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日本財閥壓榨盟軍戰俘實錄

被日本俘虜的白人戰俘

文 | [美]琳達·格特茲·赫爾姆斯摘自《不義之財：日本財閥壓榨盟軍戰俘實錄》，重慶出版社2015年12月

本文已獲出版社授權

日本財閥最渴望白人戰俘

大多數美國人並不認為二戰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軍事失敗。我們可以清晰記得它是如何在戰勝德國和日本的情況下結束的，但我們發現自己很難回憶起那場戰爭是如何以一次又一次盟軍的失敗，在混亂中開始的。

在1941年12月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日軍使美國海軍大吃一驚，它不僅毀滅了其亞洲艦隊，而且在幾個月內，還阻截、殺害或俘虜了駐紮在亞洲的所有美軍地面部隊。到1942年5月，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整個太平洋軍隊官兵不是死了，就是被囚於敵人手中;麥克阿瑟將軍自己(違背自己的意願)則奉羅斯福總統的命令逃往澳大利亞，這樣至少美國在太平洋最高級的陸軍司令不會也成為階下囚。

接近1942年尾聲，26943名美國人已經成為日本的戰俘。在任何戰爭的過程中，戰鬥部隊都會俘獲一些對方的軍人。但是，從來沒有過這麼多的美國人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成為敵人的俘虜。在我們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多的美國人在整場戰爭中被作為戰俘長達三年半的時間。

共有36260名美國士兵、水兵、海軍陸戰隊員、飛行員和建築工人成為日本戰俘，以及近14000名美國平民——男人、女人和孩子，一直在由日本帝國軍隊佔領的領土工作和生活。比較1941年至1945年戰爭的兩大戰場中美國戰俘的命運，將近40%的美國戰俘在日本的關押下死亡，相比之下，只有剛剛超過1%的美國戰俘死於納粹之手。1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90%的死亡的戰俘處於日本關押下。

大約25000名美國戰俘被送往工廠、船廠和日本工業巨頭的自有礦山做苦役，這些企業已然是當今世界最富有的企業：三井、三菱、昭和電工、日本新日鐵、川崎重工，還有至少40多家日本其他企業。我們的戰俘被塞進商船，開往日本家族擁有的或被日本軍方佔領的海島：中國東北、滿洲(當時的偽滿洲國)、台灣(1895年後成為日本殖民地，被稱為「福爾摩沙」)以及朝鮮半島。一些開始被送往修建不知名的緬泰鐵路的美國人，後來被船運至日本，但並非所有人都存活到了靠岸。在55279名被商船運送的盟軍戰俘中，10853名戰俘，包括3632名美國人，由於運輸船未被標記而被魚雷攻擊時溺水而亡。在大海上，船隻里地獄般的惡劣環境下，還有至少500人死於疾病和缺水。國際法要求船隻和交通工具在運送戰俘時要有明確的標記。但在這些船隻上卻沒有任何的標誌提醒——也有例外，據在碼頭工作的戰俘們所說，除非那些商船是運送日本軍火武器或者補給的。

當他們抵達「安全的」日本門司港口，所有戰俘或意識模糊，或疾病纏身，迷失方向並且時常赤身裸體。他們至少在海上漂了1個月，有的甚至2個月。有一艘船載著戰俘在海上航行了整整63天。日本平民經常向戰俘扔石頭、吐痰和嘲笑，而戰俘迷迷糊糊地發抖，他們在道路兩旁等待卡車、火車或者渡輪，這些交通工具將帶著他們去企業的工地：800個在這裡，400個去那裡。

根據日本政府官方公布的記錄，1945年，在戰爭的最後一年，有12180美國人在日本本土的公司工地勞動。但是許多後來去的人是已經死在工地上的那些美國同胞的替代者。整個戰爭期間，參與勞動的戰俘淪為日本企業的一個殘酷的「走馬燈」：傷員被送達，以取代那些死去被火化的。1945年9月，麥克阿瑟將軍彙報，從日本接回19202名盟軍戰俘，其中包括11295名美國人。

一個美國人在日

本奴隸勞動中倖存下來，每日都看到日本戰後繁榮的標誌：駕車跟在一輛整個尾門印著「三菱」字母的皮卡車的背後;或沿I-95高速公路，經過帶著三井獨特的三個波浪線標誌的承載了巨大貨櫃的車隊——透過這些相同的標誌，他也許常常看到自己在這些公司的建築和船隻中曾經歷過的艱苦的每一天。又或者，在紐約市他乘坐在川崎製造的一個全新的地鐵里，並認識到自己納稅的錢購買了這些。川崎重工在其神戶船廠至少使用了250名美國戰俘的勞工，但在1998年12月，由紐約大都會交通局批准，該公司獲得了190萬美元的合同，建造了100個新的地鐵車廂。川崎更獲得了交通部在馬里蘭州和波士頓更大的項目合同，但是我們的前戰俘從沒收到過他們的前「僱主」的一毛錢。

三井，日本最大的戰時戰俘勞工剝削者，目前經營著全球最大的集裝箱船隊，並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綜合性貿易公司。三井不僅是日本皇室之外最強大的家族，而且這個家族擁有的企業集團，在最近幾年一直是世界排名第三富有的法人，僅次於通用汽車和福特 汽車。數千名美國人認為，是他們犧牲了自我幫助了三井的繁榮。

日本的經營者如此渴望獲得白人戰俘，尤其是美國人，成為他們的戰時勞動力。他們為自己公司使用的每個戰俘向日本帝國陸軍支付了每天的費用。他們還為戰俘提供了生活區域——你可以形容它為破敗、無暖氣、害蟲出沒的軍營。而一些擁有商船的公司簽訂了用自己船隻運送戰俘的合同，被日本政府指定為「輔助海軍」艦艇。

儘管精心承諾戰俘，儘管戰俘被迫簽署工資表(用日文寫的)，並違反了日本官方的政府記錄報表，可是在他們多年殘酷的苦役中，沒有一個戰俘從日本公司見過任何報酬。「強迫勞動」一詞通常用來描述盟軍戰俘被拘禁時的工作性質。術語「奴隸勞工」，到現在為止，一直只適用於被迫無薪工作的平民。而日本盡一切可能使戰俘像奴隸一樣勞作，沒有任何權利。

日本劫持者拒絕給戰俘提供需要的肥皂、熱水，甚至是衛生紙，然後叫戰俘「骯髒的白人」。每個戰俘都被標註一個號碼，他們任何時候都必須標註在服裝上，日本人還要求他們用日語在日常的點名中大喊，沒有任何戰俘被叫真正的名字。在三年半的時間裡，被拘禁的大多數戰俘的衣服沒有變化。他們曾在日本北部山區，雪一直積到屋頂的情況下工作。穿著相同的棉布衣服，他們也在菲律賓或爪哇島(印度尼西亞)的熱帶氣候條件下穿著。他們往往沒有鞋子，在礦山、高爐、船廠或工廠從事危險性的工作也沒有安全設備。

戰時日本產業因為戰俘們而獲利極大，大多數戰俘是操作複雜設備的高度熟練工人，這些無償工人使一家日本公司在戰爭期間保證持續的全速生產，至少直到美國轟炸機找到自己的目標。戰俘們經常長時間工作，甚至在空襲期間，12—14個小時的工作量是常見的。有時，一個輪班需要晝夜不停地工作，休息日根本是聞所未聞。而這些戰俘會被利用到極致：如果一個人因工作過度或飢餓而死，那麼有足夠的人代替他的位置。

關於太平洋戰爭的記錄是存在的，但並沒有全部公之於眾。甚至在半個世紀之後，一些美國政府部門依然堅持對於某些太平洋戰爭中被俘的戰俘的資料進行保密。一些關於太平洋戰爭的文件於1996年被解密，而最直接和強有力的證據顯示，日本企業應該對戰俘勞工負責。第一條線索，如前面提到的，是最新解密的日本戰時電文，表明日本企業是多麼渴望把大量的白人戰俘帶到他們的工廠，越快越好。日本官方記錄顯示，某

一個公司名稱幾乎在每一個戰俘營都出現。在對數百名前戰俘的詳細採訪之後，一個統一的答案呼之欲出，對於戰俘實施控制、監督、分配職責的是公司的員工，而非日本軍隊。

「誰提供了你們宿舍?」我會在採訪時這樣問。「誰陪同你一起工作?誰在工作時間內進行監督?誰制定的紀律?」(有經常遭受毒打的例子)。而他們的答案總是公司員工——除了偶爾的公路、鐵路或大壩項目，不過在完成這些任務後，戰俘們仍然會被發送到工廠。大多數美國戰俘在被關押期間多次變動了住所。

整個故事中，美國人和盟軍戰俘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事實的真相仍在拼湊?即使是一些日本人都感到驚訝，他們都對自己國家的侵略歷史十分模糊。我認識一對年約60歲的日本夫婦，成長於東京，他們清楚地記得當他們還是孩子時經歷的轟炸。多年來，他們一直住在紐約，並在這裡工作，時常會去夏威夷度假。最近，他們漫步在檀香山的街上時，一對度蜜月的年輕日本夫婦向他們跑來。

「我們太困惑了，請幫助我們，」這對新婚夫婦懇求道，「我們剛剛去了某個叫珍珠港的地方，那裡似乎有關於美國軍艦的紀念。請問我們的國家曾經在這裡與美國開戰嗎?」

老夫婦交換了一下眼神，然後輕輕地回答說：「是的，我們在50年前曾在那裡與美國交戰過。」

「那麼請告訴我們，」新郎說，「最後誰贏了?」

據說，如果站在經濟學的角度，這個答案將是日本。在戰爭中使用盟軍戰俘作為奴隸勞工的企業以深厚的基礎開始了它們的和平時期。每一個日本財閥的資產負債表中都應該有一個隱藏的列註明：「通過剝削勞工或其他手段不當得利。」

本書特別關注了五家日本公司：三家利用美國戰俘數量最多的企業——三井、三菱和新日鐵;以及另外兩家，在他們的工地使用美國戰俘，並在美國有著很大業務量的昭和電工和川崎重工。

戰俘營

以日本鋼管株式會社(NKK)為例

由三菱製造的大日丸，從新加坡歷經艱難險阻，終於在1942年11月末載著倖存的500名戰俘抵達坐落在本州北部山脈釜石制鐵所的日本鋼管株式會社。北部山脈里氣候嚴寒，這些病怏怏的戰俘卻依舊穿著夏裝，不住地顫抖著。前戰俘羅伯特·奧布瑞恩回憶當時的溫度時說，大部分時間是低於零攝氏度的，「但我們沒有任何保暖的衣物」。(最終，他們才被發到粗糙的毛紡褲和夾克，但是沒有發放內衣。)這兒將成為他們未來三年的苦難之家：位於大橋的仙台俘虜收容所第5分部。

在礦井裡，在磨粉機旁，在焊接車間里或者在鐵軌上，戰俘們被迫超長時間工作。他們開採鐵礦，切割廢鐵(其中很多廢鐵上都標著「美國製造」)，用以製造日本戰爭武器。

美軍戰艦休斯頓號上的羅伯特·奧布瑞恩記得，他曾被發到過一本日本銀行的存摺(可能是一家郵政銀行的賬戶)，賬戶里的錢據說是他的工資，並每周到賬。但他從未看到過一毛錢。日本鋼管株式會社的員工對奧布瑞恩進行了痛毆，以至於奧布瑞恩的幾顆牙齒都被他們打落了。奧布瑞恩的傷殘分類中有一項是「骨痛」，毫無疑問是因為他在大橋戰俘營所遭遇到的野蠻毆打所致。

來自得克薩斯州第131野戰炮兵營的前陸軍中士傑西·斯坦伯吉(Jesse Stanbrough)是和奧布瑞恩一起在爪哇被捕的。他記得在大橋戰俘營每天有3或4名戰俘死亡。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據。但是這個數據在島內其他日本鋼管株式會社戰俘營里卻非常普遍。

1934年，日本制鐵(日本鋼

鐵工業，例如日本鋼管株式會社，在戰前的稱呼)創立。到日本轟炸珍珠港時，該公司除了在釜石大橋有綜合制鐵所外，還在廣田、八幡、川崎和輪西進行採礦。大量美國戰俘被派遣到幾乎所有的工廠里去：492人去廣田;1200名戰俘中的500人去八幡;200人去川崎。在日本鋼管的鋼鐵帝國內，沒有一個地方的工作是不艱辛、工時不長、不殘忍的。

下面一段文字出自技術軍士羅伯特·倫弗洛(Robert Renfro)於1944年11月5日在日本鋼管株式會社東京俘虜收容所第5分部(位於川崎)寫的日記：

幾天前，有4名美國人在工作時被日本平民毆打。然後負責該戰俘收容所的日本人走出來，把更多的美國戰俘打了一頓。該中尉在警衛室內又揍了他們一頓後，在斷糧的同時關了他們三天禁閉。休斯(Hughes)想要更換砂輪，但日本人不給換。日本人把一把老虎鉗砸在了休斯背上。而康尼克(Cornick)、菲利普斯(Phillips)和斯坦德蒙特(Stendament)趕過來阻止，也被打了一頓。在這我們要時刻警戒!每次下雨霧氣蒙蒙時，我們要警戒;沒有食物的時候，我們要警戒。他們沒有蔬菜，我們就沒有湯喝。四分之三碗的玉米(餵雞的)和一(小)只橘子，就是我們所分配到的食物。我們就這麼一天三頓地吃雞食，吃了兩年。這種日子還要過多久?……我有時候想，我是否能堅持活到這場戰爭結束……現在日本人什麼也得不到，他們竊取所有他們所能竊取的一切。我不能把在這兒所發生的事情和那些日本人的所作所為寫入這本簿子里。夥計，這是怎樣一個地獄啊。

幾個月後，在1945年1月初，倫弗洛在日記中寫道：

一天晚上，他們(日本鋼管株式會社僱傭的看守們)把我們拉出營房，並讓我們列隊立正。年初的天氣很冷，他們不讓我們聚成一團取暖。如果他們認為我們彼此靠得太近了，就會用刺刀刺我們。我們整夜就這麼站在那兒。一些患病或有些虛弱的戰俘暈死過去，摔在了地上。為了確認他們是真的暈倒，日本人用步槍的槍屁股敲擊他們的頭。當然，這一舉措是為了讓剩下的我們好好站著。

第二天早上，沒讓我們吃早飯就開工了……那天晚上我們當中沒人能進屋休息。我們立正站了一整夜……在酷寒中一動不動的，從下午五點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七點，這是我這輩子做過的最痛苦困難的一件事兒了。這僅僅只是日本人對我所施加暴行中的一件。如果沒有求生意識的話，我們早就死了。

一些從日本鋼管株式會社川崎戰俘營內倖存下來的戰俘們至今仍舊很迷惑，某些人是怎麼活著回來的。倫弗洛的朋友們看著威克島當地的建築工人喬·戈伊科切亞(Joe Goicoechea)被一名公司看守狂毆不止，被打得血從他的眼睛和耳朵里流出來。

「我們覺得自己就像是狩獵季節里的兔子一般。」對於自己在日本鋼管株式會社位於廣田鋼廠內的生活，海軍炮手希曼·愛德華·塞特爾(Seaman Edward Settles)在自己的日記中這樣描寫道。該地為大阪俘虜收容所第12分部。時時遭遇死亡威脅，不斷嘗試去躲避毆打，沒有安身之所——一樁樁都令人不寒而慄。

每天，有那麼多的戰俘死在了日本鋼管株式會社的八幡制鐵所廠里，那個被稱為福岡俘虜收容所第3分部的地方，事實上是日本員工將垂死的囚犯們拿來開玩笑的場所。

「日本士兵(部分是日本鋼管株式會社的僱員)走進病房，並且用隨身攜帶的棍子戳那些垂死之人。」傑克·伯頓(Jack Burton)是一名威克島平民，他記得：

日本人跟他們說，他們快要死了，他們將是怎麼個死法?……當有人就快

要死還沒死時，日本人就會將其放進松木箱子里，並把箱子放在房子的出入口邊上。這樣，出去上工的人在經過門口時，就能看到死去的同伴……我們看起來就像是馬錢子鹼瓶上的紙片(皮包骨的骷髏)……日本醫生告訴我，我看上去病得很重。「要不了多久，我們就會把你放進箱子里，你就能和你的朋友們在一塊了……你將永遠留在這兒。」

當他們埋好(一名戰俘)……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也死了、被埋了，我最大的願望是，他們能將我火化。一想到我將被埋在日本，就讓我感到難以忍受……那個邪惡的國家。

傑克·伯頓所提到的那棟建築——死去的戰俘們被擺在那棟建築的入口處，以展示給他們的同伴觀摩——就是戰俘營醫院。戰後，在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它被形容為「一棟好房子……安裝了蒸汽管道，但是日本戰俘營負責人除了在冬季的半夜裡允許開蒸汽取暖外，其他時間一律不許開」。不管是外套或是其他衣服，生病的戰俘不得不全都穿在身上，以此保暖。那兒沒有熱水，自來水也有股異味。

戰俘營收到了大約1300箱紅十字會物資，包括藥品、醫療外科用品、衣物和食物。除了在1944年聖誕節前後這一短暫的時期內戰俘們用了用外，平時這些物資都是日本工作人員在使用，並不給戰俘們使用。政府報告中寫道：「1945年某次戰略轟炸後，是兩名美國醫生用一把鋼鋸、兩把老舊的手術刀和極少的止血鉗在做截肢手術，在另一邊戰俘營倉庫里有一整套尚未拆封的外科設備。」此事發生沒幾天，日本就宣布投降了。

不斷有人死去，並被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最終，一名異常勇敢的海軍陸戰隊員對此激憤不已，奮起反抗。在日本偷襲珍珠港當天日落前，特倫斯·科克(Terence Kirk)下士在中國北部被捕。1942年11月中旬，他抵達八幡市。大約一個月後，他被轉移到公司的另一個營房。科克決定想辦法把發生在他們這些人身上的事情記錄下來——以及發生的原委也記錄下來。「我想了好幾個月，取得了一些患病和瀕臨死亡囚犯們的照片，以便有一天，所有的美國人都能知道日本人是怎麼對待美國戰俘的。」

在1945年春天，科克幸運地得到了一個勇敢的日裔美國人譯員的幫助。這位譯員在舊金山長大，1940年底他突然接到一封祖母病危的電報。回日本後，他在碼頭上見到了日軍的軍官，被徵召為日軍的譯員。像科克一樣，這位譯員冒著生命危險，從戰俘營附近的醫院找來了X光機的膠片。科克找來了兩個盒子，做了一個照相機。他在12歲的時候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做了一個手工打造的相機。「當他們被捕時，他們的身體都非常健康……並且，我認為應當有人受到追責……看著罈子里的骨灰，人們是看不出這傢伙是死於飢餓、腳氣病或是其他疾病的。(一張照片)卻是無可爭辯的證據。」

科克詢問海軍外科醫生馬科維茨(Markowitz)，從他的診所里挑出五名病得最厲害的患者，並且讓他們一起站在戶外的太陽底下，一旁的科克則給這些垂死的人拍了5張特別清楚的照片。其中有3人太虛弱了，根本無法獨自站立，只能每人身後站一名海軍看護兵來支撐住他們，以便拍攝。其中4人是美國人。據科克所言，這些人後來全都死了，不是死在了小倉市，就是死在了戰後返回家鄉後的頭六個月里。

科克的暗房，是他利用日本人浴缸底下的空間改造而來的。特倫斯·科克現在的照片中還有一些是獨一份的，是由一名在日本的

被俘獲的戰俘所拍攝下來的。(有些照片是由澳大利亞人秘密攝於泰國境內的緬甸鐵路，因為其中有些人在被捕的時候隨身帶有微型照相機。)許多被釋放出來的戰俘，雖然解救部隊或日軍徵用來的攝影人員給他們在日本拍攝了照片，但只有科克這類照片拍得最成功，原貌展現，而且還帶著它們一起離開了戰俘營。

中間的這位戰俘是在中國被日軍俘虜的，他當時已經無法站立了。在他身後還有一個醫護兵護著他。這位戰俘第二天就死了。左邊和右面的兩位美軍戰俘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死亡。特倫斯·柯克供圖

在譯員的幫助下，科克印出幾套照片分發給情報人員。他希望，戰犯審判法庭能將此作為證據。他曾相信法庭肯定會這麼做的。科克甚至獲得了戰俘營長官威廉·O. 多里斯(William O.Dorris)少校的書面許可，許可他公開和出版照片。

在科克回家後，一些現役和文職的情報人員和科克進行了面談，認為出版這些照片對他們不是很好。從華盛頓傳來的命令，讓他後半輩子想來都覺得異常憤怒。科克被告知，用他的話說，「把這些照片帶回家，帶得遠遠的，不要給任何人看」。他被口頭警告，如果他違背這一命令，他將面臨軍事法庭的審判。隨後，他被命令簽署了一份聲明，內容是說，今後如未事先經過軍方審批，他不得討論自己的那段日本被俘經歷。

歷經38年後，科克才鼓起勇氣，自費出版了他的回憶錄，第一批限定發行1000本，書中採用了他的那些照片。「最終，我說，夠了——必須要公開這個事。」科克說道。

但是始終有個問題縈繞在我們的耳邊：如果特倫斯·科克的故事和照片能在上半個世紀就得到更廣泛流傳的話，日本企業的責任能否在東京軍事法庭上得到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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