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被稱一流社會心理學家 控制人靠兩絕招

關注「水煮歷史」 淘盡千古風流

斯大林（資料圖）

來源：人民網

列寧死前看到的機關集權只是冰山一角。斯大林在列寧病變的那兩三年里，已做了非常紮實的布置，掌控了日常管理黨務的權力，把服從他、完全照他思路辦事的機關人員，安排在重要的崗位。隨著列寧的去世，這種人事安排加速了。

1923年到1929年，斯大林一步步擊敗列寧一代近衛軍里對他有威脅的諸位，包括托洛斯基與許多他想像中的敵手。斯大林50歲時，權力鬥爭就已經完結了，他成了當仁不讓的接班人。

斯大林建立的人事制度，不是列寧實踐過的，更不是他所設想的自下而上式的，而是拜占庭式的。跟傳統西歐和北歐的那種開放性的強調選舉與法治的制度不一樣，拜占庭式強調宮廷政治，強調權術與謀略。俄羅斯幾百年受東正教的影響，源遠流長。列寧一代從西歐北歐帶回來的那點開放性的人事體制鮮活要素，漸漸被掩埋。

斯大林是第一流的社會心理學家，但他老是朝人性的下端看，更多地看到人性裡面底下的東西。他認為，要想別人聽話，最根本的是兩手，第一是讓人處於恐懼之中，第二是給人足夠的私利。他一輩子堅信，一靠恐懼，二靠收買，才能讓別人成為可靠的工具。

1922-1923年間，斯大林就開始建立檯面和台下兩套系統。他讓「任命局」把所有第一二層次最重要的機關幹部職務列一個現職名單，再列一個後備名單，萬一這些人不聽話了，成了「內奸、特務、叛徒、暗殺組織者」了，一旦被清洗，馬上有替代者。不僅在全聯盟的最高層次上，還包括15個加盟共和國的最重要職務，他都親手掌握那個「官職表」（Nomenklatura）。到了1936-1937年，所有重要職務都配一到兩個替代者，官員們隨時可以被清洗。他使官員日夜意識到，你是可以被替代的，但何時被替代，誰也不知道。紅軍領袖之一的烏博列維奇，每次離家上班時都要準備一個日常用品包，因為不知道出去了是否還能回家。這就是人事制度中的恐懼一面。

另一面就是收買。列寧時代，所有高層不能拿高工資。黨政、企業等的高層，工資都不能超過最好的技術工人。列寧規定，最好的技術工人的工資，相當於中央委員的工資。領導幹部的演講、稿酬等收入，超出部分通通要拿來交給黨的公用基金會，這就是所謂的partmaximum規定。列寧一代領導人的生活，雖然未必很苦，但確實清廉。

有個著名的故事，是講為什麼建立了克里姆林宮的特別食堂。1918年，來中央做報告的糧食人民委員（即糧食部長），因為營養不良，開會中途暈過去了。列寧說，連他都不行了，我們怎麼帶領人民打贏內戰、戰勝饑荒呢？那時高級領導層就幾十個人，列寧說首先得讓這些人吃飽肚子，於是就有了那個特別食堂。

而到了斯大林時代，就開始實行「大信封」制。除了工資，斯大林對他最依賴的人給予私底下的收入。這種制度細節只有他及其辦公室主任知道。赫魯曉夫上台後，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承認，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拿了多少信封裝的錢，反正很多。斯大林通過信封給錢的，都是幫他做核心操作的人。這錢從不上賬不交稅。到1930年時，他已全面改變了20年代的工資規矩，所有高級領導人的工資，已經漲到比最好的技術工人高30到40倍。別墅、度假、酒、高級食品、小轎車這些短缺物資更不包括在內。

這並不是說要堅持20年代那種革命清教徒式的工資制度。那很難，但提到這麼高，尤其是大信封的做法，變成了一種收買制度。工資外收入不算太離譜，很多大公司都有類似做法。但大公司對僱員的物質刺激，要根據人的素質、工作能力、貢獻來公平地衡量。大信封的做法則更像黑道老大在給好處，沒有公平標準，也沒有記錄。斯大林的「恐懼」做法是要使人不敢違背其意志，不敢有任何獨立的作為。這種恐懼是日常狀態，他對所有高官都監聽，二把手以下全被監控。

而他的「收買」做法是讓人干狠活、干違反黨紀國法的壞事。積重難返的負篩選人事制度，就是從這兩點延伸出來的。

以庸才小人取代幹才賢人

斯大林通過建立起恐懼加收買的負篩選人事制度，把在列寧時代湧現的最有才能的人，一個個地在政治上乃至肉體上消滅了。那些跟列寧非常親密的同事，只要在任何一個方面比斯大林突出，都被幹掉了。

二戰初，德國軍隊之所以能一下毀掉幾十萬蘇聯紅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蘇軍中最傑出的將領，一大半要麼被自己的政府幹掉了，要麼在監獄裡。戰爭期間蘇聯存亡一線時，有人建議該把監獄裡少數倖存的將軍放出來，重組紅軍，後來戰功卓絕的羅科索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傑出的戰時經濟最高管理者沃茲涅先斯基，軍工生產和戰略物資體系，全部是他在做統籌安排。沒有這個奇才，蘇聯在毀滅性打擊後，不可能那麼快地組織起戰時經濟。二戰結束後，他也被消滅了。

幾乎無人是不可被消滅的——假如他才能卓越又具有獨立見解的話。對斯大林絕對聽話的庸才和壞人才可能被重用。他用人有個絕招，就是提拔劣跡斑斑、教育程度低、能力差的人干狠事。為何？要把那些正直和優秀的人栽贓成特務、間諜、恐怖活動組織者，沒法使用正派的人，只能用劣跡斑斑的人。用蘇聯最出色的軍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的話說，斯大林消滅優秀文武人才過程中最依賴的葉若夫、維辛斯基、烏爾里希、貝利亞、梅赫利斯等，不僅不符合黨政高級幹部的德才高標準，事實上他們全是普通道德和法律意義上的惡徒和罪犯。

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時，蘇聯的人事格局已經定型了。赫魯曉夫時代給黨政領導當顧問的學者私下問：我們是全球僅次於美國的大國，成批的領導人素質卻怎麼都這麼低？做過六任蘇聯最高層顧問的阿爾巴托夫總結道：「斯大林體制最沉痛的後果之一，就是在幾十年的時間裡，把這個國家置於軟弱無能的領導之下，消滅了千百萬優秀的人才，使社會肌體失血過多，切斷了最有才華的人的出路，卻給那些最善於鑽營的人的飛黃騰達和官運亨通，鋪墊了通道。這不是偶然的。斯大林體制運作幾十年後，常常找不到很優秀的人來代替庸人。這一點可以解釋赫魯曉夫提拔的人，智力水平和管理才能為何如此之低。他們過去之所以被選中並得到升遷，並非是因為出類拔萃，只是聽話。他們熬過來了，是因為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堅定信念。他們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由於地位比他們高的人沒有把他們看作是競爭對手。

斯大林的人事做法樹立了一個壞樣板。到了1960-1980年代，蘇聯已經難以提拔出列寧一代那樣的優秀人才梯隊，那樣的人才不是提拔出來的。蘇聯既有的體制慣性之力量，已經把自己的大腦和手腳捆綁得太緊。俄羅斯歷史上人才輩出，但斯大林的人事制度卻把極為豐沛的人才資源篩選出局，只讓三四流的人員管理一個龐然大國，日新月異的局面自然是出不來的，只能一步步走向衰亡。

（本文摘自2012年5月10日《南方周末》，作者丁學良，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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