遠古人的深邃對話，隱然而熟見地將古代疊入現代。

——以上文字內容摘自「保利香港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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