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準備一場值得全球關注的演講，我們從 TED 大會演講者那裡發現的秘密

更多時間、更細的控制。都是說起來簡單的事。

TED 大會上，每個演講者都是這麼開始。

他從舞台右側台階走上來，獨自站在一塊紅色圓毯上。

之後 5 - 18 分鐘里，他會說話、也可能唱歌跳舞、個別會拿出自己公司的機器人做演示。但在演講結束前，他不能走出這個直徑 3 米的正圓——12 台攝像機正對著這裡。

他面對的是一個坐滿 1200 人的半圓形劇場。台下燈光不太暗，如果演講者視力夠好，可能會認出一些觀眾。斯蒂芬·斯皮爾伯格、謝爾蓋·布林、阿爾·戈爾今年都出現在大會現場。

為期 5 天的大會剛剛結束。有人上台時一個踉蹌差點摔倒、有人卡殼兩秒鐘說不出一個字、有人一度手抖得厲害抱在胸前、也有人走出了圓圈。

這些觀眾很可能是他見過最禮貌的一群。任何失誤都不會遭致笑聲，只有掌聲和歡呼為他打氣。

畢竟，大家都怕演講。面對調查問卷，相當一部分人怕它甚過死亡。

而 TED 大會是公共演講里最可怕的那一個。

除了面前這一千多掏得起 8500 美元門票的有錢人。演講者還要面對 12 台攝像機。它們錄下的畫面會被剪輯成 TED Talk 視頻，傳到網上被上百萬人觀看。

在這個舞台上，演講者能依靠的東西很少。舞台邊緣沒有一般大會常見的提詞器。演講者只能看到兩塊屏幕。它們都在演講者正前方遠處，上面沒有台詞。其中一塊大約 100 寸，和演講者身後大屏幕一樣顯示著他事先準備的幻燈片。另一個小很多，黑底白字顯示著他還剩幾分鐘。

「提詞器會讓演講者與觀眾隔絕。有經驗的演講者可以裝作沒有看屏幕，但還是會不自然。」負責多個項目的 TED 社區總監湯姆·萊利（Tom Reilly）在大會現場對《好奇心日報》解釋道。

這裡有一些例外，比如個別演講者實在離不開提詞器，但又太有吸引力。萊利在 TED 工作的 13 年裡，有近千次現場演講，當中只有 4、5 次這樣的破例。

如果演講者實在背不住詞，但他又足夠重要，可以拿著一疊列印出來的稿子、或者放一台電腦在台上。比如今年登場的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創始人雷伊·達里奧（Ray Dalio）面前就放了一疊紙，但他沒瞄幾眼。

但絕大多數 TED 演講者，只能完全脫稿。

除了事情本身很難，來 TED 演講還可能有外來壓力。荷蘭駐美大使周三來到大會現場看荷蘭設計師丹·羅斯加德（Daan Roosegaarde）的演講。以色列總理曾親自給次日登台的演講者打電話祝好。

演講者在台上更像演員

「如果到時候太緊張，我會把現場所有人都想成裸體的，這樣能放鬆一點。」羅斯加德在演講前一天對《好奇心日報》說了自己的應對方式。他說自己沒有背講稿，因為這會讓自己變得像機器人。

第二天，他確實一點也不像機器人。整個大會上，表情比他豐富的可能只有幾個脫口秀演員。

開場後，他接過主持人的介紹，從一個笑話開始，「別人介紹我的時候經常說，你是藝術家、你是建築師。但最近有人說『不不不，你就是個拿著商業計劃書的嬉皮』。」

TED 2017 大會上的 Daan Roosegaarde。圖/TED@Flickr

聰明的笑話和自嘲，都是 TED 演講的受歡迎的開場。

周四，橋水創始人達里奧放了一段自己 1980 年代的採訪視頻，然後面對屏幕一字一頓地說道「這是個多麼自大的混蛋（What An Arrogant Jerk）」。

觀眾都欣賞這樣的精神，而演講者也能清楚看到他們的反應。TED 大會曾經試過調暗燈光，但演講者表現普遍不如往年，最後又調了回來。

但 TED 不是脫口秀舞台，演講者得拿出一些實在的東西。玩笑後，羅斯加德在台上展示了自己幾個設計項目。

羅斯加德此前三個著名的項目：像梵高畫作一般的星光道、中國的霧霾項目、極光一般的燈光秀。

最後，他向聽見一個新點子就要說「OK，但是」的人宣戰，用加拿大未來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的那句名言「地球號太空船沒有乘客，我們都是船員」結束了演講。

在這個口號是「ideas worth sharing」的大會上，全場起立鼓掌。

沒什麼真正的即興演講

作家威廉·津瑟（William Zinsser）曾總結，一篇好文章的開頭第一句話要吊起讀者的興趣，然後在前幾段拋出信息，給讀者繼續看下去的理由。最後，得有能讓人留下印象的結尾。

全場看下來，你會發現大多數演講都很類似。

但看過津瑟那本On Writing Well不能保證一個人寫出像樣的文章。知道 TED 套路也不能保證做一個好的演講。好的 TED 演講背後都是反覆的準備。

羅斯加德可能沒有直接背誦講稿，但他一開始會有個大致的演講框架，然後花很多很多時間準備。但最後幾天，他會試圖忘了一切再上台。

事實上，每次採訪都是他的一次綵排，表情豐富、抑揚頓挫。他就像一個喜劇演員。

TED 演講者，waitbutwhy.com 博主蒂姆·厄本說過，TED 演講與其說是演講，「不如說是短片，唯一的演員是我的臉、唯一的劇情是我說的話、唯一的編導是我來回踱步。」

去年大會後上傳的視頻里，最多的那一個已經被觀看了 1235 萬次。那個視頻就來自厄本關於拖延症的演講。

厄本今年在大會現場告訴《好奇心日報》說，他在 TED 演講之前，他只做過 6 次公開演講。「之前每次去規模更大的演講，我都非常緊張。但自從 TED 之後，我再也不緊張了。」

由於上次的成功演講，厄本現在已經是 TED 演講者的教練。他將 TED 演講的準備分為三個階段：讀稿子 - 剛背下來 - 牢記於心。

基本上，羅斯加德說的也沒什麼區別。

讀稿子的演講不容易出差錯，但觀眾會覺得無聊。剛脫稿的時候則很容易弄砸。

厄本說一個好的 TED 演講必然是將自己的演講內容記得像生日快樂歌一樣，記在潛意識裡，說的時候大腦根本不用思考。「比如你坐在餐廳里，一桌人唱生日快樂，你可以一邊給人拍照、一邊幫侍者清理桌上的東西……」

TED 邀請的人一般都做過一些有意思的事，所以話題本身並不是問題。大多數人也願意花足夠時間。問題是怎麼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呈現它。

安娜布·賈伊奈（Anab Jain）今年是第一次登上 TED 演講。和羅斯加德一樣，她也有自己的設計工作室。不同的是她看起來既不嬉皮、也不以商業計劃見長，她的項目基本都和科學家合作。

去年夏天，賈伊奈收到邀請。然後，她就翻了拖延症，沒再管這事。

「之後我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想這事，畢竟還遠。然後有一段我超級抓狂。然後開始寫講稿，寫了好多好多稿。」周四中午，賈伊奈坐在大會二樓工作區的沙發上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寫完講稿後她聯繫了 TED，然後發現自己寫出來的東西完全沒法用。

賈伊奈初稿的問題是過於抽象，她說自己一直以為 TED 需要一個比較抽象的演講，說自己的理念，不應該太鑽在自己的工作上。

她得到的回應是：「不不不，我們知道你做很視覺化的東西。你應該找一些例子放到台上。」

在教練的建議下，她換成了四個實際的例子。

圖一： Jain 在印度的實驗室模擬了一些空氣樣本；圖二： Superflux 設計的無人機之一；圖三： 由基因和演算法決定保險金的 Dynamic Genetics 項目

賈伊奈的作品是現實版本的《黑鏡》，她將自己對未來的想像做成一個具體的展現出來。比如根據空氣污染增速，做一罐 2030 年的空氣。或者在保險公司推動法案索取普通人 DNA 數據時，虛構一起有人因付不起保費去黑市修改基金，最後被基因公司起訴的訴訟案。

這些項目本身都很吸引人，教練的調整主要在圖片使用以及演講節奏。

「TED 不會說什麼內容不能說。但他們會說這個點說得太快了，要慢下來。會根據演講內容調整時長。」賈伊奈回憶說。

這個準備過程是動態的。今年的 TED 演講最短的 5 分鐘，最長的 18 分鐘。分給賈伊奈的時間一開始是 12 分鐘，然後調整了 16 分鐘，然後又改成 12 分鐘。最後定在了 16 分鐘。

然後他們要綵排。3 月底，也就是今年 TED 大會開始前一個月時間，所有演講者都要講一次給 TED 團隊看。他們可以選擇在視頻電話里說，也可以直接去位於紐約的 TED 辦公室。

等到大會開始前的那個周末，TED 還有一個全套上陣的綵排。演講者穿演講當天穿的衣服，說一模一樣的內容、全程拍攝。

最後那個綵排也是救急方案。如果最後演講當中有什麼差錯，可以靠剪輯補救。

每年總有演講最終效果不夠好，靠剪輯也補救不出來。最後那個演講就不會被放到 ted.com 官網——去年有近一成沒能上去。

對於大會上另年輕的一群演講者，TED 管得更細

過去幾年，每次 TED 大會最開始都是從 TED Fellow（TED 學者項目）演講開始。

這個項目由湯姆·萊利在 2008 年啟動，需要 Fellow 自己申請。申請成功後，他們可以去當年的 TED 大會登台演講，大部分視頻也會登上 TED 官網。

TED Fellow 是演講者中最年輕的一群，項目要求申請者年齡小於 40 歲——大概是因為票價的關係，TED 大會現場，除了工作人員和志願者，30 多歲在人群里就挺顯眼了。

這批人是科學家、創業者、記者、導演、活動家。

他們的演講經驗普遍少於主場的演講者。為了確保效果，TED 要求每個人必須提交演講稿全文。

常住上海的創業者何瑞怡（Matilda Ho）申請了今年的 TED Fellow。TED 在 1 月宣布入選消息後就開始為她提供培訓。1 月 26 日開始教授第一堂關於如何準備 TED 演講的課，這距離登台演講大約 3 個月。

之後就是每兩周改一輪講稿。講稿里需要拿掉任何大眾可能理解有困難的詞。

時間是被精確控制的，第一年入選的 Fellow 基本都是 5 分鐘演講時間。每次和 TED 進行的排練，都會記時，然後刪減、修改每個句子控制時間和節奏。

何瑞怡談的主題是耐心：在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的地方，放慢速度做一個更有耐心的食品生意。她創辦了兩個公司，一個是剛成立沒多久的食品技術孵化器 Bits x Bites。另一個是生鮮食品電商一米市集。

5 分鐘很有限。她的演講從兒時學鴿子魔術養成耐心開始，談到中國的極速增長以及相應的食品安全問題，再到自己做兩個公司來解決問題。演講本身很流暢，但對中國情況有基本了解的人，會想知道更多。

很多演講者都對我提到了時間的問題。新加坡海洋生物學家 Mei Lin Neo 說自己並不習慣在演講里只提自己的工作，不提同行在做的相關努力。但在 5 分鐘的限制下，她確實沒法談到那麼多。

研究肝臟與大腦之間聯繫的神經生物學家 Diego Bohorquez 也說 TED 演講比平時難很多，因為他在有限的時間裡還需要解釋一些如果和科學家演講，不需要細說的東西。

但時間限制也是 TED 能獲得如此廣泛傳播的原因之一。限制時間，在確保觀眾注意力的同時，TED 也確保了每個演講聚焦在一個點上。

發音是另一個 TED 關注的細節。TED 大會目前除了一個規模很小的環節是西班牙語演講外，其他都必須用英文演講。

很多演講者都有口音。何瑞怡在台灣長大，工作後一度去美國讀書工作，7 年前搬到上海定居。以美國人溝通的標準，她的口語也足夠流利。但以 TED 的標準，她的發音還需要修正。

「比如我說『good food』的時候，教練會糾正說第一個『d』發音不夠清晰。」何瑞怡說最後兩周時間，很多時間被花在修正讀音上。

為了確保聽眾能聽清楚每個字。TED 會要求演講者不連續使用讀音比較複雜的單詞。讓演講者在登台後一開始放慢語速，等觀眾適應後再加速。

幾輪修改到最後，負責人萊利會自己修改每一個人的文稿。

「我們就和雜誌編輯差不多。」萊利打了這個比方。

到 4 月 15 日，Fellow 演講者的文稿最終版確定；17 日，視頻連接 TED 做正式演講排練；21 日，飛到溫哥華，確定演講著裝，有人因為衣服顏色影響拍攝效果不得不出去重買；22 日，所有人穿演講前的正式服裝去實地綵排；23 日，大會前一天，TED 安排了一些輕鬆的活動，做菜、參加晚宴。

「你今年要演講么？」晚宴上，有人問去年演講的加拿大生物黑客 Andrew Pelling。

「幸好不用。」他回答說。

題圖來源：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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