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的人民比大陸的人民愛好自由？（上）

全球化為所有國家都預設了發展的無限可能性，隔絕於這個無法阻擋的世界潮流的行為體，無疑將喪失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機遇，最終會為天下人所恥笑。

作為一個對外部環境高度敏感和依賴的國家類型，地理因素對小國政治發展的影響特別深遠。在很大程度上，小國政治發展往往取決於它們在特定國際背景下所處之地理位置、所在之地緣政治環境及所具之國土形狀等地理因素提供的獨特條件。

對小國而言，如果說國際環境是「天」，那麼地理稟賦就是「地」，「天」之「時」與「地」之「利」是小國求生求安、求利求富、求穩求名之根基。在政經發展中，人民進取拼搏、政府治理有方、國家制度健全固然重要，但沒有「天」之「時」，小國將無立足之地和生存空間；沒有「地」之「利」，小國必將深陷規模缺陷而難以自拔，發展餘地有限。當今世界，小國已得前所未有之天時，然而，它們在地理稟賦或地利方面卻是大異其趣。這種地理賦予的先天差異性是小國政經表現高低不同、貧富不均、強弱不一的根源所在，小富強治者一般都坐擁得天獨厚的優越地理位置或者外界垂涎的戰略資源，它們遊刃有餘，富足安康；小窮弱亂者則多處乏人問津之地，它們資源貧瘠，坐困愁城。這麼說來，地理因素在小國政經發展中產生的影響確實難以估量。在國際互動如火如荼、科技威力如日中天的時代，如此論斷是否有蠻橫武斷和誇大其詞之嫌？小國的政經發展及其對外關係真的難逃偶然的地理預定的必然「宿命」？

基於篇幅考慮，本主題分上、下兩篇，上篇論述的是地理效應偏愛小國的原因及其對小國政治發展的深刻影響，下篇則主要考察地理稟賦在小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關係中發揮的獨特而顯著的作用。

一、地理效應偏好小國

人和環境的交互關係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人類活動脫離不了其直面的自然環境，並深受自然環境的影響和塑造。其中，地理條件是自然環境中最具政經意義的基礎性、標誌性要素，對社會心理、行為方式、政經發展甚至文明的演進均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長期以來都是人文社科問題探索的關鍵概念。然而，地理因素對行為體的影響和意義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國際環境的演進而呈現出動態性調整之流變。

第一，傳統的「地理（氣候）決定論」。人類與自然是認識和被認識、塑造和被塑造、影響和被影響的互動關係，人類認識、塑造和影響自然環境的能力越強，自然環境對人類的影響和制約就越小。在技術革命之前的歷史時期里，在威嚴的大自然面前，人類不過是任其隨意擺布的弱者，他們不得不臣服並受制於嚴酷無情的自然環境，「看天吃飯」幾乎是人類歷史一以貫之的生活狀態。在這種背景下，地理因素理所當然構成了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初始條件，同時也決定了對人、社會、國家的建構性意義。

讓·布丹（1530-1596），文藝復興時期法國著名政治思想家，近代西方國家主權理論的創始人，他的《國家六論》被譽為西方關於國家主權學說的最重要論著。

這種地理觀遍佈於古今中外的史籍文獻之中，是「地理（氣候）決定論」的思想基礎。法國著名政治學家和史學家讓·布丹（Jean Bodin，1530-1596）認識到自然環境的不同是人們的性格和行為方式產生顯著差異的根源。他把赤道與北極之間的土地劃分為三大區域，認為北方居民精力充沛，體魄強壯，南方居民體力不佳，但機智精明，而居住在南北區域之間的民族則既有北方民族的體魄，又有南方民族的才智，因而創建了偉大而卓有成就的帝國。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1689-1755）則強調地理位置伴生的氣候特徵對人類社會的巨大塑造力，認為不同地域的氣候狀況造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性格和行為方式。在寒冷氣候下，人們「便有較充沛的精力」，有較強的自信、較大的勇氣，而炎熱的氣候使人心神萎靡，「炎熱國家的人民就像老頭子一樣怯懦」。不單如此，土壤的肥沃或貧瘠也會塑造著不同的民族性格：「土地貧瘠，使人勤奮、儉樸、耐勞、勇敢和適宜於戰爭；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寬裕而柔弱、怠惰、貪生怕死」。特定的地理條件是社會行為方式和民族性格形成的要因之一，至今仍是我們觀察不同國家、不同區域人民性格和行為差異的重要分析視角。我們經常關注和討論的「陸地文明」和「海洋文明」，「島國特質」和「大陸特質」、「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南人」和「北人」、「京派」和「海派」等充滿地理特徵的概念，至少從側面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中不可否認的地理印記。

地理條件也是政治發展的深層次動因。在孟德斯鳩看來，人們所處之地理位置、地形等因素決定了不同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形式。土地肥沃的國家常常是「單人統治的政體」，土地不太肥沃的國家常常是「數人統治的政體」，「居住在山地的人堅決主張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則要求由一些上層人物領導的政體；近海的人則希望一種由二者混合的政體」；「島嶼的人民比大陸的人民愛好自由」。是不是有點地理宿命論的味道呢？是有些過度強調自然環境對萬物之靈的影響力和塑造力吧，但也不無道理。

孟德斯鳩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論法的精神》中提出了「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氣候、土壤、國家疆域的大小對一個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風俗等有巨大的影響。圖為1748年初版的《論法的精神》扉頁。

以今日之眼光審視，古典思想家的「地理（氣候）決定論」無疑具有顯而易見的歷史局限性，各種片面武斷的論點躍然紙上，然而，即便近現代以來，地理環境對行為體的重要影響及其意義也是不容低估的。中國哲學家馮友蘭（1895-1990）曾經論述了大陸國家和海洋國家對人們思維、社會組織方式的影響及其不同的演進路徑，同樣強調地理因素是社會發展的深刻背景。英國知名史學家阿諾德·托因比（Arnold Toynbee）更是延續了古典思想家地理決定論的思路，認為文明往往誕生於艱難的挑戰性自然環境（包括地理位置及其所決定的氣候、地勢、地貌和資源稟賦等）和非自然環境之中。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悠久的歷史進程中，雖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影響的程度有所不同，但自然地理條件始終都是社會性格、人類文明及國家政經發展的基本背景。

第二，近現代以來的「地理影響論」。進入近現代以後，伴隨著技術進步和工業革命的腳步，人和自然環境的關係開始發生革命性變化，人類認識和塑造大自然的能力不斷躍升，他們從自然環境的被動承受者逐漸轉化為主動影響和駕馭自然的能動者。先天的地理條件對人類社會帶來的決定性影響轉趨弱化，傳統的「地理決定論」逐漸讓位於「地理影響論」。

「地理影響論」認為，時代的發展使得傳統的「地理決定論」已經不合時宜，但作為人類發展的基礎性條件，地理因素仍具不可忽視的政經意義。地理條件對人、社會、國家的影響不言而喻，是生存環境、國民性塑造、政經發展、國家權力構成、對外戰略思維和行為、國際關係演進的基本背景和分析基礎。阿諾德·托因比、阿爾弗雷德·馬漢、哈爾福德·麥金德、吉烏利奧·杜黑、弗里德里希·拉采爾、魯道夫·契倫、卡爾·豪斯浩佛、哈羅德·斯普勞特夫婦等不同時期的學者，從不同視角考察了地理對國家行為和國際政治的巨大影響。當今世界，地理、人口及其相關的資源分布以及技術發展等要素是國際政經研究和實踐的關鍵變數之一。

可以看出，學界充分肯定了地理條件在國家行為和國際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但也意識到科技發展和國際環境的演進逐漸削弱了地理因素對行為體生存發展的傳統威力：前者提供了工具和手段，後者則提供了動力和空間。在全球化時代，這種新型地理觀無可辯駁。

一方面，全球性運輸和通訊技術突飛猛進。對大多數人而言，規模化、便捷化、商業化的巨型海輪、高速列車和大型客機等眾多現代化工具不再高不可攀和遙不可及，大眾化的信息通訊工具的應用早已是稀鬆平常之事，連接世界各個角落的「觸手」頻密而高效。其影響無遠弗屆，其意義非同小可，不僅大大降低了國家之間、人民之間的交易成本，而且相當程度上消除了國家間互動長期存在的地理障礙。

歐洲之星高速列車以199英里（約320公里）的最高時速穿越英吉利海底隧道，連接英國和歐洲大陸，2.5小時內即可從倫敦抵達巴黎或布魯塞爾。

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為國家間往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憑藉高新科技工具，以「開放」「自由化」為本質特徵的全球化打破了國家之間根深蒂固的物理邊界，促進了人、商品、技術、投資、信息和觀念的全球性流動。全球化為所有國家都預設了發展的無限可能性，隔絕於這個無法阻擋的世界潮流的行為體，無疑將喪失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機遇，最終會為天下人所恥笑。絕大多數國家已經認識到這股浩浩蕩蕩的歷史大勢對主權國家的重大意義。撤除曾經的對外政策藩籬和機制障礙，融入互聯互通的世界政經體系，是它們利用和因應全球化的基本取向。

在這種背景下，地理對行為體的傳統影響不再那麼廣泛和顯著了，也不再具有那麼重大的建構性和決定性意義。它與歷史、技術、規模、體系、行為等要素相輔相成，並演化為國家和國際問題研究的變數之一。

第三，地理因素對小國的影響仍然顯著。對規模懸殊的眾多國家來說，上述一般性規律的適用性和影響程度是不盡相同的。規模越大的國家，傳統的地理效應就越淡化。與此相對，對絕大多數小國而言，地理條件仍是塑造其政經發展和行為的重要背景。為什麼地理條件迄今仍是影響小國的關鍵因素呢？

其一，「小」顯著「放大」了地理效應。綜合能力和技術工具是應對地理局限的根本途徑。在傳統的地理效應日漸淡化的今天，人口和領土規模狹小、資源有限仍是絕大多數小國的共性，這意味著其經濟稟賦存在先天不足，認識和駕馭自然環境的能力相對薄弱，因應地理障礙的技術工具乏善可陳。它們依然處於國際政治經濟的邊緣地帶，與世界政經中心接觸和往來的能力仍顯匱乏。因此，相較大而強的國家，小國受制於地理因素的程度更為顯著。

其二，單一性強化了地理效應。因為「小」，小國的地理氣候特徵和經濟結構更為單一。較大國家意味著更大的地域、更多元的氣候和更豐富的地理特徵，這相應造就了多樣化的文化和差異性的人民，最終對國家的政經發展構成複雜多變的影響。與之相對，單一化的小國帶來的往往是小型均質群體，對政治進程的影響更為直接和突出。

與此同時，單一經濟特徵促使小國不得不依託外部環境來彌補自身能力的欠缺和多元化需求的不足。許多小國都是單一經濟體，主產品寥寥無幾，我們不能指望諸如「香蕉之國」「油氣之國」這樣的單一經濟體天天以吃香蕉、喝汽油度日吧？對外貿易或外需乃是這些小國社會生活正常運轉的必由之路。在總體經濟實力薄弱的情況下，自然環境所賦予的資源和價值顯然是小國滿足這些需求的交易籌碼。因此，特定的地理條件是制約或促進這些小國政經發展的要因之一。

「香蕉共和國」是一個經濟體系屬於單一經濟（通常是經濟作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擁有不民主或不穩定的政府，特別是那些擁有廣泛貪污和強大外國勢力介入之國家的貶稱，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國家。該辭彙於1904年由美國作家歐·亨利在Cabbages and Kings 一文中首創，歐·亨利以虛構的Republic of Anchuria來影射被美國控制的宏都拉斯，稱其為香蕉共和國。圖為2011年，在騷亂過後的街頭賣香蕉的一名宏都拉斯婦女。

其三，地理稟賦是小國政經價值的重要標識。由於資源和實力的嚴重缺陷，小國存在著顯著的外部依賴性，外部世界是小國生存和發展的依託。小國如何從外部世界獲取政經利益呢？這當然要看它們在大國眼中的價值了。在政經大國看來，小國所能提供的經貿好處十分有限，而與地緣政治經濟相關的因素則是衡量小國價值的關鍵指標。小國的特定地理位置對應的是其在世界地緣戰略版圖上的價值以及特定的戰略資源。這既是大國重點關注的指標，也是影響小國政經發展的重要因素。

其四，開放性增加了小國對包括地理在內的環境的依賴。開放性是小國的基本特徵，是小國外部依賴性帶來的必然結果。然而，在一個開放的系統里，自然環境和國際背景具有明顯的滲透性，系統也逐漸產生了對環境的強烈依賴性。對地理條件的依賴一直伴隨著小國的政經發展過程。

其五，全球化進程強化了小國地理位置的敏感性和可滲透性。技術的突飛猛進和全球化的演進帶來的一大影響是，大國對小國的滲透性和便利性越發明顯。對於一些在世界地緣戰略版圖上佔據「節點」地位的「小要國」而言，它們身不由己地成為主要大國戰略博弈的是非之地。這既會帶來可觀的政經利益，但也可能不幸淪為大國逐鹿的場所，其中隱含的戰略風險不言而喻。

喬治亞地處高加索地區，位於亞歐大陸心臟地帶，毗鄰黑海的地緣優勢使得喬治亞成為了重要的石油轉運地。喬治亞是美國主張的石油管道——巴傑管道西出的必經之路，也是美俄角力的焦點。

總之，在地理效應明顯弱化的全球化時代，由於「小」所衍生的局限性，相較大的國家，地理因素對小國政經發展及其行為方式的影響依然十分突出。那麼，這些突出的影響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二、小國政治發展中的地理效應

規模和地理的雙重效應對小國的政治發展具有特別影響。特定的地理位置、地區政治環境和國土形狀等因素是塑造小國政治發展路徑和方向的重要背景，是觀察小國政治演進不可忽視的分析變數。

第一，地緣環境對小國政體選擇的直接影響。在小國的政體選擇上，除了全球性政治環境和時代潮流帶來的總體影響之外，地區政治環境發揮的作用尤為顯著。內陸國和與毗鄰大國的小國往往會主動選擇順應周邊政治環境，它們具有追隨地區性政治潮流的強烈傾向性。由於存在封閉性和偏狹性的地理特徵，島嶼國家的政體選擇傾向則更多源於內在社會需求和殖民歷史的影響。

統計顯示，小國在民主機制選擇中具有顯著的地區性特徵。總體來看，在各地區小國的民主國家比例中，歐洲小國（78.6%）、北美洲小國的民主國家比例（83.3%）遠高於其他地區，南美洲小國次之（60%），亞洲（13.6%）和非洲小國的民主國家比例（23%）較低。與此同時，在同一地區內，國家規模與民主程度並沒有突出的相關性，小國的民主表現僅僅略勝於大的國家。

由此可見，小國的政體選擇與民主表現具有強烈的地區性色彩，其政體選擇往往深受國際環境、尤其周邊政治環境的影響。究其根源，脆弱性所導致的外部依賴性、尤其是對周邊政治環境的敏感性和依賴性決定了小國的這一政治選項。具體而言，毗鄰大國和強國是地區政治環境形成和發展的主導性力量，與這些實力派維持良好關係是小國生存發展的關鍵策略。一般來說，地區性大國對鄰近的「異類」「異己」並不淡定，如同個體，它們更親近和支持與其同質或相似的鄰邦。這客觀上誘發和鼓勵著小國向這些地區大國的政治社會價值觀看齊和靠攏。

因此，儘可能認同和順應地區總體發展環境、主流政治思潮及價值觀，增加與周邊國家、尤其大國的趨同性和認同感，是小國改善外部環境、維護和促進政經利益的理性選項。

第二，島嶼特性增加了小國的社會共識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地理位置與民主程度高度相關。由統計可見，在內陸國家中，小國的民主國家比例為37.04%，較大國家為18.75%；在沿海大陸國家中，小國的民主國家比例為44.68%，較大國家為37.50%；在島國中，小國民主國家比例為71.05%，較大國家則為50%。由此可見，小國民主體制選擇的概率大於規模較大的國家，島國民主程度高於沿海國家和內陸國家，規模和地理因素均是政體選擇中的重要變數。

島國特性與民主的相關性同樣不可忽視。相較規模大的國家和地理未被隔絕的國家，「小島國往往更加民主。」與國際體系的相對分割使小島國遠離了戰爭的摧殘，同時也形成了較為適合民主機制發展的政治環境。關於地緣因素對小國政治發展的影響，怎麼強調都不算過分。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小國民主和經濟發展的顯著地區性特徵。規模和地理的雙重效應可以解釋許多小國的政治行為。

歐盟成員國塞普勒斯是位於歐洲與亞洲交界處的一個島國，處於地中海東部，面積9251平方公里。1960年，由英國、土耳其、希臘、塞普勒斯四方共同簽署了《倫敦-蘇黎世協定》宣布塞普勒斯獨立，並在塞島成立民主政府。

其一，民主機制是小島嶼國家的社會選擇。許多小國都是島國，島國沒有鄰國。傳統上，這可能意味著它們不太可能因外部行為而造成內部動蕩。由於島嶼一般很難逃離，島國對人民的控制更為嚴密。無法逃離的人民對壓迫性政府的抵抗更為極端和激烈，或者因為缺乏社會流動性，民眾更為依賴合適的政體。因此，島嶼國家和諧的內在需求使得民主機制更有可能成為緩解社會矛盾的理性選擇。

其二，自由貿易是政治民主化的催化劑。由於高昂的運輸成本，島國在經濟方面更為孤立。與此同時，對外貿易又攸關小國的經濟發展。在西方民主國家主導世界貿易格局的情況下，小國的對外貿易離不開西方國家。因此，在西方國家四處兜售自由民主概念的國際背景下，與西方民主國家的貿易關係構成了小國民主化的經濟動因。民主顯然是小國維持與西方關係、促進對外貿易的「敲門磚」和「催化劑」。

其三，島嶼特徵強化了民主政治氛圍。認為地理環境對小國政治民主存在正面作用的學者認為，規模小和地理隔絕性是小國較大的國家更為民主的重要原因。規模和島國隔絕性增強了島國的「態度同質性」，從而更有利於孕育民主政治氛圍。另外，規模小與隔絕性往往相伴相生，相互關聯，並相互強化，既是小國與島國存在許多共性的成因，也共同塑造了小國的獨特政治發展模式，並提高了小國民主化的程度。

其四，島國性質與其所建構的態度同質性對民主選擇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島國的關鍵特性在於其遠離世界政經中心的地理位置。地理偏遠增強了小島國的態度同質性和社會凝聚力，激發了小島國民眾相互同情、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的社會意識。由於需要共同面對偏遠和隔絕帶來的諸多不利因素，小國人民往往傾向於擱置國內意識形態爭執和種族分歧，採取共同認知來應對社會問題。同時，由於規模有限，領導人和人民之間的管理層級很少，兩者之間有更多、更開放的溝通渠道。這些都使小島國居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政治人物並參與到政治過程中，促進政治家對民意的回應及其社會責任感的增強，這最終當然有利於小國民主環境的塑造。

第三，領土形狀影響著小國的政治過程。不言而喻，國土形狀具有顯著的政經影響。一方面，合適而周全的政體形式是化解領土分離產生的「距離難題」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地理分離或國土破碎使得小國在人口、文化、歷史和族群等方面都產生了更顯著的多樣性，某一島嶼上的居民很可能擁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傳統，這就增加了國家的類別異質性，使得社會利益更為分散多元。這種社會利益結構意味著政體和政治過程需要顧及不同的階層，從而對政治發展帶來各種要求和影響。

太平洋中西部島國吉里巴斯由33個島嶼組成，東西延綿約3870公里，南北約2050公里，陸地面積總合812平方公里，水域面積350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唯一地跨赤道、橫越國際日期變更線的國家。截止2012年，吉里巴斯人口為10萬人，散佈於33個珊瑚礁島。

領土形狀影響小國政體選擇的一大突出表現是，群島國家更傾向於聯邦制和兩院制。普遍來看，地理的分離性使得國家在政體選擇上必須適應特別的社會利益需求，即保證國家中某一島嶼不受另一島嶼的「主宰」。這種地理特徵對小國政體的影響更為顯著。兩院制和聯邦制意味著政治上的更大代表性和獨立性，理論上保持了較大島嶼和較小島嶼之間的利益平衡，確保了一國之內較小島嶼不受較大島嶼主宰的局面，滿足了島嶼間的利益關切與自治訴求的政治願望。事實上，這一政治安排在一些小國確實起到了增強政治穩定性、緩和社會矛盾的積極作用。

不難看出，地理因素對小國政治發展的影響源於「雙重壓力」。一方面，特殊的地緣環境增加了小國實施民主政治的外部壓力，這可能是小國民主選擇極具地區性色彩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島國政經的孤立性和破碎的國土形態則蘊含著內部對立和對抗的可能性，從而提高了社會穩定取向的民主壓力。這既是小國民主傾向性的內在動力，也折射出了小國政治發展中存在的顯著地理效應。

綜上所述，作為一個對外部環境高度敏感和依賴的國家類型，地理因素對小國政治發展的影響特別深遠。在很大程度上，小國政治發展往往取決於它們在特定國際背景下所處之地理位置、所在之地緣政治環境及所具之國土形狀等地理因素提供的獨特條件。然而，地理效應當然不會僅僅作用於小國的政治發展進程，其影響同樣產生於小國的其他諸多領域之中。小國的經濟發展和對外關係中的地理效應又當如何呢？這是下一篇文章闡述的問題。（文/韋民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本文相關文獻援引列表如下：

[法]布丹：《論共和國》，轉引自：[英]亞·沃爾夫：《十六、十七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52-656頁。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70-271頁。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第336-337頁。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第334頁。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第334-335頁。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第337頁。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商務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1頁。

[美]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頁。

[美]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年版，第61-89頁。

統計整理資料來源：民主程度源自Freedom House 2010年數據。地區小國統計信息主要參考中國外交部網站。南蘇丹信息缺失。

數據統計資料來源：民主程度源自Freedom House 2010年數據；地緣特徵信息主要參考中國外交部網站。南蘇丹信息缺失。

Dana Ott, Small Is Democratic: An Examination of State Size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New York: Garland, 2000, p. 128.

Axel Hadenius,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61-62; pp. 122-127.

Robert Faris, Unto Themselves: Insularity and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99, pp. 8-9; p. 24.

Dag Anckar, 「Why Are Small Island States Democracies?」 The Round Tabl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1, Issue 365, 2002, p. 378; David Lowenthal, 「Small Tropical Islands: A General Overview,」 in H. M. Hintjens and M. Newitt,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mall Tropical Islands, Exeter: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8-19.

Carsten Anckar, 「Size, Insularity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9, No. 4, 2008, pp. 211-229.

Dag Anckar, 「Noncontiguity and Political Architecture: The Parliaments of Small Island States」, Political Geography, Vol.15, No. 8, 1996, pp. 697-713.

轉自「一枚石頭」微信公眾號（yimeishitou），騰訊文化合作媒體，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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