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秋後處決」有什麼科學依據？

在日常所接觸的影視作品和歷史故事中，經常會看到官府對於罪犯的判處中有「秋後處決」的字樣，可是為什麼殺個人都還要等到秋天呢？不是有就地正法，不是有斬立決甚至廷杖嗎？難道古人不懂，罪犯不處決，民憤就難以平復，就無法保證司法的公信力嗎？然而恰恰相反，讓中國歷代都保持「秋後處決」這種做法的主要原因，其實就是古人為了最大限度的保證司法的公正性。

當然關於「秋後處決」這項傳統，有一種說法是，中國古人講究四季更替，天象與人間要對應，秋在五行中代表金，金主肅殺，而且從漢代開始，天人感應直說甚囂塵上，所以作為天子的皇帝，也當然要讓子民的生死遵從老天的規律。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說法是指，秋收之後，就是農閑時節，而在此時處決人犯，會有更多的百姓能夠圍觀，從而起到威懾的作用。當然這些說法都有自己的道理，可是如果真的只把古人想成只追求形而上的虛無主義的化，也未免太小瞧他們了。

秋後處決，其實是為了給這些犯人一個緩衝的時間，就類似於我們今天所說的「緩期執行」。而要說清楚「秋後處決」，就要先弄明白與它伴生的辭彙「秋審」。秋審這項制度的雛形在明朝天順三年開始出現，一直到清朝順治年間才形成規範，成為寫在《大清律例》中的法則。

在清代秋審其實是為了給那些判處「斬監侯」和「絞監候」的犯人一個複審的機會。一般來說清代的審核都是由案發地的官員在將卷宗和宣判結果送交給刑部後進行的，而其中謀反、大逆、殺官這些罪行是可以直接經刑部上報皇帝後，判處斬立決甚至凌遲、梟首的。但是其他的一般的殺人事件如果被判處了斬或者是絞刑之後，就必須要將卷宗送給「三法司」共同審核。

其實刑部並不是現代人想像中的大權獨攬，掌握罪犯生死的唯一機構，而是要和其並稱為三法司的大理寺、都察院共同審理才可以決定一個人是否該殺，而這一系統類似於封建時期的「公檢法」。在三法司共同審核的過程中有案件如果存在「情罪不符、引律不當」等情況的時候，三法司對地方官府的判決有異議的時候，就可以申請將此案判為「斬監侯」或「絞監候」。

而這樣的結果無疑是為這些罪犯提供了寶貴的取證時間，在清代每個地方都要在某一個日期之前將本年的所有判處死刑的案件交給刑部，但這個日期並不是固定的，例如江蘇是每年的二月初十，河南是三月初十，而直隸省則是三月三十，儘管每個地方的上交日期不同，但最少也可以為死刑犯爭取到四個月的重新調查的時間。

秋審一般在每年的八月進行，先是由三法司和九卿以及其他相關人員，將刑部已經判處死刑的犯人進行審核，而這些人一般都是沒有異議的事前商議好死期的罪犯，這個叫做朝審。秋審就在朝審的第二天開始舉行，這一天會將各省份提交上來被判為斬監侯和絞監候的案子，進行再次審核，如果三法司的及在場的其他官員沒有異議，就將這名犯人的罪行落實，發回原地，由地方政府執行死刑。

如果說其中有人有不同的意見，那就厲害了。先要由持意見者將案件重新報給刑部，然後由刑部再次彙報給皇帝，聽取安排，一般最後都是交回再議。然後由三法司的各個部門參照以前的舊例進行對比，這就類似於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是不成文的法律一樣，根據這些然後再次決定犯人的生死，如果連續三年的秋審，都始終存在異議的話就可以免除死罪，進行減刑，是類似於死緩改無期，無期改有期的一種手段。

可是古人為什麼要這麼麻煩的將案件來回折騰呢？在《清史稿·刑法志》里有一句話說的非常好「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而這也是那些有良心的官員最大的理由，此外在宋元之後，各朝的屍檢手段和方法都是根據宋慈的《洗冤集錄》來進行考證的，盡信書不如無書，況且下屬的仵作與官僚若是再學藝不精或是欺上瞞下，那就是對人命最大的褻瀆。而這些三法司的官員如此嚴苛，除了是他們的本質以外，同時司法公平與嚴肅也是帝王取信與百姓最重要的手段，所以萬萬不可出錯。

而除了司法部門本身自查以外，犯人的家屬也可以進行上訴，如果是縣衙定的罪，那麼上訴就必須按照「府、道、司、院」的順序逐級進行，否則「越訴者笞」。而絕對的權利就會滋生絕對的腐敗，所以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明史·刑法志》中就記載了在嘉靖元年，有三法司官員被買通後，故意將其中一件案子翻案，導致遲遲不能動刑，錯過行刑時間之後，就要再次審理。逼得給事中劉濟等上書給皇帝，請求處決犯人最晚必須在當日未時（13:00~15:00）之前動手，不然容易多生事端。

雖然歷朝歷代的三法司，都將死刑的核准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但還是擋不住一個叫「就地處決」的名詞。清代在咸豐三年之後，由於捻軍、太平天國相繼興起，盜匪橫行，所以各地的官員往往是先將這些土匪強盜當場殺死，然後才上報朝廷。而這個風氣就從此一直延續了下去，但是誰是匪？誰該殺？誰有罪？這就不知道了，畢竟死人不會說話，而且這其中官府可做的文章也大多了。因此也就形成了晚晴司法判決上的污點，讓人產生了一種封建社會法制不全，濫殺成性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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