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徐渭三評

_朱非

徐渭 墨梅圖 鏡心 28.5×66cm

關於徐渭書法的評論很多，有的令人信服，有的令人半信半疑，有的令人難以苟同。本文拈出其中三條，說說自己的看法。

其一：「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

「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這是徐渭的自評。我以為，自評其實並不一定可靠。自評往往帶有個人的偏見，或者另有意圖。如同齊白石自評說「詩第一」，「畫最次之」。一些人就覺得老人似有「欲擒故縱」之嫌。今年是2015年，徐渭死於1593年，兩數一減，徐渭離世已經422年。這422年的歷史對徐渭的綜合評價是畫第一，詩文次之，書法居其末。徐渭的書法在當時的明代甚至上不了檯面。歷史現實與徐渭自評正好相反。

明代是中國書法的成熟期，台閣體的出現，正是成熟的表徵。明代書法，對我國整個書法史而言，決不能小覷。明初有三宋二沈，即宋克、宋璲、宋廣、沈度、沈粲。沈度乃台閣體之祖，被明成祖稱為「我朝王羲之」。明中期則有李東陽、吳寬、沈周、王寵，還有大名卓著的祝允明、文徵明。晚明則有邢侗、張瑞圖、董其昌、米萬鍾、黃道周、倪元璐、王鐸、傅山等。明代書法袞袞諸公，是一座座書法高峰。單就書法論，徐渭在這些高峰面前，沒有位置。

我讀張光賓先生的《中華書法史》，其中明代一節，隻字不提徐渭。

但，歷史也可以改寫。在當下特定的「現代書法家」的提攜下，徐渭的書法正在重新評論，重新發現。現在的中國書法史徐渭的地位在明顯上升。

徐渭的書法，主要是草書。他的草書有很明顯的個人內心情感的宣洩，筆墨恣肆，滿紙狼藉，不計工拙，所有的才情、悲憤、苦悶鬱結都隱含在扭曲的筆畫之中了。他的書法，有強烈的個性，明顯與有明三百年正大氣象的主流書法拉開了距離。徐渭說：「高書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書。然此言亦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這句話，與其說他「自負」，不如說他「失落」。

徐渭是一個多才多藝、出類拔萃的人，時代的扭曲使他從天才演變成怪才。從他的書法看，他有很好的筆法技能，從他的書論看，有很高的見解，但他留下的書跡，最大的缺點是行筆失控，章法無序，狂放不羈。可以看出，徐渭不願受法度的約束。但，法者，約束也。書法、法書，本不該離開法度的限制和約束。

也有人以為，從徐渭的自評來看，說明他是個明白人。他把成就最低的書法，說成是「第一」，成就最高的繪畫，他卻說是最次。從這裡，我們看出了他的狡黠。也就是說，徐渭的「吾書第一」，正說明徐渭對自己書法的不自信。他的自評，應該符合徐渭的性格特徵。這一說法，可供討論。

其二：「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余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決當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

徐渭死後20年，「公安派」領袖人物袁宏道到紹興探望友人陶望齡，晚間少睡意，無意中翻到一本徐渭的詩文稿，讀了幾篇，不禁拍案叫絕，驚問此人是今人?還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齡一起徹夜閱之，「讀復叫，叫復讀」，以致把童僕驚醒。而後袁宏道不遺餘力地搜羅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揚徐渭。袁宏道還寫下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人物小傳《徐文長傳》。

《徐文長傳》主要評的是徐渭的詩文，偶及書法;評徐渭的書法就是上面這一段評語。對我來說，拜讀這段評語，使我驚嘆的不是徐渭的書法，而是袁宏道令人震驚的文筆。袁宏道坦承自己「不能書」，他謙虛地自稱他的書評只能是「謬謂」(直譯為「錯誤地認為」)，但他涉筆一點，就把徐渭的書法提高到明代大書法家王寵、文徵明之上。袁宏道知道有人會提出異議，他卻已聲明在先：他論的是「書神」，不是「書法」。提到「書神」的高度，這官司就沒法打了。接下去他又說徐渭是「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更是令人摸不著頭腦。何謂「散聖」?何謂「俠客」?幾品幾級?標準何在?只有請我們這些「後之覽者」各自發揮想像了。我的理解，袁宏道的「散聖俠客」其實是指出了徐渭書法的「另類」，但他是以肯定、讚美的口吻指出的。經袁宏道這樣一說，令多少人在不可捉摸的「散聖」、「俠客」前佩服得五體投地!整段評語唯一能落實的是「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但這一句評論，評的其實是徐渭的詩。

袁宏道是性情中人，激情滿懷。他以他的慧眼和文筆，寫下了著名的《徐文長傳》，使徐渭死後復生，確立了徐渭的歷史地位，造就了徐渭400年的輝煌。如果沒有袁宏道，也許我國歷史會遺忘了這位影響獨特的大畫家。徐渭抑鬱一生，有袁宏道這篇《徐文長傳》，可以瞑目矣。但其中袁宏道的這段書法評論，實在是寫得肆意汪洋，不著邊際，明顯有愛屋及烏之感。借用米芾的話來說，應該是屬於「徵引迂遠，比況奇巧」之類的評論。

其三：「陶望齡作渭小傳，載渭嘗自言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今其書畫流傳者，逸氣縱橫，片楮尺縑，人以為寶。其詩欲出入李白、李賀之間，而才高識僻，流為魔趣。選言失雅，纖佻居多，譬之急管么弦，凄清幽渺，足以感盪心靈，而揆以中聲，終為別調。觀袁宏道之激賞，知其臭味所近矣。其文則源出蘇軾，頗勝其詩，故唐順之、茅坤諸人皆相推挹。中多代胡宗憲之作，《進白鹿》前後二表，尤世所艷稱，其《代宗憲謝嚴嵩啟》云：『凡人有疾痛痾癢，必求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擠;父母能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併名。名且不能，報何為計?』云云。雖身居幕府，指縱惟人，然使申謝朝廷，更作何語。錄之於集，豈止白圭之玷乎?蓋渭本俊才，又受業於季本，傳姚江縱恣之派。(案：渭師季本，見《明史·文苑傳》)不幸而學問未充，聲名太早，一為權貴所知，遂侈然不複檢束，及乎時移事易，侘傺窮愁，自知決不見用於時，益憤激無聊，放言高論，不復問古人法度為何物，故其詩遂為公安一派之先鞭，而其文亦為金人瑞等濫觴之始。蘇軾曰：非才之難，處才之難，諒矣。渭所著有《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三種，鍾瑞先合刻之，以成此集。又有商濬所刻，題曰《徐文長三集》者，亦即此本，前有陶望齡、袁宏道所作二傳。宏道以為一掃近代蕪穢之習，其言太過。望齡以為文長負才性，惟不能謹防節目，跡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類，咸成其為文長而已，是則平心之論也。」

以上這一評，是清代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徐文長集》寫的一段話。紀曉嵐寫得不激不厲，心氣平和。

紀曉嵐對徐渭書畫讚賞有加。他說：「今其書畫流傳者，逸氣縱橫，片楮尺縑，人以為寶。」「逸氣縱橫」，是紀曉嵐對徐渭書法的核心評價，紀曉嵐行文斟字酌句，肯定掂量過這四個字的份量。

對徐渭的詩，紀曉嵐認為以徐渭之才，本應「出入李白、李賀之間」，但徐渭「才高識僻，流為魔趣」。高評之後，繼之以全面否定。其中「揆以中聲，終為別調」這八字，說得最為切中要害。紀曉嵐說的是詩，用於評徐渭的書法，也是適合的。就是說，徐渭的作品，與文化傳統、主流社會的要求相較，簡直是背道而馳。

對徐渭的文，特別指出「《進白鹿》前後二表，尤世所艷稱」;而其《代宗憲謝嚴嵩啟》(這是嚴嵩81歲生日時，胡宗憲要徐渭代寫的賀信)，紀曉嵐則認為吹捧過甚。作為師爺，雖然是身不由己，但寫嚴嵩寫到這個高度，以後皇上做生日，又如何下筆?

論及徐渭一生的坎坷，紀曉嵐借用蘇東坡的話說：「非才之難，處才之難」。一個人有才能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有了才能之後，能得到社會的接納和認可，個人又能憑藉各種機遇獲得恰如其分的發揮。想必紀曉嵐對「處才之難」有很多的感慨，所以對徐渭不乏理解和寬容，千言萬語，盡在這「諒矣」兩字之中矣。

徐渭《秋蟹圖》水墨紙本 19.5×36cm

徐渭少年時天才超逸，「六歲受《大學》，日誦千餘言」; 九歲便能作文，「書一授數百字，不再目，立誦師聽」;十多歲時仿揚雄的《解嘲》作《釋毀》，轟動了全城。當地的紳士們稱譽他為神童，把他比作劉晏、楊修;二十三歲時他與越中名士姚海樵、沈煉等人相交往，被列為「越中十子」之一。但他二十歲成為生員後，接下來的科舉應試卻八次不中，「再試有司，皆以不合規寸，擯斥於時」，深受打擊。

紀曉嵐是體制中人，他不可能去批評社會，他指出的是徐渭自身的責任：「不幸而學問未充，聲名太早，一為權貴所知，遂侈然不複檢束，及乎時移事易，侘傺窮愁，自知決不見用於時，益憤激無聊，放言高論，不復問古人法度為何物。」

「不復問古人法度為何物」，是紀曉嵐對徐渭處世(包括從藝)態度的批評。徐渭的書法，無視傳統、無視法度的確是一大硬傷。現在不少人在學習徐渭書法，學的其實就是他的無視傳統和無視法度，是對是錯，我們靜待歷史來回答。

紀曉嵐並不完全認同袁宏道對徐渭的評論。說袁宏道與徐渭「臭味所近」，故有偏激之嫌;袁宏道說徐渭的文章「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紀曉嵐也認為「其言太過」。

紀曉嵐的評論最後又捎帶著提到了陶望齡對徐渭的評論。認為陶望齡的評論是「平心之論」。陶望齡認為徐渭一是「負才性」;二是「不能謹防節目」(我的理解是說徐渭一生中關鍵的幾步沒有走好);三是徐渭的書畫詩文皆有「處士之氣」。所謂「處士之氣」，意即站在統治集團的對立面。紀曉嵐認為所有徐渭的不足之處，都是由文長的個性決定的，這就是徐文長之所以成為徐文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